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自由的界限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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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秀雄 於 2002/06/17 01:2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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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自由的界限何在? 戴秀雄 於 2001/12/16 21:27 這一點在實定法上來說，我國憲法規定得太過簡單，除了聲明憲法保障這樣一個自由，其餘的就再也沒有進一步的規定。換一句話來說，在我國對於媒體自由由定義開始，一直到實質的保護事實上都是依靠學說來補救。當然，這並不是媒體自由在我國向上特有的情況，而是整部憲法裏面人權章典的部分都太粗糙簡單。理論層面上，媒體自由所保護的範圍極為寬廣，事實上也只能很籠統地定義，也就是一切與出版、放送有關的活動。包含上自資訊的取得、再處理，一直到成品的播送或者發派。因此受保護的範圍也包含了編輯的不可干擾性，同時允許在面對公權力拒絕透露消息來源。 大體上來說，作為一個憲法上所保障的權力，媒體自由在與其他憲法上所保障權利發生衝突時自然會被拘束到，但是這只是一個很概廓的基本原則。舉一個例子來講，對於青少年以及他人的名譽就不是可以任由媒體可以隨意侵犯的。以新聞為例，讓我們從資料的取得開始。一般所謂人民知的權利其實只包括一般人都可以接觸得到的資訊來源，他人隱私、企業的經營資料以及行政機關的非公開檔案都不屬於所謂知的權利所保障的範圍。這一點在台灣經常被無限上綱化，其實也是台灣媒體亂象的來源之一。 但是對於媒體資訊的取得則不受這種限制。甚至媒體以非法方式取得資訊一樣也受憲法保障媒體自由的保護。但是要注意的是，非法取得資訊並不是真的了無限制的。因為非法取得資訊只有當這個消息對公共利益極為重要，而且這個公共利益比起為了取得這個資訊所違背的法規要明顯重要時，才真的受媒體自由的的保障。在這裏我要提上次中晚報社被搜索的事情為例。基本上，媒體自由保障媒體追蹤任何刑事案件的進程，但是這表示沒聽人可以直接參與不公開的偵查庭或者直接取得檔案中的筆錄。畢竟，被檢察官訊問的人一樣有名譽的問題，同時偵訊內容的公開很可能造成嫌犯串供，而造成刑事追訴的困擾。 如果當時中晚以不合法的方式取得這份筆錄並且加以公開，以我各人的看法，反正証檢察官日後會決定起不起訴，並且將證據及考量內容列出來，讓一般民眾早一些知道這些東西所帶來的公共利益，相對之下絕對比不上所可能造成的嫌犯串供對公共利益造成的傷害。在這種情形下，一方面檢察官們可以自始拒絕媒體的知悉偵訊內容，在偵訊內容洩漏之後，應該也可以阻止偵訊內容的公開與傳播。這時候，在我國憲法上開始出現下一個漏洞，在國外有類似情況的時候，其實已經都有現成訂好規範知道如何處理。在美國是由最高法院，德國是由聯邦憲法法院，可以決定這種情況下是否可以禁止一個特定消息的公開或者拖延其公開以及傳播的時點。這一點在我國根本付之闕如。 在這裏我要再一次強調人權以其法律上其他的東西幾乎都是相對性的，一般而言，只有生命的保護以及對人性尊嚴的保護才有絕對保護可言。因此這樣的結論看起來好像對民主社會是極為嚇人的，但是這是因為現實界不是凡事可以黑白分明、一刀兩斷的事實而來。重要的是，對媒體自由的限制必須是一種極端的例外，不可以輕易地放縱。 記得在中晚事件爆發當時，大部份爭議留在報社究竟可不可以搜索，其實犯了把具體個案以整體原則來看的錯誤，也就是概化的問題，反而忽略了個案中特有的事實。當時，只有王健壯提出了一個在美國發生過的案例，重點是在機密的取得與公開。可是王健壯忽略了當時美國最高法院是判決推後當時這個祕密名單公開的時間。要知道，在什麼時間公開或傳播資訊與意見是言論自由以及媒體自由最重要的保護項目之一，最高法院可以推遲發佈一個消息的時間已經充分表達出媒體自由的相對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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