陶公與小蔣的故事，是頗令人動容的。桑品戴標舉此事，欲對比出「現在，民主了，言論自由了，但跡象卻顯示掌權者對言論的輕忽甚至蔑視」的結論，其心思何需多猜？尤其呂副總統印尼行回來後公開宣稱將對媒體「敬而遠之」，陳總統日前對外國友人明言台灣媒體不值得信任，桑品戴此文一出手，就暴露了他想借此「古」來諷何「今」。然而桑品戴所刻意標舉的「讀書人的良心」，難道只是剩下緬懷「哲人典型」的剩餘價值嗎？

讀書人的良心，是一種知識份子（或傳統點兒說：士大夫）的內在信仰，它的存在，不是建立在「當權者的敬重」之上，而是建立在知識份子的「價值自覺」之上，正所謂「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它的可貴，它的可歌可泣，就在這種死生以之的堅持與卓絕。小蔣尊重陶公，無加於陶公的高行，小蔣不尊陶公，也無損於陶公的令名，這才是「讀書人良心」的價值之所在（相反的，陶公受尊於小蔣，獲益的可是小蔣）。放諸桑文所謂的專制獨裁時期，亦莫不然。可惜桑品戴雖提到「讀書人良心」這個概念，卻只是念念不忘當權者對讀書人的「尊重」，說他緬懷陶公的哲人典型，不如說他緬懷「當權者尊重讀書人」這個「理所當然」與「歷史偶然」。

何況，陶公畢其一生所彰顯的人格典型，難道不值得大書特書？在無品無行的言論充斥的現在，難道對當代的知識份子（文字工作者？）沒有一點點值得自省與效法的地方？不向此處尋求「陶百川的象徵」，卻於當權者對知識份子的敬重去求「陶百川的象徵」，真是辱沒了陶公。甚至我們可以「小人之心」以度之，桑品戴不過是假陶公之令名，去伸張知識份子（文字工作者）的言論必須被認可、被尊重的「特權」而已！說白點，就跟媒體拿著「觀眾知的權利」去伸張其「不得被拒絕」的特權是一樣的！

從桑品戴的結論也可以看出他缺乏自省的人格面。「陶百川先生晚年的落寞，難道是宣示知識良心的式微或死亡嗎？」如果知識份子有「良心」的自覺，在專制時期的文人都不怕砍頭而代代相承了，難不成民主時代的知識份子反而有所忌憚而「喪盡天良」？知識良心的式微或死亡，不在當權者的態度，而在知識份子是否能「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而已！桑品戴，這樣子你懂嗎？

餘論：
桑品戴此文還有幾點我不甚滿意的地方：

1.雖然中國文人的良心值得歌頌，但需要拿西方所謂的黑暗時期做「背景」，來凸顯中國精神文明的光輝嗎？「也因為有這份良心在，中國任何一個朝代的專制政權也比西方幾個著名的黑暗時期顯得光亮」這句話我覺得很有語病，或者說，十分的阿Q。
2.「對讀書人的敬畏，即使自負如毛澤東、專橫如秦始皇，也未二致」？我真的想看看桑品戴提出實例來證明。據我粗淺的歷史常識，毛澤東雖讀書，卻是打擊知識份子出了名的，「臭老九」之名桑品戴不會不知吧？怎麼會認為他「對讀書人敬畏」？秦始皇則更不用說，「焚書坑儒」四字，幾乎讓秦始皇的功業大為蒙塵，說秦始皇「敬畏讀書人」，需要有很高段的歷史想像。也許有人會說，共黨裡像周恩來等不也是知識份子？秦朝中李斯等也是，沒有他們，毛、始皇也無法創建功業啊！不過，連平民出身的流氓皇帝劉邦、朱元璋都懂得「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的道理，也可以看出「使用讀書人」跟「尊重讀書人」是不同的。

陶百川的象徵 桑品載 2002.09.02　 中時晚報

蔣經國任總統時，聘陶百川任國策顧問，百川先生原不接受，經蔣再三敦請才答應，但向蔣提出一個條件：「我寫的東西，你一定要看。」蔣同意。後來蔣經國因糖尿病發，身體日衰、精神不濟，讀書已感吃力，便婉轉相告，請他少寫一些，但是陶百川說：「該寫的，我還是要寫。」

即使在專制獨裁時期，文人抒時論政，也未嘗中止，這種精神，在歷史中與文字獄一直處拉鋸狀態；當有人頭落地時，看似有權的一方贏了，但只要後繼者有人，被砍頭的也沒有輸。中國稱此現象為「讀書人的良心」，這份良心長期來都成為苦難軟弱中國人民不移的信仰；也因為有這份良心在，中國任何一個朝代的專制政權也比西方幾個著名的黑暗時期顯得光亮。

包括毛澤東、蔣介石在內，他們都很用功讀書，帝制時，王儲的讀書成績，更成為他們日後權力的依據。儘管掌權者與讀書人之間的關係一向緊張，但掌權者愛讀文章，知道文章的厲害，對讀書人的敬畏，即使自負如毛澤東、專橫如秦始皇，也未二致。

蔣經國與陶百川的「約定」，甚至到了蔣經國因健康緣故不能讀書時還信守約定，更準確的說，是蔣經國對陶百川所象徵的那份知識良心的尊重；而陶氏的回答「該寫的，我還是會寫。」即是對那份良心的執著！

>>知識良心的式微或死亡，不在當權者的態度，而在知識份子是否能「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而已！

陶百川在其自傳「困勉強狷八十年」裡提到民國卅六年，上海流傳這樣一句話：「守法者死，違法者富，玩法者貴，毀法者富而且貴。」陶公在天之靈，不知是否仍有如此喟歎？

唯有良心才懂良心。巍然兀立、獨抗千層浪的志節固然可感，「人不知而不慍」的修養更是惟君子為能的風度。桑品戴，請細味之！

2002.09.03　 中時晚報
不僅僅是紀念
中晚社評

紀念陶百川先生，有雙重意義：第一是面向過去的歷史探討，還原民主政治演進過程中，陶先生所起的決定性作用。其二是面向未來，由陶先生的理念，反省民主政治及其理當堅持的終極價值。

最近對陶先生的紀念，最讓人感慨的是，幾乎不分朝野，都一致認同民主理念，追念陶先生的風骨，對民主人權的貢獻。然而，歷史未遠，當年曾發動追剿陶百川的警備總部、政戰系統以及相關的媒體，又將如何面對這一段歷史呢？難道歷史就只能在遺忘中前行？在國家權力與人權之間，我們如何建立一個防止濫權的機制，以避免陶百川被圍剿事件的重演？

反諷的是，當年有權力發動圍剿陶百川的人士，而今俱成在野，然而正是拜民主之賜，他們依舊可以批判當今政壇人物，而不必再有當年陶百川的憂慮，更不需要另一個陶百川出來保護。但另一方面，當年被圍剿的一方，包括了黨外（不止是現在的民進黨人而已），曾因迫害而憂心不已。如今權力在手，卻也不乏另一種濫用權力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