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問我關於記者啟蒙，記者算不算是勞工？記者應不應該加入工會？
我始終忘不了徐瑞希眼中淡淡的遺憾與哀愁。

一九八八年中國時報爆發鄭村棋、吳永毅等人籌組工會風波時，還在
台大校園念書的我，心中就已隱約覺得，記者這一行應該跟勞工脫不
了關係，否則為何資方要來搶奪工會主導權？

不過，當時勞工意識只是我對記者這項志業的週邊想像而已。我腦海
中對於記者這種人浮現的主要輪廓，是以揭發美國水門案的那兩位華
盛頓郵報記者為藍圖，然後再填入我對記者伸張正義與追求真相的種
種想像。至於華盛頓郵報那兩位記者是否具有勞工意識，似乎無關宏
旨。

到了一九九一年三月聯合報爆發徐瑞希事件時，在軍中待退的我，已
經清楚希望走上記者這一行。儘管我仍抱持對於水門案的美好憧憬，
但徐瑞希只因撰寫「翁大銘以後戲怎麼唱」特稿──文中提及翁大鉻
與黃少谷之子黃任中友好──就遭與黃少谷關係良好的聯合報老板解
雇，這麼不合理與不公義的事件，卻讓我對記者志業的想像增添不少
義憤填膺情緒。

幾個月後，我如願成為某家報社的市政組記者，歷練台北市捷運局、
社會局、市議會等路線後，沒多久就被調到政治組主跑社會運動、民
進黨新聞。緊張忙碌、充滿好奇與挑戰性的新生活，讓我一頭鑽入
「準水門案記者」的自我期許中，腦海中根本沒有空間可以容納對於
勞工意識的思考體驗。

然而，勤奮敬業、戰戰兢兢幾年下來，雖然我對記者工作已逐漸駕輕
就熟，雖然報社對我的表現有頗高評價，我卻從來沒有跑過類似水門
案的新聞。在此同時，我卻逐漸感受到新聞界某種自我膨脹與自大虛
矯的氣氛，膨脹虛矯到只以權勢邊緣人為榮，卻對最基本的新聞工作
權益視而不見。

我看到不少資深前輩、大報記者是標準的「社外一條龍，社內一條
蟲」，他們在跑新聞時以與政商權貴稱兄道弟而自我誇耀，自認具有
待價而沽的高檔行情而不怕失業，並視工會如洪水猛獸，深恐造成資
方任何不悅以致影響其地位行情。

從勞基法明文涵括新聞媒體的法令規範來看，記者是勞工殆無疑義，
記者加入工會以團結爭取權益更題理所當然。但國民黨政府丟掉大陸
後餘悸猶存，以致在台灣戒嚴體制下長期打壓工會與扭曲勞工意識，
加上記者這一行的職業特質，確實與朝九晚五上班族或一般藍領工人
截然不同，凡此種種皆使得新聞工作者缺乏勞工意識、媒體工會體質
薄弱。

即使如此，徐瑞希事件仍已清楚顯示，就算記者的「權利」、「義務」
與藍領勞工相去甚遠，以致記者不容易自認身為勞工，但記者的工作
權卻可能比藍領勞工還要脆弱。如果記者的工作權可以被任意剝奪，
記者想要追求的新聞自由、新聞自主又怎麼可能存在？

我雖然在這些反思基礎上一步步確立自己的勞工意識，但是，我碰到
的尷尬狀況卻是：我所服務的媒體根本沒有工會。而且，報老板對工
會更充滿疑慮與反感。

當時適逢這家報社蓬勃起飛、全面發展，財力雄厚的報老板不但以大
贈獎刺激報份，更大幅提升員工薪資待遇，在員工薪水連年三級跳的
「人人感念老板德政」氣氛中，談籌組工會實在太過沈重。

我必須承認，在那種大氣氛下，我沒有足夠的勇氣站出來籌組工會，
我也不認為那是籌組工會的最佳時機。我的優先選擇，是與一群志同
道合、包括自立工會重要成員的同業好友組成讀書會，固定討論關於
新聞自主、自律、媒體工作權議題，希望做好準備與伺機而動。

一九九四年七月爆發的自立晚報股權轉移風波（又稱「自立事件」），
讓我們這個讀書小組找到一個重要著力點。我們積極參與「搶救自立」
行動、舉辦「九０一為新聞自主而走」遊行，並在跨媒體南北串連後
成立「台灣新聞記者協會」。

儘管華盛頓郵報那兩個老外記者以及「水門案」仍然非常遙遠，中時
工會事件與徐瑞希事件的主角，卻已一一出現在我的面前。

台灣社會過去缺乏由基層新聞工作者組成的自主性新聞專業組織，也
缺乏橫向連結媒體工會的跨媒體工會組織；因此，記協成立過程中同
時承擔上述雙重期待。

鄭村棋、吳永毅曾經積極參與記協籌備，並且大力鼓吹工會路線，也
得到不少記協朋友的呼應；但較多數記協朋友主張以新聞專業為核心、
與媒體工會保持密切合作的專業路線，因此記協最後是以新聞專業團
體的面貌出現，並與後來成立的大眾傳播產業工會聯合會（大傳聯）
保持合作。

在這個過程中，鄭村棋、吳永毅等人為爭取勞動者不受剝削而長期奮
鬥的努力，對於我們這些後輩產生很多刺激與影響。對我個人來說，
學生時期對鄭村棋演講留下的深刻印象，能夠在記者生涯實際印証，
更是一種難得的啟蒙經驗。

我還記得，在某次爭取工作權的行動中，當我與記協朋友踏進中央日
報辦公室，向社方表達不應違反勞基法解雇記者的那一刻，原本非常
抽象的勞工意識突然變得無比清晰。我們並非執意要跟媒體資方作對，
但我們必須爭取做為勞工的基本保障與尊嚴。

一九九七年底，當我以記協刊物「目擊者」總編輯身份專訪徐瑞希時，
徐瑞希的現身說法，讓我對記者工作權遭到不當剝奪時陷入的掙扎困
境，有著更深刻與更真實的感同身受。

徐瑞希這樣描述當時的心情：「我也曾經當過很多年的蟲，儘可能不
要去招惹老闆，說實在的，如果不是把我逼到牆角，如果當時還有一
些轉圜空間，我有可能再回去當一條蟲吧。」

在報社要她「認錯」時，她明白自己已經退無可退，但她仍堅持是非
黑白要分清楚，因此她的回答是：我沒有做錯什麼，你們要我怎麼認
錯？

於是徐瑞希選擇與聯合報打官司。一、二審都贏，聯合報要求和解時，
她強調只要社方登報認錯，她可以一毛錢都不要。但官司三審被駁回，
此時律師勸她「對法律人而言，所謂的正義，就是透過一些實際的經
濟利益來得到」，加上她快生第二個孩子了，所以決定接受和解。

事隔多年後，徐瑞希說，如果可以重來，她一定控告到底，輸了就認
了，不會選擇和解。

她這樣回憶記者生涯的兩度挫敗：「我最早對記者工作產生懷疑，是
我在中國時報的時候，那時候發生鄭村棋他們工會的事情，我也參與
簽名支持工會，但很多平時在報紙上鼓吹自由開放的老記者不但不簽，
還發動拒簽，幫老闆策反，我當時在想，這就是我所知道的自由派記
者嗎？那是我對新聞工作第一次的幻滅，聯合報這次已經是第二次的
幻滅。」

「我一心只想跑好新聞，那種感覺就像是自己的初戀……為了它還去
念碩士，因為想當一個政治專業記者……可是到最後卻是以這樣的方
式被迫結束掉記者生涯，很痛苦的治療傷口後，把自己美麗的夢想束
諸高閣，有些時候想起來真的很殘忍」。

按下快門的那一霎那，我看見了徐瑞希眼中難以形容的淡淡遺憾與哀
愁。

我想，只有身歷其境，才能真正了解一個小記者獨立對抗龐大資方的
無力感，才能真正體會一個小記者與社方對簿公堂所必須付出的時間、
精力與金錢負擔，也才能真正認清一個記者必須堅持的專業價值與工
作尊嚴。

幾年後，我有機會受邀參訪日本「讀賣新聞」，看到日本新聞工作者
在經濟不景氣聲中，仍然堅持以「春鬥」行動爭取基本工作權益的強
悍與決心。「讀賣新聞」工會幹部告訴我，他們願意在經濟不景氣聲
中與資方共體時艱，但共體時艱不能被無限上綱而任意剝奪工作權，
這是他們的基本立場。

後來，我來到當初鄭村棋、吳永毅曾經待過的這家報社。等到轉換工
作的適應期告一段落後，我主動走進報社工會，填表、交錢、入會，
此後每個月由薪水單中自動扣除工會會費。

儘管大環境持續不景氣，儘管不少人質疑工會作為令人失望、工會功
能不彰，但我仍然相信，加入工會是新聞工作的重要環節。

對我來說，這是做為新聞工作者的基本自覺。自覺受顧者應保有基本
工作尊嚴與權益，因此無法接受資方只考量利潤而剝削員工基本權益，
更無法接受資方只因主觀好惡等因素而違法剝奪工作權，因為這正是
做為一個人──不論身份是不是記者──的基本人權與尊嚴。

你就是台灣很典型的記者.....

一九九七年底，當你以記協刊物「目擊者」總編輯身份專訪時.
你可否記得用鏡子照一下自己的嘴臉呢?
你是否曾經拿起中國時報.或記協刊物「目擊者」.回想一下;你們做了那些事呢??

當你以一個小記者獨立對抗龐大資方的感到無力感時
有沒有想過一個小老百，對抗龐大記者流氓顛三倒四,指鹿為馬的無力感呢?

從記協、目擊者，一路走來，從小記者到自由大報記者，甚至成了更大報的記者之際，捫心自問？記者先賢先輩，做了什麼？記者處境、自由度提升了嗎？當記協可以像花瓶到總統府暢言新聞自由時，新聞自由真得能在權力傲慢者之前，勇敢的不低頭嗎？

當記協一路走來，高唱新聞自律，媒體人也要自律，成立檢舉專線時，有多少記協幹部、監委可以抬頭挺胸地拒絕高官、高位的虛榮堅守崗位，不為利之所驅使？有多少人可以不受微薄金錢所誘，以坐不改名的胸懷，不會隱姓埋名躲在政治人物的背後幫他們出書，叫賣炒作、幫襯地吹捧這些政治人物的虛矯聲名。

徐瑞希是可敬的，不論她與聯合報是否和解；她的堅持值得後輩敬仰；當我們不斷地以別人的聲名炒作、累積個人的功蹟時，也請您學習從自身開始實踐吧！

閣下，如果您看到了，也請您想想：
１．記協成立多年，記者處境好了嗎？
２．如今自由有工會嗎？蘋果日報有工會嗎？當您頂著記協目擊者光環採訪黎智英時，能否請問這位資本家辦報的商人，蘋果日報是不是應該成立工會？如果您有心，也請您發揮專業水準進行調查採訪，逐一了解，蘋果日報從籌備到創刊超過半年多的時間，有多少人辭職、多少人被通知要求強迫離職，這些做好合不合法？要保障記者權益，不是應該這樣一針見血的把問題說出來？舞弄文字有何意義！
３．記協應該重新思考，一份在市場上販售的目擊者專業刊物，是不是在成立了這麼多年後，應該公開對外徵才，公開徵選一位有肩膀、有擔當，不懼、不畏，敢挑戰任何政黨、報老板的專業總編輯了，這才是真正專業、經得起時考驗、讓人尊敬的目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