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讀本論壇「連戰學歷特權」一欄，巫銘先生的文章精彩極了。謝謝延平旁聽生先生。
不過，我想由前述德國哲學家費希特前述的──「希望諸位有一種進而用自己的眼力去觀察」──主體性觀點，提出可能更重要的問題。

即，今天台灣的人文社會科學的指導者，甚至政治界的領導人物，可說都是由國外留學鍍金回來的人物，請問他們是否具備了費希特所提示的能力？泥土是研究台灣史的，就請以與台灣史相關的學者研究為例：

以下由三段重要的日據初期台灣史與一段戰後初期最受垢病的台灣省長官公署的出現來看：

首先，日據台灣初期在日本的攘逐殺戮政策下，1895至1896的一年間，我台灣先民人口銳減達80萬人，這只要將劉銘傳時代調查的322萬人加上當年的人口增加率所得，與1896年日本首次的臨時人口普查所得的250萬人相減，就可以得知；為什麼治台灣史的學者無人提及，探討我台灣先民這悲慘的史實？甚至在我們孩子的「認識台灣」的歷史教科書上，所見到的只是

「日本為對付台灣軍民英勇的守土抗戰，曾出動大軍鎮壓。台灣軍民戰死或遭殺害者多達一萬四千人」（國中認識台灣歷史篇頁59）
「最初，總督府常採取殘酷的報 復 性 鎮 壓，而濫殺無辜……」（國中認識台灣歷史篇頁59）

幾個疑問：
1. 請問這調查的出處，我未曾聽過，請賜告。

2.陳紹馨『台灣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一書，1890 台灣人口 250 萬人，次年1991劉銘傳 離開台灣。

3.劉銘傳時代清田賦 作了田產調查，從 1886做到1890為止。而日治時期1898--2003又作了一次，田 火田 達劉銘傳時代的 1.7倍， 以日治為基準，劉銘傳時期 59％ 的田養活 129％的人，這當中如何解釋？ 如果要說這是 1890劉銘傳當時有龐大的『隱田』，那麼，為什麼？ 誰有能耐勾結官府隱田減少田賦上繳？
假設劉銘傳時代有322萬人的說法能成立的話，人多丁賦收入就多，這種富豪少繳稅（隱田結果）， 一般人多繳稅（322萬人 vs 250萬人）又會造成什麼樣的結果？ 人丁數目在一般家庭有多少？ 新田多少？

看到“小人物雜談“，又看到“泥土”敬獻給附中建中大人物的偉大母校。
心生好奇，混進去看得洋洋灑灑，好生厚重與嚴肅。
果然是小人物所尊敬的大人物的“博雅”！
但是這也真讓小人物不解！既然是莊嚴肅穆的歷史，又有80萬那麼驚人的發現與探討，
其他內容，也有“自由人教育”下大人物的“人文素養”與探討精神。
這可不是雜談，這可是對台灣歷史寬闊突出的主體性識建，
何不立題如“試談台灣歷史的主體性”之類，大人物們的高見，洗鍊出，
可讓小人物們心仰而見識。
因為我們小人物的特質，就是會謙卑純樸而努力的去思考大人物的主體性創見，
以認識與步向台灣未來的共同體。

小人物的汗慢心情！

1. 官署名稱 台灣省政府 或行政長官公署名稱不重要， 豺狼披個花外套還是豺狼。
中國大陸的日據淪陷區，在國府接收一樣是貪瀆橫行。

2. 閣下的說法有意圖幫國府幫蔣介石幫陳儀正當化之嫌。

3.閣下此段的說法難道是站在台灣人的主體性嗎？

1945 8月 雖有日軍參謀與台灣仕紳如辜振甫等意圖 『台灣獨立』，惟總督安藤利吉阻止之，辜振甫也因此而入獄。此事不可以解釋成台灣仕紳當日本人的傀儡，這就像1949後的『外省人』落地生根，當年辜振甫與台灣日本人都是台灣人，想要在戰後自主，特別是辜振甫 許丙等人深知中國之落後腐敗，為了台灣更好的將來尋求獨立，結合原來台灣的統治機器，是個 軟性著路 soft landing 的務實方式，何況日本新敗，獨立後的台灣主導權必定是在台灣人這邊。

閣下的第三段我看不出台灣人的主體性。

閣下第二段，

>>>各地自動進行禁絕鴉片的運動，至1901年，禁絕成果極佳，近三分之一癮者成功，卻在日本殖民統治的宰制下，以管理中醫，破壞傳統醫療體系，嚴禁中醫發揮治病減痛的惡毒政策下，使我先民不能不再求助於鴉片的麻醉效果。

閣下說1901嚴禁中醫治病恐非事實，社會習慣不是一下子可以改變，日治初期西醫很少，人民一般也厭惡西醫，尤其是對打針與刀。曾有霍亂要強制打針，不少人逃避藏匿。
直到 1920 年中醫跟西醫人數才相同。 1917 年 死亡診斷書由中醫開的佔百分之五十五，比西醫還多。

說當時日人 嚴禁中醫治病減痛應非事實。
以閣下所引：

>>>「嘉義紳民假外較場王爺宮為神壇降乩之所，惟戒煙人等尚無房屋可棲，各庄運送竹、木、茅草，以助蓋造之需，今日肩挑背負者，更覺接踵於途，現已堆積如山矣」

這個只能顯示在西醫還不發達時，戒煙求助民俗療法的盛況，無法推斷到是否日本嚴禁中醫治病。 先民何以在1901 日治初期會自動戒煙毒？ 應該有外界刺激或變化，否則何以清領時期沒有？ 縱有此個案自動自發戒煙，但是，要全台皆如此，不能不說統治機器的有效運作。

閣下如果要以此來說為什麼沒有學者 對 『認識台灣』教科書先民被日本醜化嗜吸鴉片
，我想你的推論跟舉證恐怕有所不足。

這種動輒搞上別人母校吃豆腐的壞習慣應從連戰學歷那篇檢討起

這樣不好吧??????

小人物的一點自由自在的心情!!!!!!

“千百人”
呼風喚雨，調兵遣將，“千百”(還好沒有“萬馬”)奔騰，這可不是什麼優雅(art)的本質場面。是嗎？

“杜濫”
人家努力讀書，考上建中附中，我老建補，小時愛玩不用功讀書，考不上，看到大人物，
只有純樸的尊重與真誠的羨慕，我自己也反省檢討，在往後的人生，努力用功，
迎頭趕上，也許我也可能比大人物魯鈍，但我只要努力勤快，還是能補拙，
還是可以腳踏實地的走出我的人生前程，或者也安身立命。
您的“杜濫”推理，可不是我的自由(liberal)奔騰，您的“杜濫”
也沒有讓我學到“優雅”。

“權貴子弟學校”
我的同學考上建中附中的很多，他們的家境，有些比我們家還要清苦，我們家小時，母親幫傭，有些剩菜，媽媽會拿回來給我們吃，媽媽常說，大戶人家這樣浪費，我們應勤快節儉，我覺得當時媽媽說得有道理，常吃得很愉快，並沒有不平的心裡，
我有兩個考上建中的同學，偶而會來家裡一起吃媽媽拿回來的大戶人家的剩菜，
我們三個人常常一起去爬山，自由豪情浪漫而奔騰！
您的“推理”或我的“自由”，也許都可建基在比較“真實”的情境裡，會比較有可能顯出有意義的共識，而產出凝聚社會的共同體。如果把當年的建中和附中說成權貴子弟的學校，這是我萬萬不解的您的“推理”。或者您是為了什麼要這樣的“推理”??

“引起暴動”
您這樣輕鬆的“推理”，我就也“自由”的不回應你了!

很抱歉，在回應您的回應文以前，由於拜讀您「連戰」一欄的大文，所謂的

「我對華夏文化不止認為糟粕無須一顧，念多了不止機會成本太高，消耗腐蝕台灣人力素質，還進一步毒化奴化文明人心，使得台灣跟世界先進國的距離越拉越遠。」

我想自己與您很難有交集，所以不知應回應您在本欄的提問──

唉，您所謂「華夏文化」，就我所知，當年日本尚且不敢像您那樣輕視，德川時代極有主體性的日本儒者山崎暗齋幾百年前，就曾讚揚我國朱子，到說出：

「學朱子而謬，與朱子共謬也，何遺憾之有？」

甚至，當代曾任日本首相的細川護熙則在其名著「領導者的條件」裡有所謂：

「在上幼稚園的時候就強迫地被灌輸論語•••以這種年齡說是嘹解根本談不上，當然覺得很痛苦。但是如今才覺得多麼管用•••這個由來深遠的傳統教育方式，頗覺得有必要提倡。」

〈「領導者的條件」，細川護熙著，安東尼李 陸蘭芝譯，印象圖書1994印行，頁63〉

至於，在西方，不提早年啟蒙時代西方思想家對中國文化的欣賞；近代英國哲學家羅素之推重老子，西方軍事家將孫子兵法也視為傑作；換言之，您不談學術則已，但即要談，對於學術的態度豈可如此偏執？

不過，為了尊重您的提問，謹此就您所提的重點，敬答如下：

您所引陳紹馨先生的研究成果，陳先生本身不知算不算您們所稱的「第三世界的博士學位」，不過，我由研究知道，他在這重大問題的論述上是錯的。跟打狗棒先生的所謂

「１８９３年，台灣巡撫向例奏報，大小民番男女共二百五十四萬二千一百七十二口，以畝產萬斤的大躍進精神灌水到３２２萬．」

可能犯了相同的錯誤，這資料請參看著名的「台灣通史」一書的「戶役志」文末，其文指出：

「光緒十三年，巡撫劉銘傳奏請清賦，先飭各廰縣編查戶口，頒行保甲，其時造報者，計有男女三百二十餘萬人。」

〈中華叢書版，上冊，1955年印行，頁122〉

然而，最後，仔細回頭來看您在本欄的回應文，西蒙先生，您能慎重到讀書而後提質問，我覺得基本上已給我們大家很好的楷模，尤其，在本欄由論述在「第三世界的博士現象」之後，覺悟到我們台灣學術界更有嚴重缺乏主體性的根本問題之際，真很感謝您的提問。唉，對於那種嚴重缺乏主體性的根本問題，我實在憂心忡忡，•••再談。

您能實事求是的查資料，不用像「結構性問題」那類籠統名詞論事，在這缺乏主體性且充斥「第三世界的博士現象」的環境中，簡直是「出污泥而不染」，真不容易。

小人物泥土敬白

對不起，因近來雜務纏身，未能儘早回應各位關懷，請原諒。

首先，請容我解說，真的我是小人物，我關心的東西很雜，只是平素嚴肅，喜歡想問題，所以稱之「小人物雜談」。

至於，「敬獻給我偉大的母校附中與建中」，沒想到也引起「三中小校友」的不快。

我想我應為自己思慮不周而道歉──千請「三中小校友」勿見怪──

陳先生汐止人生於 1906 年，早年留學日本，研習社會學自日本東北帝國大學畢業，他在人口學 社會學的國際學術地位遠遠超出絕大多數國民黨學者。 1966年第十一屆太平洋學術會議的人口問題討論會，陳先生被邀約擔任 『社會科學部門』討論會小組主席，但是因為他那時候已經病情嚴重，不克出席。

陳先生卒於 1966.11.16。以其年代絕非「第三世界博士」時期。
以哥倫比亞人類學系主任 Dr. Morton H. Fried 多次與陳先生共同研究發表之論文,陳先生的學術地位，不容懷疑他是不是「第三世界博士」。

反觀連橫 台灣通史之學術價值與人文關懷視野，我是認為難忘陳紹馨之項背。
更何況 連橫是在 1950 3.25 被敗退來台的蔣介石褒揚旌忠令，通令各級學校將他的『台灣通史』編入指定教材。

以1955 白色恐怖當年的 『中華叢刊』，可信度如何？ 必須存疑。
更何況所引連橫台灣通史即便有這樣寫，連橫當年的依據又如何？他的學術公信力何在？
他資料出處？？？

除了以上的問題外，用一個常理 用比較科學的推理，若是一個地方人口一年間銳減 1/4， 會出現麼樣的社會現象？ 台灣當時並不是沒有西方人， 英國 德國 法國 美國都有商人跟傳教士.官員等在台灣， 如果銳減 80萬人伴隨的社會現象何以沒有發生，何以西方國家都沒有報導？ 何以日軍在台北 台南 鹿港均平順，而日軍數萬人入台時，病死比戰爭死傷還多的情況下，短短一年間日軍有此殺戮 近七八十萬台灣人的能耐？ 而且是在人煙稀少窮鄉僻壤之地？

閣下另外提的那兩點也有類似的明顯毛病。

判定史料的真實性與否，牽涉到思考方式，這是我的一點看法，我也認為支那漢文書在這方面是很不及格的。 我是業餘興趣，但是，我對您自稱『研究台灣史的』，卻對您所提的不敢苟同。

重申一下，陳紹馨先生他絕對不是所稱的「第三世界的博士學位」。

一個所謂的”史學家”如果有幸被加冠晉爵到”愛國”則弄出來的東西已不叫歷史矣！而是三國演義或精忠岳傳甚至封神演義了．

手邊有份大家比較容易到手的資料，是交通部觀光局發行的”台灣發展史”．在第柒章第三節：”清代台灣的人口增長與清末的都市化趨勢”裡有一張人口統計表是這樣的

年份－ 人口數
1661－ 34,000
1681－ 120,000
1811－ 1,994,737
1893－ 2,545,731
1897－ 2,587,688
1905－ 3,055,461

這裡１９８３的零頭何以和奏摺不符，不詳，但連橫
早此６年的人口數竟然逆向誤差到不可思議的６６萬
，如果不是閉門造車就是憑空杜撰．一則簡單的人口數字就抄得馬腳盡落，其他的就更不必說了，所以去他媽的台灣通史吧！

唉，對於「台灣主體性」這麼重要的問題，看樣子要「出污泥而不染」，太難了，因為肯為問題看書已經不容易，看書還要能找到恰當的書，在這久已缺乏台灣主體意識的大環境中，不僅「欺世盜名」、「倚老賣老」的人物多，並且太多學術權威沒有我們台灣人的主體意識，真是令人難過。例如這位「陳先生」被捧為

「他在人口學 社會學的國際學術地位遠遠超出絕大多數國民黨學者。 1966年第十一屆太平洋學術會議的人口問題討論會，陳先生被邀約擔任 『社會科學部門』討論會小組主席，但是因為他那時候已經病情嚴重，不克出席。」

就是這樣的一位深深缺乏台灣主體性的大人物。

如西蒙先生所說「陳先生卒於 1966.11.16」。本來我們不應對往生者做太多的批評，但是如今不得不就事論事地給予粗略的批判，請各位原諒。

現在我們就以陳大博士在１９５７年取得日本關西大學博士學位的博士論文「台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一文中作為根本的最重要的數據，清代割讓台灣時的台灣人口數，為例，西蒙所稱１８９０年台灣人口 250 萬人，即是據其而來；然而，究竟史實為何？對於極缺乏主體性的陳氏言，保衛台灣的劉銘傳的數字固然不肯相信，為我們台灣記史的連橫也不能相信，那麼其他資料呢？例如，他不參考抗日的邱逢甲在１８９６年的詩中有「四百萬人同一哭，去年此日失台灣」之句，為什麼他也不參考「西方學者，如因包爾德•豪特以為清末台灣人口為三百萬，馬偕以為近三百萬」？

甚至，對於日本官方史家東鄉實與佐藤四郎合著的「台灣殖民發達史」中，所稱

「領台之初，關於殖民政策尚未有何經驗，而且不只台灣之人情風俗，即使山川地理的狀態，亦未詳悉，施政上……台灣由清朝政府統治二百餘年，人民有三百萬。……」

另一位表揚日本治台政績的史家井出季和太氏在其「台灣治績志」裡的則有所謂

「正值下關條約所定台灣居民決定其去留之日，……總督乃於同年九月十七日，決定日本統治台灣三百萬民之方針」

又當年第一號順民、總督府評議員、大日本天皇敕選貴族院議員辜顯榮氏在其「台灣思想問題」裡有所謂

「在割讓之前，在台島定居的漢民族已逾三百萬之眾」

在這種種資料中，尤其，最後這日本政府借辜顯榮之口所做的證言「已逾三百萬之眾」，我們在陳大博士權威他那本被捧為「是一部學術價值極高的台灣社會史」的「台灣省通志稿　人口篇」的研究中，全沒有被提出討論，就輕率的將台灣被割讓時的人口數定為２５７萬？

那是一個可以表現台灣主體性極為重要的數字，也是日本殖民統治者在我們台灣執行殺戮攘逐政策後，必須偽造的數字，那位「人口學」大博士權威或許真不是「第三世界的博士」，不過，就我們所有真心追求台灣主體性的朋友們而言，以那樣的無主體性的論文去取得日本大學的偉大博士學位，這樣的博士權威真是不值得我們這些小人物尊重，不是嗎？

唉，這類問題如果不深入研究怎可能廓清我們學術界的根本問題？西蒙先生與各位有志氣的小人物們，我們的責任真大，恐怕只有死而後已了。

西蒙先生，關於我向您舉證關於中國文化的問題，沒見到您的回應，不知是否另有指教？還是以後可以更多理性一點，歡迎光臨指教。

所謂文化,包容萬象,兼具哲學思想、政制、民俗...等.

中國久遠前的哲學思想,相信未能輕易否定其價值;但諸如西方哲學思想,同樣亦具價值.

不過,就包含涉及社會各層面的政制而言,它尤其影響至深,中國幾千年的政制,僅短暫出現民主趨勢與現象,隨即再度重返極權專制政體之實然,至今猶未曾脫離;中國自古帝王「家天下」文化-「奉君為主,民為家奴」,「殘暴殺虐文化」,「極權專制腐敗官場特色」及魯迅對中國官場文化一針見血的眾多「阿Q精神」,均續而存之.

可能繼續還會有更精彩的吧???????

這是大人物的工作或策略，或者令人景仰的經典吧???????

一念之間的對比!!!!!!!!

在這樣的情境下；小人物一定是努力的學習，雖然沒有大人物的聰明與策略，但勤以補之，還是能從中看得裡面的一定意義！小人物也必然會真誠反省與揣摩大人物的腳步，如前述；
“小人物的特質，就是會謙卑純樸而努力的去思考大人物的主體性創見，以認識與步向台灣未來的共同體。”(No.656-2)。

大人物的典範是被學習、被景仰、被跟隨的，所以大人物會有責任感，會有道德自惕，會更嚴謹的提出內容，展現智慧，澤備整體社會，使小人物能在大人物的主體性創見裡尋得田園、尋得安樂。

所以大人物的社會責任很重大啊!!!!!!!!
而Liberal Arts Education的最根底層也應是責任吧!!!!!!!

為反省目的，為文化目的，為政治目的，為愛台灣，為大人物展現節操與志業，為建立台灣自主性的主體意識，如本論壇“台灣意識…..”。

在這樣的冠冕下大人物的堂皇行事，小人物心裡想著，大人物們一定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吧！責任好重大！台灣意識探討的工作一定很漫長？人文精神的耕作與培育一定很艱難？還好，大人物們一定是有擔當、有節操、有堅忍的耐性與毅力。不會像如我這樣的小人物，輕浮、無知、會說大話，會情緒，會妄自菲薄過去祖先傳承下來的，會幾千年的歷史像是一無是處的全盤否定，會覺得什麼都沒有，會讓人心煩厭惡！所以小人物只是無知、無擔當，只能追隨依附，雖然知道建立主體性的重要，但卻總是輕浮無奈的拋棄原有的一切，而卻空虛無能的抓不住什麼！

大人物的使命是偉大的，不會像小人物一樣非得要“去什麼什麼….不好”才能 “依附什麼什麼…..好”。

大人物是聰明而有智慧的，從反省中可以不輕浮無知的拋棄而珍惜，可以從原有的一點有限的基業去兢兢業業的經營與創造，小人物的輕浮是不會在他們身上出現的，大人物的責任重於生命，大人物的拋頭顱灑熱血，應是為了去實現可以實現的理想，而不是去做把玩丟棄的遊戲，而傷害別人傷害社會！

也許當要執行大人物以上系列的舖陳與反省，在策略上必有排除與丟棄的工作，但那必也是不可輕易出手，謹慎而痛心的工作！

輕浮必毀壞大地而招致不可評估的災難！
努力！努力！小心！小心！

因著小人物對這台灣泥土的感恩，看了一些大人物在本論壇的林林總總，有了以上的真誠心情，就這樣魯直的打開。

抱歉！抱歉！

(註)除了敬欄主、延平旁聽生、老附中、老建中、附中527等之回應外，因小人物如我之魯鈍，其餘之網友蓋不回應，並特表明不回應所謂“Simon”之任何文字。或其他任何粗魯文字。
並特此在網路上的任性表達而致歉!!!!!!

原來拜讀您NO:656_18的大文，很想就像前面和您在「反戰的迷思」欄中對話一樣，NO:521_142，NO:521_161,NO:521_169 能就事論事理性地與您討論一番，

沒想到老天爺似乎並不同意，讓我順手看到您在「當年我18歲」一欄的留言NO:522_2，
所謂

「如果•••強大的美軍保衛台灣,當美軍再一次拯救了台灣,
並且運用讓台灣吸收了美國優良的民主政制,從而化解台灣的中國文化遺毒,
我將慶幸台灣割除了毒瘤,重而獲得美好的新生命.」

讓我知道原來您早有成見在胸，與可惜的西蒙先生一樣，想來多談無益，因而只得作罷。

不過，您為了上本欄而違心說出所謂

「中國久遠前的哲學思想,相信未能輕易否定其價值;但諸如西方哲學思想,同樣亦具價值.」

NO:656_18所言,一點也不會覺得痛苦,
因為不管是在任何一國,任何一種文化,
只要是在哲學思想(包含文學)領域的,
都具有它難以否認的價值.

中國文化所指,如NO:656_18所言,
其不能單指“哲學思想”,
應亦包括“政制文化”...等納入考量,
才夠作為全面性的考量,
單指難以否認其價值的文學、哲學領域,
則全世界任何一國,任何一種文化都成為完美無缺,
未免有以偏概全之憾.

您在NO:656_20如此提到:「讓我知道原來您早有成見在胸，與可惜的西蒙先生一樣，想來多談無益，因而只得作罷。」

文化,是一種時間匯集、包容萬象,具非常寬廣性的抽象概念,
但它代表的是「生活中的多元領域,實質存在的面貌」
---長久時間的匯合.

哲學及文學領域的文化,
甚至只能顯示少數人生活中實質存在的面貌,
而「政制文化」涉及絕大多數人,涉及各個層面,
反而較具可作為含括全面代表性的文化,
以文、哲作為總文化之含括代表因素來表述,
將很大程度地偏離其全面性文化的客觀面貌.

這只是一個被頂掉，而又永遠可能老帥回朝的外來主體性，要變本加厲的鬥垮本體主體性的

論辯而已。與研究真相是毫無關連的。

泥土 ﹗你的感受我深深了解。我是如此的悲哀，歷史的轉折與錯誤，讓我們今日變得怒目

相向。但我只知道，在這快土地上，不分你我的后代子孫，不應因為必然邊緣化的結果而

...............................................

續談台灣研究應有的台灣主體性

前面我們談過權威博士陳紹馨的博士論文「台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裡一個重要的數據資料，割台前我們台灣人口數字，的誤謬；現在本欄在此將對該論文的主旨──「台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再作更深入的批判。

首先，我願在此解說，為何如此深究該論文？

我的回答是，該文不僅讓權威博士取得日本大學博士學位，並且該文不僅被收錄在美國學術地位崇高的耶魯大學出版的「人類關係區域文獻」中，還被日本重要的每日新聞社的人口問題調查會譯成日文發表；顯然影響不小，在今天的台灣研究的學術界，他這論文的架構與結論，迄今仍被視為很重要的典範；例如：該論文題為「台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其研究的對象是日據時期的台灣社會，重要性在於其中所謂「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事實上卻暗含著「社會進步」的含意；因而，該論文應可看作是今天台灣學術界對於日本據台建設肯定論的基礎之作；然而，其中所使用的起始數據既已誤謬，其他各種資料的品質由如何？實在是一項值得探究的問題，因而，我們決定繼續批判該論文的種種失實問題；深深希望一方面或多少能提振我們學術界應有的主體意識，一方面寄望於缺乏自信心，崇拜外國名校的青年們，從此幡然改變過去妄自菲薄崇洋媚外的學術態度，則我們台灣的前途甚幸。

其次，關於該論文中誤用失實的重要數據資料：

但除了前述不應誤用特定日人所捏造的人口數量資料作為我台先民的人口數，使得日本殖民統治初期名為「島嶼臺灣鎮撫策」「台灣住民放逐論」的殺戮攘逐史實隱沒不見外，該被殖民統治者的論文輕信殖民統治者所公佈的數據，在論文一開始就以訴諸權威的方式無省思地接受了外國「人口學家」的估計，稱：

「日人佔據的半世紀間，自1896年至1943年的四十八年間有人口統計數字，其中自舉辦第一次人口普查的1905年到1943年三十九年間的統計，據人口學家的估計，是完整準確，在技術上與世界上的先進國家比較也沒有遜色。」〈頁93〉

「日人在1895年佔據台灣以後，就開始調查人口。1896年就已有全省的人口數字。此數字雖不十分準確，但其所舉之台灣人人口數與第一次人口普查時的人口數並沒有顯著的出入，大體上還算可靠。」〈頁95、98〉

這種毫無「批判精神」的「學術」研究基本態度，就造成了該論文雖然在海內外地位崇高，但是卻絕對失實而且完全缺乏我們台灣人主體性的主要問題。

一以其論斷「台灣人口增加最快」為例：

我們都知道，對於人口變遷的研究，主要可分為品質和數量兩方面，而在品質上，問題較複雜；在數量上，問題通常較簡單，能一目了然；但是數量的問題必須要相應考察「質量」的內容，否則人口數量的增加，可能不過只是社會中增加一群生活困苦的工役而已；現在我們就由這較簡單的資料上，加以批判：

顯然，這「人口變遷」在被日本殖民統治嚴格宰制下的台灣，因為日據後台灣不接受大陸移民來往，因而，其變遷主要就是根據人口出生率與死亡率的升降落差的幅度大小，而決定了前述暗含「進步」意義的「變遷」程度；換言之，在日據下人口增加率越高「似乎」就顯示社會進步的幅度越大，該論文將日本殖民統治者所公布的台灣人口的增加率與世界各地包括英格蘭、蘇格蘭、威爾斯、瑞典，韓國、馬來西亞……等比較後，指出

「從自然增加的觀點來說，台灣人是世界上增加最快的人口。」〈頁101〉

在那一切被宰制，資訊不發達的時代，我們今天已無力找尋什麼來校正那些公布的數字，但是我們由今天可見到的同一年內的兩個人口數據的巨大差異，即，1940年10月的人口普查，全台人口為5,872,084人，但是同年12月31日全台地方彙報的人口總數卻是6,077,475人，在短短兩個月內，相差竟達20萬人以上？儘管過去也曾有過相當大的差距，這其中會有多少的玄機？

試想，在當時，那是一句「大人來了〈大人指警察〉」，小孩就會嚇得止哭的年代，在氾濫的「犯罪即決例」與嚴苛的保甲、青年團、壯丁團嚴密交織的長久社會控制後，更何況，是已進入戰爭體制下，怎會如此？那是否正是一次大規模偽造作業下的一次重大的疏失？

換言之，真的「台灣人是世界上增加最快的人口」嗎？那人口快速增加竟會只是日本為了營造台灣為「模範殖民地」的假象，由日據初期後藤新平民政長官，那留學德國學習公共衛生行政的醫生，所謂「不可使之為外國所聞」的事業的重要部份？〈這是後藤新平在他向伊藤博文首相提出惡毒的「關於台灣鴉片統治策」時向伊藤提示的執行要領，原句為「不可使之為外國所聞，亦不可令使台灣新附之民所窺知」。〉

二、以台灣人口中的「嬰兒死亡率」為例：

由於，當年日本在脫亞入歐的政策下，想取得與列強殖民帝國平等的地位，因而，常設法把自身形象提到更高的地位；關於殖民地台灣的統治情況就成為宣傳的重點，其中最簡單的方式就是發表各項殖民統治的數據資料，台灣人口「嬰兒死亡率」的偏低作為人口增加率的相關重要資料，就是很具指標性的數據；例如，在陳博士的「台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裡，雖然，在提到「台灣人與在台日人之新生兒死亡率演變的情形兩者間依然有天淵之別。」我們也會讀到有歌頌日據台灣社會衛生改善的所謂

「一個社會之衛生改善活動發展的順序，如以台灣為例來說是如次：第一肅清瘟疫，第二防治風土病〈瘧疾〉，第三是預防衛生活動，第四是嬰兒死亡率的改進，第五是產婦死亡情形的改進。……台灣在日據期間中大體做到第四階段，」〈頁160〉

然而，事實上，所謂「台灣在日據期間中大體做到」嬰兒死亡率的改進，與史實相去甚遠，因為，到戰後國府時代台灣鄉間晚報出生者，仍然比比即是，而此情形有其鄉間生活型態的延續性。即日據期間，台灣民間早有晚報出生與匿報死亡的情形；當年的情形在鄉間醫師的回憶中是所謂：

「鄉下人還經常在出生後一、二個月才去戶政單位報戶口，甚至一年多了還未報戶口。……因為……報了戶口以後如果又死亡，戶口謄本上會用紅筆塗掉，……一般人對生存沒有信心，又嫌樹一條紅甘蔗不好看；於是一天又一天，拖著不願去報戶口。」

〈「草地醫生」，吳平城著，玉山社1997年印行，頁121。〉

更不幸的，也是直接與本題密切相關的，則是我們台灣醫師提出過下列的估計：

「天真活潑的小孩子，往往因為肺炎、腸炎等簡單的疾病就輕易的死去。幸好，一般人家生產多，勉強承受得了高死亡率，否則恐怕會絕種。」〈同上書，頁110。〉

唉，這是怎樣的學術研究態度，我們對於這位據說曾自稱：

「我所寫的人口論文，在國內很少人注意。但是在國外卻很吃香。許多第一流的社會學雜誌，常常寫信來要我寫稿」

〈引自「人口論文 蜚聲國際」，黃得時著，載於「台灣風物」，1966年「敬悼陳紹馨教授特刊」，頁6。〉

而他的朋友黄得時在追憶他的文字中也說他得到了外國人「沒有等他交稿之前，就先把美金稿費寄來」〈同上引文〉的重視，但是那是怎樣的一種重視啊！

唉，關於我們台灣學術界的根本問題，今天就談到這裡；如前曾引德國哲學家費希特所謂；

「我希望當諸位用自己的眼睛來觀察的時節，應該真實的去觀察所有的存在，並且真實的去承認映在自己眼簾的一切的勇氣。」

我以為正是我們有志青年們應該面對的第一項挑戰。

尤其，對於，當今有一種西方的學說把民族主義描述為「想像的共同體」，外表看來是真誠地支持各地民族自決，但是他所標舉的「想像」兩字，一方面具有真實性，因為確實所有的理想中都含有「想像」的質素；另一方面則含有相對於「實際」的深刻輕蔑，以及只要有「想像」的能力，人人就可以任意塑製一種民族主義的輕忽；在這後一方面，在落後地區往往易於造成激進不滿份子輕率的理想──沒有耐心，不重研究，不重思考，有的是來自「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生活型態的理想。

在今天我們台灣也受到了這類影響的情形下，本欄誠懇地建議朋友們，不管您是老附中、老建中或是倚老賣老國內外什麼名校的，一定要有「用自己的眼睛來觀察的時節，應該真實的去觀察所有的存在，並且真實的去承認映在自己眼簾的一切的勇氣。」要以最大的耐心去理解、觀察與思考──

因為，就像德意志在費希特的手中振作起來，希望我們的台灣也能在我們的青年手中振作起來呀！

泥土敬白

..........................................

對一個自稱『研究台灣史』的，檢驗史料.史觀是最不可或缺的，從中也可以看出人的心性與品質，我從你的貼文看到的是完全不及格的。

對史料的態度需要科學精神，這一點傳統支那文人是高度缺乏的，以訛傳訛有之，蓄意誇大灌水有之，我就只從你本欄的第一段談好了。

>>>日據台灣初期在日本的攘逐殺戮政策下，1895至1896的一年間，我台灣先民人口銳減達80萬人，
>>>邱逢甲的四百萬人，如因包爾德•豪特以為清末台灣人口為三百萬，馬偕以為近三百萬」？

你為什麼不乾脆引用邱逢甲的來說日本一年間殺戮了 160 170萬人呢？
大家應該不否認懷疑是求真的第一步，如果要相信先民人口銳減達80萬人，是不是先想想幾個非常基本的社會科學問題。

先假設泥土所說的為真，台灣人口 1895-1896 被殺戮了 80萬人， 人口銳減 1/4.
那麼：

1.1897之後的青壯男子大減，男女比率必定大降，起碼要一代才能恢復，可是並沒有看到此跡象。

2.如果死了幾十萬人，屍體就算亂葬，這也是何等龐大工程，可是台灣所發現的亂葬岡 有應公廟幾乎都是清廷時代，為什麼年代較近 規模又大的日治屠殺80萬人，卻沒有出現？ 要說火化，台灣無此民俗，火化也有骨骸，日軍戰事沒有優裕餘地，也沒有像今日的燒柴油就地焚化，這都是很基本的社會現象必須考慮。

3. 人口銳減 1/4， 應該帶來田園荒蕪，何以日本田產調查會比劉銘傳時代多了 70%的隱田? 理論上應該減少才是。1/4人口死亡，當年台灣應該到處大量屍體惡臭瘟疫疾病也應該大肆流行，1996 後的幾年內起碼死亡率要遽增，為什麼沒看到？ 這種情形下英人巴爾敦能夠來台北做自來水？

4. 以當時的幾個大城市，洋人商行很多，如此慘絕人寰事情怎麼都沒有見諸報導？ 此等情況也必然使得茶葉 樟腦貿易行記遭受打擊，損及西方列強利益，何以西方列強沒對日本抗議？

5.台灣的大城市 在1895 當年，日軍都是平順入城，80萬人的大規模殺戮，其構造組成你卻從未回答，殊難令人信服。

單單就以上，泥土你所說的台灣人口銳減 80萬應非事實。不要推說『我們今天已無力找尋什麼來校正那些公布的數字』，正常人只要從理性的角度想想你所說的『連橫 邱逢甲 中華叢刊史料』，相信者幾希，除非老到不再能學習 不再能檢視。更要命的，泥土先生，你先入為主的採納『中華叢刊』『連橫通史』就直接接受殺戮 80萬人說，再以此對陳紹興扣帽子， 說他毫無「批判精神」的基本態度，我倒認為你是既無 求真懷疑探索的態度，又以『沙文霸權』污衊老台灣學者，閣下的心性可見一斑。
再對史觀的態度，解釋台灣史當然以台灣人的主體性出發，解釋台灣史當然以現在當下的台灣人的觀點，誠如伏爾泰說的，解釋歷史反映當時的人的文明水準。台灣人首先不會也不應該『製造史料』，像中華叢刊的 320萬人，台灣是被 清帝國『國內殖民』的，台灣人沒有必要把主體性性放在清廷。 在短暫的『台灣民主國』後，在做出支那所沒有的對日奮勇抵抗後，台灣人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也確實體驗到了文明素質的比較後，台灣人成為日本國的順民，沒什麼好批評的，那是自然且正當不過了，是合乎人權的選擇。 台灣人當時為了追求較好的生活，就算是 『自願』選擇當日本國民，這沒什麼好批評的，中國人無權置啄。 我們的上一代在二戰後，面對粗魯野蠻的中國人罵台灣人奴性，皇民化，沒有人權的觀念，面對蔣介石 陳儀沒有自己的主體性，以為自己本來就應該是支那祖國的一個成員，才容忍中國人的污衊野蠻。

台灣人的主體性不是靠捏造史實而來，不是配合中國異端偽史來建立，更不是屈從支那不以人為人的帝王史。 停留在過去中國消逝歷史的史觀才是反動。

豪情壯志可感，大文洋洋，可惜對我說的論據，絲毫沒有檢視的誠意。

唉，
我們台灣人的主體性，在您這裡倒十足是空口的口號。抱歉，我要趕快寫文章和旁聽生討論台灣主體性的問題了。失陪。

泥土敬白

史料的採信過程都如此這般了，換任何人看了都會覺得你説的 1895-1896 台灣人被殺戮了 80萬人， 那只是連橫中華叢刊的製造

中國殺人文化的孝子賢孫，自然大有孺子不可教之慨．這麼難得的得意門生，竟然粗心大意到把文化母國人口死亡動輒過半，甚至四分之三的教材囫圇吞之，不但沒有學之唸之記之行之去新創記錄，甚至區區五分之一，十分之一也達不到，實在有辱師門．為了不讓”教不嚴師之惰”落人口舌，中國殺人文化的孝子賢孫，勉為其難預給”消滅四分之一”的分數用以期勉，日後才從”消滅殆盡”的高分數中扣除，以免有傷師徒感情．

所以呀！在台灣通”史”戶役誌的尾巴，連橫自我招供：統計是概略的，只是還嘴硬說：雖不詳實但還是有參考的價值（印像中如是說）．這種擺明就是癈話的東西，在中國殺人文化的孝子賢孫，郤如獲至寶，硬是拿來要給日本臭小鬼加分，還慎怪台灣人見不得人好，老挑日本臭小鬼是靠加分才走路有風，真是他媽不長進的台灣人．

早年有中國殺人文化的孝子賢孫，一直找不到給日本臭小鬼加分的依據而悶悶不樂，是打狗棒於心不忍兼之一時龍心大悅，就信口開河自拉自唱，御賜”台灣泣血記’一篇．果不出所料，這位孝賢孫，如獲至寶，一頭就栽進去，又是引述又是解析，直呼日本臭小鬼真不愧是儒家文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無二日，人無二王”的嫡傳子弟．．．．

台灣通”史”在國民黨情有獨鍾下，雖不如毛語錄之普遍，但較之蔣語錄亦不稍遜，睜眼硬要引用，不被爆料才奇怪呢．如果聰明的話．下次就學打狗棒自己揘造一篇吧！省得讓人找到出處．

根據人民日報出版社雲南新華印刷廠在1957年所印製的「台灣泣血記」一書如下記載:
日本一侵入基隆.竟選擇這個美麗的地方做他們的屠場,在獅球嶺土地廟前大事屠戮,一批批中國百姓被日本人用繩子串綁成一長列,從基隆各個角落拖到土地廟的山坡地上,然後一個個雙手反綁雙膝跪地,日本人持武士刀,腳踏跪者背脊毫不猶豫用力一揮,人頭落地,沿著山谷滾入山谷,獅球嶺土地廟前那處滾落過無數中國人屍体的山谷,後來基隆間便稱之為「殺人坑」．．．．．．基隆每年中元普渡之所以號稱全台第一就是為了超渡在這裡裡殺的四萬七千六百三十二人，這個數字是根據滿清當年的戶口除戶謄本所統計出來的．

　　日軍進入台北城後就姦殺擄掠殘暴異常，謹在萬華一帶今之六號水門外，就屠殺六萬七千九百一十五人，淡水河水為之變紅，當年台北市戶口除戶謄本累積起來就有四點七二公尺高．
　　為報復糧船被劫．護軍被殺，日軍在三峽一帶大舉報復，乘夜包圍三峽庄放火燒殺三萬
二千零一十八人．
　　新竹一帶因民軍吳湯興和丘國霖強烈抵抗，日軍屢攻不下，惱羞成怒之餘，就地屠殺北埔村民三萬八千零四十二人，強姦客婦女四萬多人．以致北埔庄十年內不見人跡．

　　日軍為報復山根少將在彰化八卦山被民軍擊斃，進入彰化市後大肆屠殺三天三夜，遇害共計七萬三千二百二十一人．被強姦五萬七千餘人，臨走又放火燒屋，大火三天三夜不熄．

　　九月一日日軍人侵斗六斗南，民軍避重就輕，沒有正面接戰，可是日軍郤到處屠殺，五天之七萬三千五百三十七個村民無辜犧牲．五萬多村女被強姦．放火燒屋七千四百多間．四十二個村莊人口為之一空．

　　日軍為報復能久親王在台南被殺．在進入台南府城前後，一路殺人放火，強姦搶劫，根據當年戶口的除戶謄本數計算，遇害達八萬三千零七人，婦女失貞痛不欲生者達十二萬三千餘人．

　　１８９５年台灣全部淪陷前，我中國同胞慘遭日寇殺害共計四十七萬五千八百七十六人
婦女被強姦者共計五十二萬八千餘人．不含淪淪陷後更可怕的全面性屠殺（意圖消滅平地中國人，驅遂高山族到呂宋，以便空出台灣，好容納日本孽種．）

　　由於以上死亡數字是根據滿清在台戶政司的戶籍資料，扣除當年各地除戶謄本的數字所統計出來的，其正確性不容存疑．游子先生只提供十多萬人遇害的報告顯然有保留．

如何？下次要給日本高徒加分的話，這一篇免費奉送．

《 對於日本官方史家東鄉實與佐藤四郎合著的「台灣殖民發達史」中，所稱

「領台之初，關於殖民政策尚未有何經驗，而且不只台灣之人情風俗，即使山川地理的狀態，亦未詳悉，施政上……台灣由清朝政府統治二百餘年，人民有三百萬。……」

另一位表揚日本治台政績的史家井出季和太氏在其「台灣治績志」裡的則有所謂

「正值下關條約所定台灣居民決定其去留之日，……總督乃於同年九月十七日，決定日本統治台灣三百萬民之方針」

又當年第一號順民、總督府評議員、大日本天皇敕選貴族院議員辜顯榮氏在其「台灣思想問題」裡有所謂

「在割讓之前，在台島定居的漢民族已逾三百萬之眾」

在這種種資料中，尤其，最後這日本政府借辜顯榮之口所做的證言「已逾三百萬之眾」，我們在陳大博士權威他那本被捧為「是一部學術價值極高的台灣社會史」的「台灣省通志稿　人口篇」的研究中，全沒有被提出討論，就輕率的將台灣被割讓時的人口數定為２５７萬？ 》

這樣您們理解了嗎？──建議您們不要再視而不見，那樣會被以為您們是當年少數留在台灣的日本人之後耶──請勿誤會我仇日，我在近五十年前就是一個哈日族了，我讀當時所有可見到的日本史、日本小說，我以美學的好奇與驚訝探索，日本人真是一個可以迷人的民族，不過，我今天以研究台灣史為職志，所以，我必須以台灣主體性寫這一切。

對不起，所舉的大陸書，我不知道；原則上，我不引用沒有註明出處的資料。

泥土敬白。

日治時代蓋的學校，亂葬岡是否形成於 1895-1896，還是清帝國時代？這個不知道，

我舉的例子觀點是，如果殺戮人數比較，一年 八十萬人，相較於清帝國約一百五十年間數十次的 『械鬥』，八十萬屍體的時間地點分佈必定極度密集， 為什麼發現的絕大多數都是 請帝國時代所謂 『亂事』『械鬥』？

亂葬岡越新，理論上應該更容易被發現。
年代越近，地方耆老更應該還能記憶傳誦 ，何以不是如此？

重點不在於誰引什麼資料， 重點在科學 在佐證 在合不合理。

年鑑學派的從社會從庶民實際觀點， 比起名人所言更有參考，也是科學態度。

歡迎光臨本欄。

泥土太認真了，認為討論像「台灣主體性」這類的問題，不可不花腦筋，顯然，我各文主旨在於指出過去台灣研究的主流缺乏「台灣主體性」；我質疑為何對主流權威對我先民的人口數要故意向偏低估計，甚至於日本官方或同官方所留下的數字，都不在權威者的考慮之內？

我覺得自己說得很清楚；西蒙先生的問題，只是在一意迴護主流權威吧，我當然不答。

至於所及次要問題，我更有重要問題要討論，無法撥冗，請原諒。

此略舉關於外國報紙何以未見報導事，
此舉當年香港日報社論即曾針對屠殺我先民事談及

「•••於台灣，其島民對新統治者抱不平，並利用機會煽動各種叛亂之徒，不乏其人，亦屬自然情事，惟此種機會，竟係屢因官吏之驕慢無能所造成，則日本國殊不能不注意也。•••日本係試驗中之殖民國，如在其初發階段即患嚴重過失，自當遺憾千秋。」

可以說明本欄史實，見於「台灣前期武裝抗日運動有關檔案」，省文獻會印行，頁189。

唉，我實在重視這種史實上的主體性；謹此匆覆。希望大家多研究，不要被今天主流所誤，也被當年的加害者所笑。更重要的是，對於我們先民的主體性，今天只見被簡化成「悲情」，簡化為「騙垮國民黨」與「去中國化」的理性；那樣貧乏與失實、自殘的主體性，怎能帶領我們面對台灣所將遭遇的困境？

網址:
http://www.fic.org.tw/books/eb/32100.htm

其中提及:

第一次臨時戶口調查看 (1905)
總人口數 3,039,751

第二次臨時戶口調查看 (1915)
總人口數 3,497,922

自己卻因人廢言，因對方立場而廢言，
>>西蒙先生的問題，只是在一意迴護主流權威吧，我當然不答。<<
這不是在替自己要鼓吹的風氣做很壞的示範嘛 ?

謝謝您光臨賜教。
不過您似和西蒙先生都沒讀懂我的話，我想我的文章或許您們沒讀完，或是我的論述能力太差，未說清楚；若是後者，我又沒時間再解釋了，我道歉。可以嗎？

謝謝光臨，並向朋友們提供資訊。

然而，泥土願也向朋友簡介那本《台灣省五十一來統計提要》的出處，是日據末期台灣總督府主計局局長鹽見俊二在戰後率所屬日人在返日前根據日人資料所編成，在其著名的戰後日記中曾指出，那是他為避免招來「自我吹捧」之名，而改「以統計數字描寫統治台灣50年之事蹟」的成果，編成後送給陳儀當局作為施政參考；陳儀不敢自秘，且也不敢盡信，在出版的序文上提示了以下的警語：

「此項提要，係根據日方資料編成，其中魚魯豕亥，在所難免，深盼讀是輯者，仔細研覈，競謀校正」

可惜我們乏台灣主體性的主流學者們多信守其權威宗師的前例，不敢置疑，可嘆可嘆。

過客兄，承蒙提出，引出我心中久瘀塊壘，再謝謝。

泥土敬白。

不應疏漏的史實一：日本人的手段。
不應疏漏的史實二：國府的無能為力。
不應疏漏的史實三：美國人的手段。
綜論：我們台灣人的悲劇。

下文不知泥土本欄與本網是否緣分足夠把本題談完；即將慎重推出，因不是文采與才氣的作文比賽，引用資料一字數打，速度不快，煩請朋友們耗時等待。

虔敬的泥土敬白。

不應疏漏的史實一：日本人的手段，此可分為彼此相關的四項。

1、 關於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時，日軍參謀本部以我台灣士紳為傀儡來公開推動的「台灣自治運動」，就是一我們台灣人不應忽略的極重要問題。

當時日軍參謀本部的少壯將校並不自行動手，卻逼迫我台灣人領袖林獻堂公然到台北來接收日人在台北火車站的日人大旅社；並散佈流言稱林氏為「台灣王」，今後台灣是大家的；雖然，安藤總督在22日發出禁止之令；但是，就日軍少壯將校在軍國主義風潮中早有以下剋上的犯上傳統，是否真能聽命於總督，實在堪慮；以日軍在台軍員近１５萬，裝備齊全，彈械充實；而日僑則在３０萬人以上，若同心裹脅我台民共同進行「自治運動」，其戰力實不可忽視；況且，過去皇民化運動的效果，若真是如所宣傳，則其總體戰力更是難以估計。
據說，當時日軍與日僑有意歸化中國，以求留住於台灣者極多，但是他們的真正動機並不明確。
因而，此一意圖裹脅我台灣民眾的「自治運動」，對於原來國府來台統理各項事務的估算有很大的衝擊作用。其裹脅的情形與作用請詳看「國府的無能為力」及「我們台灣人的悲劇」部份。

2、 關於戰後通貨膨脹問題
號稱「以台灣為其故鄉」，與我台灣知識份子交好的台灣總督府主計局長鹽見俊二，在9月，日本無條件投降的三週後，自東京空運來整飛機的日本銀行巨額鈔票，迅速以補發過去各種欠款、欠餉、更以預支全台未來6個月薪金，甚至，退休金的名目，將這大批巨額鈔票全數發放完畢；那是這位愛台灣的日本人在明知道「台灣正處於嚴重的通貨膨脹狀況」且「必會發生產業方面異常的衰退現象」的情形下，在極短時間內，在我們台灣市場裡突然撒下了大量通貨。
〈請參看「秘錄、終戰前後的台灣」，頁8、28。由1945年8月21日日記，可知鹽見氏早知台灣經濟有危機，該書是一本重要的參考書，值得有意研究二二八前史的讀者細讀，但是，因該作者深涉在那段複雜的歷史中，所以立場問題極值得注意。〉

──當時，在戰後的兩個月間，即國府尚未正式接收期內，台灣通貨的發行量竟由1945年七月戰爭通貨膨脹下的14億元，迅速更增加到29億元，它相對於當時台灣民間已無宰制性的「強制國民儲蓄」可以控制通貨流量的情勢，當然就有更大的物價壓力──這在戰後物資不足且一切殘破，而人人擔心物價上漲的經濟環境裡，當然就會引起了難以扼抑的物價飆漲的現象。其詳情請看後面「我們台灣人的悲劇」部分。

〈請參見「無花果」，吳濁流著，草根出版社，1995年印行，頁140。其中述及「到停戰為止，雖然通貨比戰前膨脹五倍，可是由於『強制國民儲蓄』的關係，事實上流用在民間的通貨量和戰前同樣（在林白版稱『差不多』）。」〉

至於，同時進行的，還有各種日產會社或戰爭中形成的統制會社，全數「解散」並進行資遣或退休的清算，當時日本人與台灣人在這方面待遇截然不同，作為授受對象的我台少數先民，恐很難想到此時「護產」的必要，只在「受益」與「被照顧」的喜悅中吞下其暗藏毒計，以當時日本當局對於銀行的這種「照顧」為例，其史實是

「日本人行員每人發三萬元，台灣籍員工之男行員每人發二萬元，女行員發一萬五千元，雇員發一萬元，工員發一萬元以下……」〈「台灣銀行史」，本橋兵太郎總纂，台灣銀行史編纂室出版，轉引自「光復前後的台灣經濟」，袁穎生著，聯經出版公司，1998年出版，頁72〉

至於，以台南纖維統制株式會社對於員工的「照顧」為例，其史實是
「經過兩年的逃難生活，現款已全部花光，……，正在焦急之際，突然接到好消息，獲得一筆相當可觀的意外之財；恰可作東山再起的資金。……蒙會社發給 一、退職慰勞金446元，二、臨時賞與金385元，三、解散津貼布疋一批，經賣出後得款數千元」
〈「吳修齊自傳」，吳修齊著，遠景出版公司，1993年10月五版印行，頁144~145。〉

讓我們依據1944年日人對我台灣「強制儲蓄」計畫中所估計台灣人每人生活費用為100元，對比以上的遣散費所含各項數字，原來當時日人不僅對總督府、銀行人員，甚至對各統制會社資產在戰後清算結束時已作如此豐厚之遣散；由此兩者，正可見過去對台灣人表示友好、體諒卻在戰後台灣成功地造成嚴重通貨膨脹的鹽見氏，在戰後籠絡其協力者與破壞其原來生產資金的手段上，竟是如此厲害。

3、 關於東京澀谷慘案問題
該案發生於1946年7月19日，正受全世界注目地審訊戰犯的日本東京。
戰後日本的混亂，起於戰敗後各地返日日人，原來在外地魚肉殖民地者，一旦失去地位，其惶惶然，可以想見；在其國內軍國主義的宰制者與維持治安的警察，變成待罪之身，社會的混亂絕對是很難避免的；在日人伊藤金次郎的「台灣不可欺記」裡，作者對於在台日軍就有如下的敘述
「如此山窮水盡的軍人，後來每每變成鼠輩，有人甚至淪為竊盜或強盜。……在敗戰的混亂情形之下，想照顧也照顧不到──是不是這樣說就可以一了百了呢？其中部分軍官專門搞污職勾當，將大批軍用物資盜賣，而以獲得的不淨之財過夜夜酒池肉林生活……我也認識好幾個將風塵女郎帶進軍營裡，開盛大酒宴到深夜，而行止荒唐到極點的好色軍官……」

其國內的情形，則如我國名作家錢歌川當時在日本的通信所描述：
「現在上電車、火車時，都爭先恐後，你擠我推，甚至從窗口爬進去，店家下午四時就關了店門，晚上時有搶劫；以前鄉下的強盜破門而入，至多只憑一把刀子，現在他們都帶的是手槍……」（「東京通信戰：敗後的日本」，味橄著，觀察周刊，1946年9月）
這也是日本警政學者杉木守義所指出的在日本困於戰後經濟蕭條而黑市經濟自然興起、警察失去權威的動盪情勢下，其官方無能加強處理自身的社會與經濟問題的所謂：
「日本……在公生活方面，國家失墜威信，國民喪失其生存目標，以致道義頹廢。在私生活方面，各種犯罪層出不窮，社會不安益趨嚴重，遂使國內陷入混亂及無警察之狀態。」

就在這樣的局勢下，日本當局竟以當時我們台灣戰時被迫赴日而滯留東京澀谷附近等候返台的先民，作為展示其決心以暴力管制黑市的不幸對象，以他們經營無照攤販，擾亂社會為藉口，進行集體射殺。當時日本在美軍佔領下，尚屬槍械嚴格管制的時期，日本警方竟以542發槍彈射擊我台人車隊，因而傷重致死者6人，輕重傷者20餘人，被拘捕者亦20餘人；不僅於此的是，結果日警竟誣指我台灣先民意圖襲擊當地警察局，以致在被起訴者41人裡，我台灣人總共被美國軍事法庭判有罪者竟達31人；其時著名的「法國新聞社」曾有如下深表不平的報導：

「本年7月間，日本警察取締台灣僑胞攤販，引起不滿，一度發生衝突；事後有台胞37人被捕。十月，美國軍事法庭竟將此輩判處徒刑兩年，期滿驅逐出境；外僑對於此種重罰，均為之側目。咸謂攤販滋事，無非為吃飯問題，並無罪過。」〈見於「上海大公報」，1946年12月11日，第三版。〉

該事件頗類似1924年日本當局利用東京大地震後大火災的機會，誣指朝鮮僑民與日本社會主義者藉機縱火，而屠殺其素所蔑視的這些族群達數千人──為嚇阻本國人民中的某些特殊社會傾向的發展，即為了保護其心目中的自身的利益，它將一再地以其心目中的低劣等級的國民為犧牲、為祭品。這就是他們離開台灣時最明顯、無虛飾的最後關心。該事件雖然幾乎全被今天主流台灣史研究學者抹煞，但它絕對是二二八事件前重要的，可能對後來二二八事件的發展產生相當影響的重大事件。

4.皇民化運動留下的影響：

作為一個長期深涉教育與文化、社會各方面的運動言，本項的台灣皇民化運動，其內含極為複雜，一言難盡。
但是，提綱挈領言之，就是指在日本據台當局「飢餓輸出」的幾十年政策下，號稱「社會不斷進步」的台灣，我台灣人平均死亡年齡總在24歲左右徘徊，少數富有者無力改動這種自身族群的悲劇，只能因著在日本對於台灣人較無歧視，就把子女送去日本，一面受台灣所沒有的教育機會，同時可以避免子女在台受苦。然而，對於一般台灣民眾來說，要想在台灣被當作與日本人平等的族群，是絕對不可能的。
這情形要到1937年，為了對中國戰爭的需要，推出所謂「皇民化運動」,一面明示日據40多年的我們台灣人還不沒資格做日本人，必須「皇民化」的主張；另一方面誇大強調台灣人族群性格中，有應該自我否棄的缺陷〈例如：強調吸食鴉片、童養媳〉，要趕快改變自己；再由這兩方面提出只有唾棄我們台灣原社會，響應支持日本侵略的動作，即強調跟隨侵略中國與南洋的腳步，投入所謂「南進」與「工業化」的使命中，才能自我證明。它只是口號，甚至是個沒有許諾的口號；但是，在以日本傳統桃太郎輕鬆征伐鬼島為主調開始，經過過分嚴苛磨練的軍隊訓練，最後寄託於「武運長久」的軍國主義教育下，卻訓練了一些沒有真實社會經驗與戰場經驗的可憐的年輕皇民戰士──如今這些少數人的年齡大約都與我們可敬的李登輝先生相近。
結果造成當時不少青少年全然不知日據台灣悲慘下層社會中，在物質生活上，普遍存有吳濁流先生所描述的史實：〈正是這樣的事實，我台灣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齡才會在２４歲上下徘徊〉

「學生的雙親拼命留住我，請我吃午飯。一碗滿滿的飯中，飯粒歷歷可數差不多都是蕃薯籤。蕃薯籤也是又黑又硬，簡直難以下嚥。我曾吃過一、二次蕃薯籤，那是北部農家曬的白白的，味道也不太壞。此地的雖勉強吞下，仍有梗住喉嚨的感覺。台灣每年有四百萬石的米輸出日本而此地的貧農卻吃著這樣的東西，使我大為驚異。」〈「台灣連翹」，頁66。〉

在精神生活上，則在嚴苛的軍事訓練下造成了極大的心靈扭曲；一位較乏知名度的先輩曾自稱：

「理由是已經接受這麼嚴格的考驗，卻沒有轟轟烈烈戰一場等於是英雄無用武之地，所以我很不甘心。這個觀念還持續到今天，所以我的國語一直沒有學好，也可以說不願意學國語。」〈引自「天皇陛下的赤子──新竹人、日本兵、戰爭經驗」，潘國正著，齊風堂出版社，1987年再版，頁168~174。〉

另一位著名的人士，是比李登輝先生更早幾年當上台北市長的屏東人張豐緒先生，他則自述其戰後初期的扭曲經驗稱：

「有一位日本軍事教官，非常嚴厲，全校差不多每一個學生都曾被他責打過。日本剛投降時，許多台灣人會去打有宿怨的日本人，……，有一天我和幾個同學也計劃去找這個日本教官算帳。於是我們一夥人就跑到他家去，剛看到他一個人在園子裡種菜時，卻突然有一位同學大喊：『敬禮！』於是我們大家都列對站好敬禮。教官就說『好！好！大家好久不見了，過來幫我種菜吧』我們幾個同學本來要去修理教官的，結果反而去幫他種菜。……現在想起來，還覺得啼笑皆非。」（引自「台北市歷屆市長議長口述歷史」，頁52。）

那是怎樣的的計劃與行動，扭曲成為多麼悲哀的荒謬？這是怎樣嚴重的「皇民化運動」的影響？這也是我們台灣二二八悲劇的重要前景之一。

下次，再談國府的「無能為力」問題。

泥土敬白。

1. 國民政府之無力：
1945年8月15日，日本對盟軍宣布無條件投降，國民政府是勝利者，但是，自1931年以來15年的戰亂，中國在長期戰事中只扮演著不斷被侵略、被蹂躪，而能夠在民族精神支持與殖民殘酷統治的慘狀激勵下〈如當年的上海日本租界，台灣被殖民的經驗〉不屈服的勇者；長期被蹂躪當然耗損國力，更何況，在這15年以前，更有列強在中國長期敲骨剝髓的壓榨與剝削；1945年前後，國府是無力的；既使它在8月15日成為勝利者，勝利者的光榮並不能改變這一切，甚至，反而更突出了它的無力。
據說，日本東京在其無條件投降後，最後曾由大本營發給駐華中國派遣軍的指令是：

「此際莫如將紅色勢力引進中國本土，使之與美方勢力發生衝突，引起東亞之混亂，日本便可收漁翁之利。」

以中國派遣軍的負責人岡村寧次言，他的部隊似乎確實沒有成為紅軍；但是他是否曾有引進紅色勢力？一如在台日軍是否引進紅色勢力？我們都不知道；但是對於這些，國府即使知道了，應該也是無力的。因為，台灣與中國之間有著海峽之隔，並不是當年缺乏國力的國府有心付出犧牲，就能施壓掌握的。同時，台灣被戰爭所毀壞的設施不是空手空口就可以修復的，無人「護產」被澈底「解散」的各種工廠與公司需要重行投入大量資金才能運轉，一切非「國力」莫辦。

2. 國民政府在日軍投降前之所能：

無國力的國民政府，能作些什麼？
或許1945年四月初，中國國防委員會軍令部第二廳經情蒐單位取得「美軍兩棲登陸台灣作戰計劃案」，是他所能做的一個例子。

那是雖當時美軍已放棄登陸台灣而實行登陸琉球後被放棄的，預計在台灣成立軍政府的作戰計劃，但是，由於該計劃仍受到中國軍方極高的重視；據一位參謀人員的回憶，當時的情形如下
「第二廳裡集合了三十多位懂英文的參謀，除非有緊急重要事情，我們全都擱下來，去翻譯一本由情蒐單位弄回來的『美軍兩棲登陸台灣作戰計劃案』，所採翻譯方法是輪番翻譯，將英文計劃案拆開，從頭開始，第一回每人只分得四頁，各人譯完之後，依次序收齊，交由科長整理呈交……我們參謀又再分四頁，不眠不休這樣分下去，終於不到七十二小時就將全部計劃譯畢，……因為此一作戰計劃機密等級極高，譯畢後我們參謀彼此之間，絕口不談自己所譯內容」
〈「駐外武官的使命」，鍾漢波著，麥田出版社1998年出版，頁28。〉

我們當然不知當時該計劃案的究竟內容，也不知道國府是否只取得過該一次秘密資料？──該類計畫案的主持人之一的柯爾曾在著作中稱
「由經濟作戰局三軍戰略室和一些有關部門所準備的一大堆資料使陸海軍部得以制定有關台灣的手冊和種種測量資料，這些資料後來無可避免地落入中國人手裡。」
〈引自「被出賣的台灣」，頁45〉

只知那應該是一份不再執行的計劃，並且由於美軍的登陸船艦、攻堅的武器都不是當時國民政府所可能擁有的，何以如此慎重？想來一定是它洩露了對於中國自己相當敏感而重要的內容。雖然我們不確知其內容細節，但是我們確知留學美國，得到化工博士，1940年回到台灣的雲林西螺人企業家廖文毅，曾計劃秘密協助登陸美軍組織維持治安的台灣治安維持政府，並曾因而受日憲兵拘問；因美軍改變登陸戰爭計劃，而未實行。他後來在1946年的第一屆國民參政員選舉中，當為其爭議票送請中央裁決而未決時；「新生報」上出現「省民一同」的賀廖氏當選的廣告，結果該票被判定是無效，抽籤落選；其後國大代表選舉也未中選；「二二八事件」時正與家人赴上海，事件後，被通緝；政治態度明顯轉向台灣獨立，成為台獨運動的第一代領導者。應該可以為一參考。
〈前段協助美軍事蹟，參見向山寬夫的「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民族運動史」，下冊，楊鴻儒譯，頁1474。後段省議會選舉事，可參考「戰後初期台獨主張產生的探討」，張炎憲著，收於「二二八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1）」，或「台灣戰後初期的民意代表」，李筱峰著。〉
由1942年7月到1945年初，美國海軍部與美國國務院不斷爲是否攫取台灣問題而爭執的事實，國府不可能全無所聞，加上這個例子，國府的處境尷尬，尤其，在1943年底，開羅宣言已宣示將台灣歸還中國後，卻無足夠國力可助台灣復原，實可想見。

至於，前曾提及的皇民化運動的「成果」與日方運用強勢的外交與國際宣傳製造台灣進步的形象，對比於中國落後的現象，當然國府也是無能為力的；甚至，1935年福建省主席陳儀應邀參觀台灣產業博覽會時，就曾發出對日本治台成績的羨慕之詞。陳儀是否禮貌之詞，或真心稱許，但當時一定無人知道日人自1906年至1934年治台期間的真相，受殖民統治的我台灣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齡竟不到25歲，而其最高平均死亡年齡在1908年──27.2歲，最低平均死亡年齡正在1934年──22.4歲！
總之，真是不折不扣無能無力的國府。

3. 日本無條件投降後的所能：
3-1、台灣省受降前〈10月25日〉的幾件大事。
3-1-1台灣省制由「省政府」倉促改為「總督式」的「台灣省 行政長官公署」

即自1944年國府成立「台灣調查委員會」以陳儀為主委後，就計劃以台灣為省，其後，在1944年四月福建省臨時參議會也通過對台灣的省制提案，1944年10月在台灣接管計劃綱要草案中也設計為省政府，1945年2月，「台灣調查委員會」中成立行政區域研究會，陳儀指示研究省政府組織；甚至於1945年5月國民黨全代會也支持該省制提案；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在「台灣調查委員會」的座談會中，仍通過設省政府；但是，日本投降後，台灣傳來前述所謂「台灣自治運動」的消息；日軍參謀本部以台灣御用紳士為傀儡，合其在台近50萬日本軍民，所主持的所謂「台灣自治運動」，使國府不得不忽然擱置原已規劃兩年的省政府案；在1945年8月28日，由陳儀臨時提出「行政公署組織綱要」呈給國民政府，29日，國府乃明令設立，才有那被詬病的「軍政合一」、類似日本總督式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出現。國府所能的是陳儀長官對國府文官長吳鼎昌提出了下述的解說：

「台灣收復之後，自應稱為台灣省，以與其他各省一律，唯茲收復之初，政治與軍事相輔而成，本人又奉命兼任台灣警備總司令，故必須有一全力較大之臨時機構，必得統一事權妥為運用；將來接收竣事，秩序平復，自應按照常軌，依省制改組。」
即是對當時渾沌情勢的勉強說明。

3-1-2在南京的中國受降大典上的邀約：

國府對於日軍設計「台灣自治運動」的擔心，就國際現實言，中日互有立場，原無可過分苛責；並且有1895年的「台灣民主國」騷動的前例，勝利者應該收拾殘局原為國際社會動盪後的常事。作為勝利者，此時更重要的是中國自身擁有作為台灣的「祖國」的地位，國府當然希望收拾殘局的工作能得到我們台灣人的合作，避開1895年日本殖民統治者來台初期所遭遇的所有困難；國府的種種情報也給了主政的蔣先生充分的信心──他知道有所謂「祖國派」，那是台灣著名的民族運動領袖人物蔡培火，戰後在重慶向他建議的兩位不可遺忘的台灣民族運動領袖，於是，他就挑選了1945年9月9日，這天在南京中央軍校舉辦的中國戰區受降大典為展示歡迎台灣重回祖國懷抱的場合，蔣先生透過當天負責受降的何應欽將軍，指名邀請林獻堂先生與其經濟事務上的重要搭檔有留美背景的陳忻先生，這兩位台灣領袖參加中國戰區的受降典禮，作為「祖國」與台灣實力強大的「祖國派」攜手向世界昭告新時代即將來臨的儀式；顯然，這是一個不錯的設計，多麼希望有一個好的攜手的開始，其實絕大多數人也因此希望，所以，我們在很多描寫這段史實的回憶文字裡，我們都會看到我們台灣人對於包括林、陳兩人的六位台灣人代表，能代表受盡侵凌蹂躪的6百萬我們台灣人參加中國戰區的受降大典，有著與有榮焉的欣然。
例如，吳濁流先生在其名著「無花果」中的記錄是

「長期間抵抗日本的林獻堂氏以及其他五個人收到通知，擔任台灣人的代表，參加國民政府在九月九日南京舉行的受降典禮。林氏等人的功績，終是受中央重視的，這個消息一傳開，雖是林先生的名譽，其實也是六百萬島民的名譽，……大家都興奮極了」

在抗日名律師陳逸松的回憶錄中則稱

「九月六日，蔣委員長命何應欽將軍轉知，任林獻堂、羅萬居、林呈祿、陳炘、蘇維梁等為台灣代表，參加九日在南京舉行的受降典禮的消息傳來，全台振奮，大家同感榮光」

然而，不幸的史實竟是國府所鄭重邀約的林獻堂與陳炘兩位先生在該重要的大典上竟然雙雙缺席了。這就是重要但是很少被主流學者提起並研究的「受降大典缺席事件」。

3-1-3「受降大典缺席事件」後，國府接受解說後的叮囑

國府確是無力的，不僅有台灣，還有華北、華中、華南要接收、要復員，更有偌大的東北要爭取接收；我們不知這缺席事件在當時新聞界是小事或大事？但是，抗戰八年，盼望勝利的人極多，關心自己的國家終於揚眉吐氣的人一定很多，國府可能不希望被注意到，但是，注意到此一離奇現象的人應該還是不少吧。

據說，林先生與陳先生在大典後，翌日立刻拜訪了何將軍。
當時的情形，據林獻堂先生的秘書葉榮鐘氏在其紀念林先生的「林獻堂先生年譜」一文中，關於國府對於該事件的反應，葉先生的描述是這樣的：

「蓋翌十日先生等與葛敬恩秘書長同訪何將軍於總司令部，將軍問先生曰昨日受降典禮何故不來參列，……何將軍甚為不悅。」〈林獻堂紀念集，卷一，年譜，頁75〉

另，根據陳忻夫人謝綺蘭女士稱，當天何應欽將軍還談到中央指示，請陳忻先生大力幫助台灣經濟復原的問題：其內容概要如下：

「翌日，林獻堂與外子陳忻等一行拜訪何應欽，何上將奉中央指示面告外子陳忻謂，經歷中日戰爭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台灣所有之大企業即工廠、公司等等元氣大傷，一時無法復原，為此期望外子返台立即協助政府為復甦工商業，積極展開各項近程、中程、長程經建計畫。」〈二二八事件文獻輯錄，省文獻會印行，頁303、304〉

謝女士未提及何將軍不悅的事，但是卻顯示了當時國府自知無力的窘境。

3-1-4 陳儀來台前爭取台灣的自由與金融自保
1945年8月29日，國府正式任命陳儀為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行政長官，對於國力空虛的中國來台的最高行政長官，如前述他剛倉促地把台灣省制，由省政府轉為行政長官公署；要到同年10月24日，才正式抵達台灣；抵台前，九月二日曾在重慶對記者發表談話稱：

「台灣省的施政方針是遵照　國父遺教，實行三民主義，使台灣脫離不自由的生活，然後享其自強康樂的幸福。」

該所謂「脫離不自由的生活」，應該即是指日據高壓宰制時代沒有言論出版的自由而言；而所謂「其自強康樂的幸福。」則明示了戰後國力孱弱的國府實無力量增加台灣人的幸福──只能努力減少外來對台灣發展的干擾。
此外，據台灣史家戴國煇先生指出，陳儀長官在來台就任前曾特別向當時的最高當局爭取到台灣金融對於大陸自保，不受連動衝擊的權利。即所謂

「陳赴台就任前，要求蔣介石為體恤剛光復的台胞，為穩定台灣經濟；防止大陸的惡性通貨膨脹波及台灣起見，暫緩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大銀行在台設立分行，並禁止法幣在台流通，准許日據時代的臺灣銀行照舊營業，仍用台幣。這種想法和做法，本是正確無比的。」
〈「愛憎二二八」，戴國輝、葉芸芸著，遠流出版社，1992年出版，頁136。〉

應該就正是當時在不能以國力支援台灣的情形下，陳儀當局只能提供減少外來可能干擾台灣復甦與發展因素之保障。〈案，當時沒有人想到9月20日就發生了「台中樂舞台的談京滬觀感的物價上漲事件」──此事件很值得研究，請參看後面「我們台灣人的悲劇」部份；也沒人會知道後來時局變化得那麼快〉
9月26日，陳儀在重慶接見外籍記者，發表施政方針，其中強調提出「首先要考慮的是教育問題。急速普及中國國語，復活歷史教育，……」及「在可能範圍內盡量用臺胞為省政府之官員。」兩者皆顯示對日據下皇民化的反應，前者為強化國家認同；後者是在前述賦予之言論出版自由外，在此更欲強調充分認同祖國後，無力的國府政權將比在台50年的殖民政權授與台灣人民更多的任官權。

上述是國民政府在陳儀來台前，在日軍先下手為強的撥弄下，所表現之「無力」與「無能」。

由於本研究的目的，在於顯示一般論述中，對於重大事件〈如二二八事件〉有過分簡化的情形，以至於終使歷史事件的真實面相與其對於人們應有的理性啟迪作用，完全流於感情氾濫的淵藪；在過去閉鎖的時代，沒有探究的機會尚屬可以諒解，而今開放已久，仍然固步自封，甚至，標榜理性論事想研究問題者，也更任情喧染；真是可歎。

泥土主張台灣人的主體性，但是，不是主張任情的，是主張理性的，看清歷史與現實，在其中求取教訓和利害，以思考我們台灣的前途。

對不起，本文頗長，下次談影響「二二八事件」的
「 台灣省受降典禮〈10月25日〉後的幾件大事」

希望能盡快將這問題寫完，讓它成為一個對於「台灣主體性」研究上的重要的例子；但願將來會有更多人能有耐心研究值得研究、應該研究的重要問題。

幾天前在這個版上曾經爭論日本屠殺台民數字. 我一直很好奇
王曉波堅稱六十五萬到底是怎麼算的, 所以稍微翻了一下他的
臺灣抗日五十年. 今將他的統計與黃昭堂的臺灣總督府的統計
做了比較如下.

一. 王曉波:

後藤新平的報告, 1898年至1902年臺灣總督府共屠殺台民11950人,
包括戰死, 拒捕或押送時企圖逃走被當場殺害, 以及死刑.

大坪頂事件, 傳說遭殺害三萬多人.

西來庵事件, 傳說遭殺害三萬多人.

七七事變後以牢獄與死刑對待抗日份子的案件約六七件, 每件
數百至數千不等.

二戰時徵召台灣人擔任軍人或軍屬約二十萬, 其中約三萬人死亡.
此為1973年日本厚生省公佈之資料.

總計前述數字約十一萬人.

引用臺灣革命同盟會於1945年四月於馬關條約五十週年紀念時所
稱日人五十年內屠殺台民六十五萬, 並說此數字當不誇張, 但沒
有解釋六十五萬與十一萬的差距.

二. 黃昭堂:

引用日本政府的統計, 在1895至1902年共屠殺台民約三萬兩千人.
當時台灣人口約兩百六十萬, 超過人口數百分之一.
其中1895年臺灣攻防戰中死亡達一萬四千人左右, 受傷人數不詳.
另外後藤新平報告在1898年至1902年屠殺台民11950人. 兒玉-後藤
屠殺數字與1895年的攻防戰幾乎等量, 是由於1898年匪徒刑罰令
的頒布.

1906至1915年總督佐久間佐馬太鎮壓原住民的所謂理蕃事業,
原住民死傷人數不詳. 給三個指標數字: 當時原住民人口依1905
年人口調查為113195人. 日本軍警腳伕等死亡940人, 負傷1229人.
原住民被沒收槍枝812把.

同上時期發生羅福星事件等約十件漢人抗日事件, 未列死傷數字.

1915年西來庵事件, 在[口焦]吧哖屠殺309人, 逮捕余清芳以下1464人,
其中903人判死刑, 實際執行死刑200人, 其餘703人減為無期徒刑.

1930年霧社事件, 在此我引用OTTOVONBISMA兄的資料如下:
此役，日方共調警力1,400人，軍隊1,300人。而霧社原住民1,200餘人中，戰
死或自殺者多達644人，投降564人（這些投降者又遭日人慫恿其他部落攻打屠殺，
劫後餘生，全族僅剩298人，幾乎完全被滅族）。

霧社事件為最後一次大規模武裝抗日行動.

三. 誰的數字正確?

姑且不論把台籍日軍算入是否合理, 請注意在1895年時台灣人口僅兩三百萬,
1945年時約六百萬, 若屠殺了六十五萬台灣人, 顯然當時發生了類似納粹或
赤柬的有計畫的滅種性大屠殺, 但沒有這種記錄. 王曉波的估計當中, 有兩個
傳說就佔了六萬, 就算這是正確的, 他仍然無法解釋十一萬與六十五萬的差距,
難道在1895年的攻防戰中臺灣陣亡了五十萬人嗎? 五十萬人陣亡, 那必須多少
人上戰場才能達到? 以當時人口數, 加上反抗軍屬民兵性質而非以國家力量動員,
有沒有可能?

四. 我的立場

謝謝您專誠找來這樣的資料。

可惜您似乎沒讀完我在本欄的幾篇討論，所以我不知如何回答您的意見？

因為，我的研究是我們台灣台灣先民在日據初期的1895至1896年間，銳減了80多萬人！

承您以東京大學的「假」學術權威黃大博士相比，
小人物泥土一面虛榮地高興，另一面很覺難過；黃博士不是歷史學博士，您卻以他的史述為可信的權威，我強烈主張台灣人主體性，研究時日據台灣史，主張盡量先讀第一手的受害者史料；再讀加害者事後自圓其說的資料，我認為黃博士雖然地位崇高，但是他行文只強調我台灣先民確實被「屠殺」，其他不過是照抄加害者公布的資料，這樣的主體性「研究」，我真覺難過。真是我們台灣人「第三世界博士」的悲哀？

請看我在開欄文中的根據：

「日據台灣初期在日本的攘逐殺戮政策下，1895至1896的一年間，我台灣先民人口銳減達80萬人，這只要將劉銘傳時代調查的320萬人，加上當年的人口增加率所得，與1896年日本首次的臨時人口普查所得的250萬人相減，就可以得知；」

及論辯文NO:656_12中
著名的「台灣通史」一書的「戶役志」文末，其文指出：

「光緒十三年，巡撫劉銘傳奏請清賦，先飭各廰縣編查戶口，頒行保甲，其時造報者，計有男女三百二十餘萬人。」

〈中華叢書版，上冊，1955年印行，頁122〉

最後，關於您所稱請看論辯文NO:656_34

此略舉關於您所謂：
「當時發生了類似納粹或赤柬的有計畫的滅種性大屠殺, 但沒有這種記錄.外國報紙何以未見報導事，」

此舉當年香港日報社論即曾批判日人屠殺我先民事談及

「•••於台灣，其島民對新統治者抱不平，並利用機會煽動各種叛亂之徒，不乏其人，亦屬自然情事，惟此種機會，竟係屢因官吏之驕慢無能所造成，則日本國殊不能不注意也。•••日本係試驗中之殖民國，如在其初發階段即患嚴重過失，自當遺憾千秋。」

可以說明本欄史述，見於「台灣前期武裝抗日運動有關檔案」，省文獻會印行，頁189。

至於，王先生論文，我尚未有暇過目，我自認證據充實，以後若您有興趣可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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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您的立場似頗有正義感，能又見一有正義感的人真高興，希望以上回覆能幫助您考慮問題。不過下次不讀完我文而後提問，恕不作答。

泥土敬白

附筆：
黃博士是社會學博士，不是歷史學博士。他在歷史認定上可以錯。可以原諒。
但是在我們強調的台灣人主體性上，仍然不可原諒。想到真的只有「屠殺台民約三萬兩千人」嗎？在這清明節前後的日子，我們近80萬先民的冤靈啊，這豈不比所謂的「第三世界的博士」更不可原諒。

泥土先生：
謝謝您的指教。
可惜您似乎沒讀完我轉貼的文章，這篇文章是我轉貼的,所以這篇文章的論點並不代表我個人意見.

我對 你說的 『史實三：美國人的手段。』 ，期待中。

人 → 台灣人 →

『國府』只能放在 人 跟台灣人之下的 選項工具， 從推理 從事後經驗實證， 從人性 人文， 從多數台灣人的立場看， 『國府』都是個有害的工具。
。
『國府』這個名稱--合理地說，只是 1949 之前在中國大陸的人對他們國家內部某個政權的稱呼，

不要輕率污衊我台灣賢達 先人。
閣下之言迄目前為止， 恕我直言，吾未見閣下 有 『人』『台灣人』的主體性， 請展現一下人文與理性給年輕人看吧。

小人物雜談想來口述一些聽聞:
自己去世奶奶生於1894年1989年去世，
我唸小學奶奶80歲左右，奶奶床頭藏著日據留下的水煙斗黑的發亮，
晚年她受洗信奉耶穌常懷感恩的心，她用水煙斗告誡兒孫毒品之害，

據我從親族長輩跟奶奶口述所知，日據晚期日人鼓勵掛牌吸食鴉片抽取稅金，
我奶奶跟先生兩個人掛牌吸食鴉片，先生姓蔡是當時左營地區大地主，吸鴉片
與經商家境富裕也有關，直到34年國民政府來台灣，政策大轉變法律重刑禁煙，
販賣毒品一律死刑毒品價格接續一路飛漲，我奶奶跟他先生十年左右賣光家產
買毒品，光是左營地區賣掉土地超過200甲，到了民國四十幾年已經無產可賣，
毒癮以深先生受不了煎熬辭世。
小時後我曾經問奶奶毒癮怎麼能戒掉?奶奶到也回答的很直接，沒錢就戒了。

關於台灣近代過往歷史，書本上學者記述跟我自己認知確實有不少價差。
尤其228這一段我問過不少當年走過見證之人看法，這些人學經歷有高有低不一定，
在那個資訊傳達封閉的年代，不同背景口述出來的歷史價差甚大。
我奶奶日據時唸到高中學歷經商背景，沒有強烈政治傾向，
所以他看228並沒有強烈政治味。
我外公也受過完整日本教育，一生務農對於統治抱持逆來順受，
228事件讓他感受較深就是當時物價飛漲一日三市。
我奶奶住台南市區外公住屏東鄉下，大環境背景感受也差很多。

228倒是一位麻豆老婦人說法讓我感觸最深，與其談論她當時是我朋友奶奶，
她說記得先生出門下田工作那天穿花色上衣，村人看見阿山軍車路過把他先生拉上
車載走，村人跑來告訴他經過.她去找村長幫忙，村長還去麻豆鎮幫他打聽先生下落，
但是一天天過去音訊全無，
一個月後村長說麻豆有很多屍體，要跟她去找看看..生要見人死要見屍，她跟村長去了
但是找遍了屍體也沒看到自己先生。
就這樣上了軍車從此下落不明，婦人守寡一生養大兩個孩子，
幾十年後就連228補償條例，兒孫也因為沒有留下證明文件可申請政府賠償。
老婦人不識字也不懂什麼叫做228事件，她也沒有因此去痛恨國民黨.因為她是真的不懂.
唯一讓她痛恨的就是軍人，因為她一直不懂軍人為何要抓走她先生?
因此她也告誡兒孫輩女孩子，交往對象只要是軍人就是免談。

拜讀大文，心境頗為沉重。我們台灣人幾十年在日人禁忌隱瞞之下，主體性真很難恢復嗎？您就我文第二段提及，您先人的不幸，我感覺萬分的同情與哀働。

尤其，我覺得您在讀了我文指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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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898年左右，我先民在被銳減80萬人後，當然不信任日人，所以在日人所謂「恩典」──特准我先民吸食鴉片的情形下──各地自動進行禁絕鴉片的運動，至1901年，禁絕成果極佳，近三分之一癮者成功，卻在日本殖民統治的宰制下，以管理中醫，破壞傳統醫療體系，嚴禁中醫發揮治病減痛的惡毒政策下，使我先民不能不再求助於鴉片的麻醉效果。
當時的日本官報都提及當時被打壓宰制前的盛況是

「嘉義紳民假外較場王爺宮為神壇降乩之所，惟戒煙人等尚無房屋可棲，各庄運送竹、木、茅草，以助蓋造之需，今日肩挑背負者，更覺接踵於途，現已堆積如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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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您竟是仍不能理解我們應該深刻同情的貴祖母的悲劇──我想或許是我說得不清楚；謹此再引日據時代資料，解釋當年１８９７年至１９０２年前後，我可悲的先民，包括令先祖母所遭遇的史實如下：

1897年殺戮攘逐的統治方法，並未得到完全成功，就受到國內外的指謫，不得不改弦更張，轉以尊重民俗為名，發布「恩典」，普遍准許台人根據日人所發特許〈特別許可證〉繼續吸食鴉片，台人既經屠殺，且清代早知鴉片為毒物，對此陽謀式的特許，自然深為痛恨而激發出堅強的主體性；就接受當時由大陸傳來一種極為先進的戒鴉片之方法，我先民紛紛自發地依該法實施禁絕鴉片的工作，發展至1901年，我台人禁絕鴉片繳回特許者近三分之一，以致當時日本一面因鴉片滯銷，必須削價出售；一面日人出動警察至各地威壓與逮捕該運動的主持人，我先民所處的情勢真是令人遺憾
，但是其主體性的種種，真是有能使「頑夫廉懦夫立志」的作用；試看當時一位當時運動裡的善堂主持人李緝庵先生在警方威壓下的抗言：

「……堂中施行之事，以降筆造書、勸戒洋煙為主；其書中所引證者皆是善惡應報之事，使民若知警醒不敢為非，大有關於風化；若戒煙一事，又屬顯然之利益也。至於堂內供職之人係為行善起見，各皆自備飯食，並不敢取分文，豈邪術師巫、惑世圖利者，所可同年而語哉。……未知身犯何罪，律犯何條？誠令人不解也。倘政府強欲加之以罪，私等有殺身成仁之美，政府有妄辱善民之名；雖肝腦塗地亦無恨焉。」

以及前引當年日本官報「台灣日日新報」對於我先民這一自發的戒絕鴉片運動，曾有如下的記載：
「嘉義紳民假外較場王爺宮為神壇降乩之所，惟戒煙人等尚無房屋可棲，各庄運送竹、木、茅草，以助蓋造之需，今日肩挑背負者，更覺接踵於途，現已堆積如山矣」

不知道作為讀者的台灣人的希兾主體性的您，對於早在百年前我們先民這項足可以輝耀世界禁毒史的一頁，是否和我一樣在歷史悲劇的濃厚悲哀中，在被嗜吸鴉片污名化下自責的我們，會有一種簡直直沖天際欲哭的，主體的喜悅！

然而，我們先民的歷史悲劇，並不就如此止息，在1901年又有了可悲發展，原來日本警察的高壓雖然厲害，但是我們先民既然在自發的戒絕鴉片運動上有了偉大的成就，知道自行戒煙不是不可能的事，怎會在威壓下停止；更何況，日本官方表面仍反對吸食鴉片，因而我們先民仍把戒絕鴉片轉為地下進行。

再來無力掙扎的悲劇是在1901年底，日本總督府提出了一項新的「恩典」，即所謂的「台灣醫師免許規則」，──以中醫太落伍應該加強管制為名，規定行醫十年以上的才能考領行醫執照，從此不再辦理考照──使台灣的醫師數量急遽不足〈當時台灣人的平均死亡年齡不到25歲，試想有多少醫師能行醫十年以上，也因此到1945年台灣中醫師只剩不到100人〉，在那樣的恩典下，我先民遂在無法求助於醫師的情況下，不得不又回到鴉片麻醉的懷抱〈例如牙痛、關節痛、胃痛、月事痛沒有中醫師的調裡，只能求救於鴉片的麻醉了〉！──我深深的痛心，幾次給學生上課說到簡直要流下淚來──這次又讀到您可敬的祖母那代表著多少掙扎與奮鬥的告誡，我很感動，感慨與痛心；

──她老人家一定也不知道吧？──我們自己與我們被欺壓的先人•••

於是，我先民那原可傲視世界禁毒史的運動就不能不夭折了。也就是我們在「台灣住民攘逐政策」下劫餘的先民，從此被打上了「嗜吸鴉片」的污名──甚至自認不諱地以它作為自身只能為日本二等或三等國民的理由。

原來，當時的史實是，一方面是日本官方絕對不許這種可歎可悲的歷史流傳，一方面是日本官定的教科書上把「嗜吸鴉片」的污名，灌入學童們的腦海，因此，當年學童們讀著這樣的課文：

「……夫阿片之流毒於人不少矣，然在本島人視之以少吃何傷也，而不知吃愈多毒愈深，斯癮癖愈固，遂至每日不食，則困苦萬狀，而不能堪焉。試問好吃阿片之人，體瘦氣衰而百事卒無一成者，何其不知悔悟也，世如此者曰煙鬼。」
「許多煙鬼最堪憐，憔悴形容如坐禪；不覺漸成長命債，對人無語更淒然；煙鬼癡迷真可憐，室家重寶化成煙；人人談笑渾無恥，剩得妻孥泣涕漣。」

該文裡，不但，完全不提我先民自動戒絕鴉片的偉大努力，並且還假裝好心，指我先民「不知悔悟也」，嘲笑我台受害的先民「人人談笑渾無恥」。那是怎樣的手段？作為後代子孫的我們，我每每對此痛心。

在我的研究裡我稱這史實作「鴉片統治術」，它緜亙了五十年日本據台時期，

最後，我再提供下列的史實，是否能讓您們不要為這事太難過？
著名的日據時期的領袖人物，蔣渭水、杜聰明、翁俊明三人都出生在日據初期，蔣氏不但總走在台灣民族運動的最前線，並且在1930年的反對日人暗中擴大我台人吸毒的運動中，他也走在最前線；杜氏在臺以研究鴉片與中藥為職志，翁氏赴閩開中醫研究所，應該就是他們對於那個悲慘時代堅決反對的偉大表現。

希望他們的主體性奮鬥，讓本欄的朋友們可以稍為冷靜，仔細思考我在本欄所談過的一切史實吧。

〈以上資料皆引自當年日人資料，只有「台灣醫師免許規則」引自「南天的十字星」〈杜聰明傳，〉。

最後，唉，歷史往矣，我也主張向前看，但是我認為在這段歷史裡有我們先民偉大的與委屈的主體性，是我們後人絕對應該深深記取的。──〈以我個人言，我記取它，使我有耐心研究，我不人云亦云，將來我要把我微薄的成果敬獻給可能仍在天上遺憾的我們先民們〉

如果您有疑問，請續賜教。
極感謝您如此誠懇的交流。

順祝您可敬的祖母天上平安，及我台灣人的主體性能早日發揚光大。

關於二二八事件，其中悲慘事極多，國府當政，當然責無旁貸；誰也不許故意脫罪。

如您所舉例，我小人物憤世嫉俗，除更感慨外，實無能表達心意，或許能請您就近便中，

盡力詳查細述，敝人可在未來拙作中載入，以更警惕時代的悲劇。

最後，再謝謝您的光臨。

中國孝子賢孫聽起來就窩心的”光武中興”前後二十年，但真正用於推翻王莽”暴政”的時間，五年還不到．其餘時間全部是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只用殺的超寬大影幕演出．最後以全國四分之三的人頭告祭孔大聖人的天無二日人無二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如何的被澈底執行而光榮落幕．

中國人平均二百年，就命定來一次橫亙三分之一時間的血與火，以致如何殺人和如何被殺，就成了生活上最重要的思想課題，圍繞此殺人課題的琴棋書畫，看似漫妙優雅，而其終極還是為了殺人文化而服務（書法不符萬歲爺所好的那一體，上榜鐵定沒你的份）．所以中國沒有所謂的次元化’亞文化’個別文化，而只有殺人這個主流文化，

人手一本毛語錄，也不過是眼皮前的三十年而已，這個以二千萬顆人頭落地（葉公劍英說）收埸的文化中的文化，其精彩絕倫的程度又豈只一句殺人文化概括得了？用殺人文化做中國文化的等效形容，何來污蔑之有？　　　　　　　　　　　　　　　　　　　　　　　　

中國殺人文化的孝子賢孫，習慣以主子之喜為喜．主子之憎為憎，其實一點也不奇怪．就像主子的人民軍事科學研究院說日本侵華殺死三千五百萬人，做奴才的就不敢不馬上灌水台灣人被日本殺害八十萬．

主子對日抗戰抗到連戰爭末期猶丟盔摜甲到讓邱吉爾在下院演說”對中國的戰事感到遺憾”．潛伏在中華電信的奴才馬上
修改程式阻止打狗棒以台灣人英勇抗日的貼文繼續教訓中國奴才對台灣人的污衊，

表面上中國奴才以主子之恨，恨台灣人不以日本人為仇，相對就會以台灣人抗日恨日為愛嗎？只要網友試閱下文就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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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軍以獨立政權的地位和日本簽訂和約的始末

中國把台灣當做贖罪品.拋給日本一口咬住後,自已乘隙逃命.台灣人在清軍撤離後,自組鬆散的民軍,只用落伍不全的器械,面對世界第九軍力的日軍,在正式淪陷前殺敵2521人,傷敵263人.數倍於列強戰死中國境內的總數.
民軍殉國才796,負傷368.被俘176.)

淪陷後更分散各自扺抗,四年內打得日軍疲於奔命.一度要求中國備款贖回,不果又要賣給美國.(美國政府以遠東艦隊司令擅自談判,認為軍人干政,大為犯忌而否決,否則....)最後在不得已下,改採懷柔政,分別和各地民軍如陳秋菊林少貓簡大獅柯鐵虎等,賦予以幾近獨立國的地位簽訂和約.(第一條:雲林斗六門及其附近另設民政局由台灣人治理,聘一日本人當副手,遇有人民刑案,由台灣人審訊.....第二條:前清無兵防守,而由日軍侵領之地區,日軍立即撤出.並將被日軍侵佔之大坪頂山退還給柯鐵虎做為屯兵之所..........)

設非我台灣父祖,前扑後繼奮勇反抗,給以威嚇不可一世的日軍當頭喝棒,則日本人對台灣人的壓迫當不在韓國人之下.日本人只敢對台灣人岐視而不敢淩虐,是我台灣父祖為子孫所爭取到的尊嚴.雖然力微人弱,最後承認失敗,但也不覺得是恥辱,也因此雖然族異難合,郤也無仇恨敵對的必要.相對韓人在清軍撤離後,和平相向反遭日本不當人子的虐待,以致韓人至今猶咬牙切齒.而台灣人的不以日人為仇,是我們光榮扺抗過,而獲得敵人的尊敬,才讓中國棄之如敝履的恥辱不必由子孫承當.今天在台灣的中國人之所以視台灣人不共同仇視日本人為罪惡,是因為坐等盟國送來勝利果實的他們,不敢正視台灣人英勇抗日的緣故.

(韓人安重根刺殺伊藤博文的抗暴己是1909的事了.)

中國坐等勝利的二個簡單的例子:(貼文者無譏笑英勇殉國的中國戰士之意,如果閱讀此文而勃然大怒者,就不必指望中國能在反省中復興.)

1944仲夏後,軸心國在各戰線敗績連連,唯有海路受制的日軍,為打通由朝鮮到馬來亞的撤退路線，在乏飛機少大炮下謹以調剩的老弱殘兵，還打得中國軍隊又逃又跑，讓丘吉爾看得口呆目瞪之餘，於09/28在下院發表對中國戰事失利深感遺憾的演說.

1945/7/10醴陵軍事重地，在終戰前不足一月，竟然還被沒戰機少大炮的老弱殘兵，二度插上日本旗，而中國兵逃得倒比馬還快，這樣的抗日實在慚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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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中國奴才滿嘴媚日’讒日的肏幹屌聲中，打狗棒這篇文字在出奇緩慢的寫入過程後，就出現以下的頁面作理由而貼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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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ODBC Microsoft Access 驅動程式] 查詢運算式 台灣民軍以獨立國的地位和日本簽訂和約的始末


中國把台灣當做贖罪品.拋給日本一口咬住後,自已乘隙逃命.台灣人在清軍撤離後,自組鬆散的民軍,只用落伍不全的器械,面對世界第九軍力的日軍,在正式淪陷前殺敵2521人,傷敵263人.二倍於列強戰死中國境內的總數.
(民軍殉國796,負傷368.被俘176)

淪陷後更分散各自扺抗,四年內打得日軍疲於奔命.一度要求中國備款贖回,不果又要賣給美國.(美國政府以遠東艦隊司令擅自談判,認為軍人干政,大為犯忌而不答應,否則.. 中的 語法錯誤 (少了運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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屢貼不成後，打狗棒全文倒寫，請網友倒看再貼，但也謹闖關一次，潛伏在中華電信的奴才馬上修改程式而破了打狗棒的功
，這篇文字打狗棒試貼二年都貼不上，可見這長駐的阻止程式不是來自外部害客，而是中華電信裡一批欺主的惡奴，在發揮中國殺人文化的孝道精神所致．

中國殺人文化的孝子賢孫，再假裝得如何溫文儒雅，本質還是脫離不了奴才心態耶．

或許言有不盡之處，從主體觀點我想強調庶民史與政治史之差異，我相信板上有更多台灣人先民有著不同際遇，只因沒有足夠史料引用公諸於後人參考。歷史像是漫漫長河往往只是偶然而非必然，如何學習全方位觀點去看待台灣近代史主體性不容易，畢竟三個斷代過程統治
者記述下來的史觀~~~~都有參雜著強烈主觀看法。歷史考證更因年代久遠資料比對有其困難度。實例而言台灣歷史記載西班牙曾經據台北部，但是從史料得知當時西班牙勢力是在西半球，為何會在東半球建立台灣單一據點讓人不解，而且當時年份西班牙與葡萄牙剛好是合而為一，從外國史來看西班牙據台年份~~~西班牙這個國家也非稱為西班牙。

自己外公去世後葬於屏東鄉下，隔年日籍友人還專程來台墳前上香，來台日籍友人是日據末年透過同化政策來台定居，當時日人集中居於外公家附近一個村落，日本政府提供土地也是種甘蔗，菸葉，聽我外公說法當時這些日人都是自願移民台灣，屬於在日本生活較貧苦一群，末期日本政府鼓勵日人定居台灣落地生根遂行同化政策，這些移民跟日本政府派駐台灣官員心態上不同，長期工作生活在一起彼此有一份深厚情感，這也是日人垂垂老矣還會專程來台原因。

不論明鄭荷蘭清代日本國民政府來台，外來統治者都很會抓台灣人胃口，因為善良純樸的台灣人民，只要統治者對味通常不會有太大反抗意識，更少有自己當家做主意念深入民間。
就近代而言日人統治教育上極度醜化清代漢人，國民政府統治教育上極度醜化日人，教育附庸政治成為人民洗腦工具，學者菁英歷史觀點記述能否持平回歸史實很有質疑空間。
看的距離放太寬廣解讀容易模糊不清，距離太近單點放大去看容易失真....
看歷史不需加入悲情更勿斷章取義，畢竟都有其外在大環境因數順勢導引，
1895年日人來台前後人口數差異就是一例，多方參閱史料也要考量大環境因數，
當時不只唐景崧都逃回大陸，邱逢甲更是攜款十萬兩逃回廣東，
一般內地隻身來台軍士兵豈有不走之道裡，而且日人來台初期也提出放這些人回大陸政策，
畢竟日人異族來統治，也不希望長期跟舊有官兵大玩貓抓老鼠...

清代治台是殖民統治心態，日人治台也是殖民統治心態，國民黨治台不也是殖民統治心態.
就因為外來政權統治者都是殖民心態，台灣人民也就很自然淪為二等公民。持平而論每個外來政權統治台灣都有真正建設，但是他的背後目的卻不是為了造福台灣人民，清代將台灣作為阻隔外來勢力緩衝區避免中國門戶洞開，日本將台灣作為後備基地東亞跳板，國民政府也將台灣作為回中國跳板......沒有一個政權是真心為多數台灣人民設想。

台灣人民當家做主需要更多的自由人教育注入思維，台灣先人或許受限於當代資訊而當順民，這些過往歷史長河造就的無奈今人當省思，資訊全球化的今天不該再次自陷於泥沼之中。台灣人去讓中國人管好不好，去讓美國人管好不好，去讓日本人管好不好?很多這種根深蒂固奴性化思維，讓台灣人民一直想找藉口不敢當家做主，更缺乏自由人的主體性。
橫度黑水溝不論先來後到台灣這塊土地，先人都是有心來此建立美好家園跟願景，今人以史
為鏡不該掉入歷史輪迴之中.....唯有台灣人回顧先人歷史自省找回主體意識，當家做主。

孫文口中的四萬萬同胞和辜顯榮的三百萬台民，何者為確？

在台灣人口一千多萬的年代，是指１００００００１人或指１９９９９９９人

放著滿清地方官正式奏報中央的人口數字不用，郤甘之如飴於日本政客的話家常，又是何居心？

早年的知識界都知道，台灣的立法院曾因大學講師指稱宋高鬃為長保帝位而殺父弒兄以致波及岳飛，認為有違為尊者諱和不符傳統價值觀，要求教育部抽撤該教材．對這種八輩子都打不到一竿的屎桶，中國人都要猛往自己頭上扣，則事關徵兵抽糧正當性的台灣史，其不說謊造假，大概只有有奶便娘的孝子賢孫才相信．

以外來壓迫者長期對台灣的宰制，何來台灣治史的主体性？該揘造’該炮製’該造假早在半世紀前就大功告成了，哪輪到貨真價實的台灣人插手？以連橫在延長雅片專賣替日本敲邊鼓助陣的勁來看，台灣通史成書的目的是否在為己成事實的外來統治者做正當化的塗粉抹脂，就很值得研究了．

宋太鬃召人進京，來人半路得知幹的是修撰太豬實錄，當埸裝瘋不前，可見只要稍具人格者，就視治史為非同小可，絕非因
雅片事件被櫟社除名的連戰之祖可勝任．更非擁抱白色恐怖的奴才所可置喙．在治史者的人格未經終極的嚴格檢驗前，有何治史的主体性可言？在政治謊話半天燒的中國時代，不肖文人選邊站下的台灣史，何來正確之有？成書於異族統治下的連著，迎合的又是什麼樣的價值觀，其值得玩味又豈只一點點．

題外話：
台灣是思想言論自由了，但對像絕對謹限中國殺人文化的孝子賢孫，不是同路人而敢放言無忌，被錄音被記錄被存檔以待末來的祖國大軍做清鄉的依據，絕對不會只是歷史的偶然．所以打狗棒一點也不鼓勵網友大鳴又大放．除非你真的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偏進來．

3-2 台灣省受降典禮〈10月25日〉後的幾件大事
3-2-1抑制通貨膨脹的辦法
自從9月20日前述「台中樂舞台談京滬觀感的物價上漲事件」後，台灣物價上漲不停；1945年11月，國府推出「處理省內日本銀行兌換券及台灣銀行背書之日本銀行兌換券辦法」，一律禁止日本銀行兌換券票面金額一元以上及台灣銀行背書發行之日本銀行千元兌換券在市面流通必須於月內存入銀行作為特種定期存款。滿月後，每月得支取定額之生活費；如因事業需要得按規定以存單為抵押聲請貸款。這是根據日據時代「強制國民儲蓄」收縮通貨的方式，控制台灣通貨膨脹的方法；應該指出，該收縮通貨的對象是「台灣銀行背書發行之日本銀行千元兌換券」，正是前述，1945年9月，日本投降後，國府抵台前，日本台灣總督府主計局長鹽見俊二由東京押運來台造成台灣通貨急遽膨脹的整飛機巨面額日本銀行券；據當時台灣金融史料，此次收回通貨達七億五千萬元〈其中前述日本銀行千元券近七億元〉，當時確實曾發生過部份遏制通貨膨脹的作用。但是，一面是在物資不足而惜售情形下，物價上漲並未停止；另方面由於自9月該批鈔券流通已兩個月，持有者早非原來第一手持有人──戰敗的日本人或戰爭的台灣人協力者，持有者自由使用其財產的資格突然受到這樣嚴重的限制，顯然是一項重大的損失──因而，國府會招致不小的憤懣。

3-2-2日產處理問題

關於這方面的法令，隨著日本投降，原來1945年8月15日盟軍麥克阿瑟元帥則有禁止日人不動產買賣的命令。國府只有要求各地交通、港口、場礦繼續運行，靜候國府軍接收的命令。
要到10月15日台灣前進指揮所公告禁止日本人公私產移轉；國府才注意到這個問題。
嚴格來說，這是每個改朝換代的動亂後都可能出現的問題；但1895年的日據台灣，卻是個特別平穩的例子，因為，一面是當年我們台灣先民不動產產權觀念不發達，甚至，以當時主要的產權土地言，竟有以為匿報產權可以省稅的錯誤觀念〈據說，日據初，地權登記時有人與某人有仇把自身的地權以某人名義登記者。〉；更何況，日人的攘逐殺戮後，一面在日人面前不敢輕易造次，一面土地荒蕪者眾〈例如，今三峽地方，經三角湧大屠殺後，一片荒煙墳起，是經日人向外地招墾，設立台灣第一個農會以安撫之，始有往後之三峽。〉產權糾紛自然更是不多；相對的，1945年國府接收台灣時，不動產產權觀念已確立，爭端自然較可能發生；在全無經驗的情況下，又有日軍所裹脅導演的前述「台灣王」林獻堂先生公開接收日產的表率；日產授受問題自然更為嚴重。
至1946年7月16日陳儀當局始公告「民國34年8月15日以後日人所有之不動產買賣移動一律無效。」此法令固然有盟軍法令可為依循，但事先未能及早提出，充分防範，此時影響人民權益極大，當然易引人不滿；而學者王宏文在其研究中所指出的：

「在國民政府軍隊抵達之前，許多日本人所擁有的土地及工廠便以極低廉的價格賣給台灣人，根據一條新法律，凡是在1945年8月15日之前所訂立的日台人契約承認有效。……有許多台灣資本家便與日本人勾結偽造契約，契約的簽訂日期填成8月15日之前，……據估計，當時有高達三百億的日人不動產，經由這方式而移轉出去，而當時台灣省所沒收的敵產也不過一百二十億而已。……」〈「戰後初期台灣各階級之經濟活動」，王宏仁著，台灣風物，第47卷1期，頁23；〉

正是當時國府無能的表現。

3-2-3推動地方自治，成立省議會：
當時，缺乏國力的國府面對前述「日軍所裹脅導演的前述「台灣王」林獻堂先生公開接收日產的表率」、「林獻堂與陳忻雙雙在中國戰區的日軍受降典禮上缺席」及他們返台後的「台中樂舞台談京滬觀感的物價上漲事件」帶動台灣物價不斷上漲的形勢；國府已勢難充分信任過往台灣民族運動中具實力的「祖國派」，而推動地方自治可能就是一種培植社會新力量的方法。
1946年1月25日，台灣區公民登記開始。4月6日，戶口普查開始。4月15日，全省參議員選舉。5月1日，台灣省參議會成立，參議會議長選舉中林獻堂先生接受勸退。

3-2-4台灣軍事整頓與台灣光復致敬團等等：

1946年6月底，由於國軍在駐地與我台人衝突頗多，陳儀長官向國府建議：為減少衝突將駐台的62軍與95軍整編調往大陸，應付時局；兩軍於本月調離台灣。
本年8月9日，整頓軍紀，軍政部台灣區少將馬德尊因瀆職案被槍斃。
本年8月16日，台灣省國民參政員選舉，發生爭議，以具留美背景主張聯省自治的廖文毅爭議問題最為棘手。
本年8月27日，為修好與中央關係，中國國民黨省黨部主委丘念台籌組之「台灣光復致敬團」成行；其成員包括前述南京受降大典缺席的林獻堂先生等人，但是，陳炘先生似乎相當不受歡迎，非正式團員，僅以財務委員身分隨團前往。
本年10月25日，來台巡視的蔣委員長與麥帥密談；同日起，停止報紙雜誌之日文版。
本年12月20日，台北各界人士近5千人為本年7月19日東京日警屠殺我台胞的澀谷事件的美軍法庭審判不公，在中山堂舉行抗議集會，會後並冒雨示威，台灣當局的新生報與各報刊多有響應。
本年12月31日，駐台70軍整編調往徐州，接手台灣防務者僅為21師的一個獨立團。
1947年1月1日，國府公佈台灣人不列入漢奸、戰犯條例懲處對象。
1946年12月31日，陳儀當局將日人鹽見俊二率領戰後日本留用人員所編製成的「台灣省五十一年統計概要」，正式出版。陳儀當局無力檢覈其中資料，僅在該書序言中稱：

「此項提要，係根據日方資料編成，其中魚魯豕亥，在所難免，深盼讀是輯者，仔細研覈，競謀校正」

似乎是在「無能為力」中努力維持了台灣人應有的主體性。使得該統計資料作為一陰謀的「木馬」，並沒有能迅速地在短期中實現其意圖。

以上就是無國力的國民政府主要的無力表現。
,,,,,,,,,,,,,,,,,,,,,,,,,,,,,,,,,,,,,,,

對不起，以上是國府的表現。因為，我不認為籠統的描述，可以傳達我們這段台灣悲劇歷史的實相，所以我堅持，很累，我要說明白，就像一個人在現實生活中的主體性絕非籠統的自主兩字而已。

泥土下次將再談「當年美國在台灣的手段」，如果您已讀了前面，何妨再花些時間讀完我笨拙的努力。

很抱歉，大概是功力不夠所以無法以更輕薄短小的方式說明我的觀點。
最後，謝謝您的光臨。
笨拙的泥土敬白。

延平旁聽生 　於2003/04/24 22:44
Re:連戰學歷特權？『第三世界博士與人文』, Part-2。

泥土：（NO:345_96）
>就今天台灣的現狀言，普魯士教育發展的成功因素有一特殊的哲學，似應值得揭示，
>即德意志哲學家費希特的自我哲學，在1807年發為他著名的講演「告德意志同胞
>書」………。據說，論近代德意志發展史的學者，無一不重視費氏地位，我也覺得很
>有價值，正與我們所強調的「主體意識」相近……。

先前讀到泥土先生的這些意見，很不以為然，只是一直未提出。最近看到他一再抬出費希
特，來佐證他的主體性意識主張，很是義正辭嚴的模樣，而且一發不可收，因此忍不住提出
回應。

十九世紀初期，日爾曼民族主義運動開始萌芽。經過一段時間（特別是在俾斯麥上台，從自
由派手中搶走民族主義旗幟以後），普魯士以及後來的德國史學界，幾乎完全被民族主義者
所把持。可是，這在戰後有了翻天覆地的改變。新一代史學家人才輩出，原來普受尊崇的史學大師，光環頓失。經過納粹的大浩劫，德國人痛定思痛，這毋寧是無可避免的。

新一代史學家徹底反省日爾曼民族主義的狹隘性，打破那些舊有民族主義者史學家的權威。
他們分析納粹黨的理論根源，特別撻伐其中血緣種族主義成分，也特別批判那種主張個人安
危必須從屬於民族利益考量的專制威權觀念。而在納粹黨的精神祖譜上，費希特赫然在列。
因為，費希特是日爾曼血緣種族型民族主義的先驅，而且也一再從哲學理論上發揮民族至上
說。所謂的主體性或者自我哲學，不過是這個理論建構的一環罷了。德國人後來終於知道拋
棄這種非理性的政治理念，卻也付出了非常非常高昂的代價：自己家園殘破，歐洲也一片廢
墟。

要如同泥土先生那樣在民主台灣倡導費希特，恐怕是很不恰當吧。也許，泥土先生志在倡導
同樣具有血緣種族主義色彩的漢族民族主義，或者炎黃子孫論。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就應該
謹慎才好。納粹罪行，殷鑒不遠！

此其一。其二，臧廣恩所翻譯的<告德意志同胞書>，問題不少。首先，書名翻譯有誤。德文
是Reden an die Deutche Nation，沒有同胞或者國民的意思。較為普及的英譯本書名是
Addresses to the German Nation. 。臧廣恩的翻譯，極有可能不是根據德文本，而是根據
很早期(1923)的英文譯本，書名 Addresses to the German People。再者，這是費希特的
一系列演講詞，譯為“書”顯然不合原意。如果有人肯用時間，找出德文本（以及那本早期
的英譯本）對照漢譯本，相信還會有許許多多有趣的發現。

剛才已經提及德國有新一代史學家。事實上，近二十年來歐美文法科的學界，也同樣有大批
新血輪。這一批學者，年輕時代很多曾經在六十年代受到學生反戰運動和第三世界民族解放
運動的衝擊，在看法上敢於反叛傳統，因此有許多創新的見解，使得學術思想活力大增。對
於這個新的發展，台灣文法科的Third World Ph.D.們，殊少有所領會。因為他們在留學期
間，絕大部分都中規中矩地唯學位是問，不敢稍越雷池半步，不敢稍有分心。等到“學成”
回到台灣之後，既然連書都讀“成”了，天下那有什麼新鮮事物值得留意？

對您欣賞的文章如此貼法，可見您也是至情至性之人，頗有所感慨；只是如此是否太佔篇幅空間？

原來本攔真有不少讀者，歡迎您光臨。是鞭策也是鼓舞，再謝。
下次希望不吝提問或賜教，愛台灣是大家的事，加油！

太累了吧？扯出這一大票加害者所羅列的資料，到底要証明什麼？是殺人有理嗎？受害者至今連事件的主謀是誰猶在五里霧中，殺人文化的孝子賢孫倒炒起加害者殺人有理的冷飯了，這算是哪門的以台灣主体為出發點？

任何未經台灣”民主學術界”公開檢驗和辯論的史料，叫做各取所需的”東西”．”東西”扯得再蠻像一回事，充其量叫做見解或看法，而滿篇的臆測和想像，好聽一點叫做田野調查，難聽一點就叫做鬼扯淡．

我外公在日據時期並非地主人丁多家境清貧，當時沒有自己土地幫日人會社工作賺取工資，
會社農閒也會幫大地主工作，因為外公念小學高等科精通日語，所以溝通上有些優勢.工作上類似現在包工工頭，光復後那段日子將近十年很辛苦，沒有米食只吃蕃薯乾簽，當時沒有耕地全家去開挖沒人要的貧瘠砂石地，之後在辦理公地認領，聽我外公說那種土地原本是溪流沖刷而來，貧瘠到連蕃薯都很難種植存活，只能不斷廢耕改善土質用人力慢慢開發，後來
國民黨時代庄民推舉外公也當了幾任農會代表，不過一生務農生活上都很辛苦，民國60幾年
外公都還是駕著牛車農田奔波，到了70年左右真的老了不能動了，才慢慢放棄務農。
雖然是外公他卻是我從小最親的人，人生最後一程也是我陪他走到完，高雄長庚加護病房發出病危通知好幾次，最後決定連插管一起送上救護車，因為我外公生前有個願望，他從出生沒有離開家超過一個月，住院是離家最久一次，最後一口氣也要送他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
救護車上我跟一個護士車程大約40分鐘，沿路我一直喊阿丈快到家了，回到三合院大廳用白布蓋住神明，兩個長板凳鋪上木板套上白布，乘了一碗白飯放腳尾點香告知阿丈可以安心走了........歷史如果是個宿命.......阿丈或許也代表著另一種無言的結局!!!

就我自己觀感看歷史，我奶奶家族屬於知識分子即使吸鴉片賣光家產，後面生活其實都還過的挺不錯，因為知識分子重視教育後代子孫充分掌控社會資源，這與外公鄉下人純樸任勞任怨，不忮不求淡薄名利人生觀有很大不同.....
生活中要與老人交談歷史並不容易，這裡談論提及我外公跟奶奶這是我親人，我可以旁證找
自己長輩說法參閱比對，若是非親非故外人談論起來就有很大困難度..................
於高縣湖內一貫道純陽聖道院，也曾遇過一位葉姓老先生年近90，當時建院土地是葉老先生提供，葉老先生耳聰目明還能騎一台很低的腳踏車，他常說唯一心願就是等道院興建完成
，果真興建完成後不久葉老先生心願已了也走了，當時閒暇我常跟老先生閒聊，不過年事已大說的故事很難完整考證更是困難，老人家通常會重聽說話不需大聲但是要把聲調壓低...
葉老先生也是一生務農，說的很多故事跟我自己外公經歷很貼近.......

228事件在台灣近代史上一直存有爭議，這方面個人倒是有些見解........
自己聽聞多位長輩說法34年光復後十年，台灣整體經濟嚴重惡化幾乎是共識，
這方面後人或許可以從中央銀行調閱資料，用客觀數據去解讀當代經濟上面臨的問題，
34年以後央行舊台幣發行總量增加幅度，可以判讀當時通貨膨脹速度...........
通彭嚴重到無法控制，38年採行4萬舊台幣換1元新台幣..新台幣對美元是5:1
之後十年新台幣對美元又貶值到40:1....
這方面如能提出明確數據..當能印證當時人民面對生活之困境...........

228事件我從老一輩口中聽到的並非單純族群問題，老一輩總認為外省人住在籬笆內.
之後庶民看不爽最多也只是老死不相往來，井水不犯河水生活中衝突不大，至於228當時
受害有記載台灣人.大多屬於知識分子精英，資訊封閉的年代庶民對政治所知畢竟很有限..
這也是我認為知識精英寫歷史觀點上與庶民會有差距原因..
知識精英專攻於政治史記述....平民百姓是從日常生活中財貨供應去感受歷史......

感謝您告知您寶貴的人生感悟。
唉，我也不知還能說些什麼，或許這就是人生的百態，我們偶然相會：
我看見了您素樸的生命形態，安身立命得令我感動，很愉快的珍惜與您的交流；
謝謝您，
祝福您，不打攪您了，請代向葉老先生問好，回想四十年前一貫道還未合法的歲月，我在舊書攤買一貫道前人的書與統一教的原理講論，謹此虔敬的祝福您們。

順貼上近日還沒寫完的半篇文章，不知您會怎麼看法？
我們台灣人啊••••

關於「第三世界博士學位與人文素養論」的深入商榷

就肯定面言，泥土對於各位論者將所有可能憑藉特權取得學術地位的學者、專家與政治人物加以批評，確實對於我們台灣現狀有一定的貢獻。
就批判面言，該論述的缺失至少有三方面：
一、 過份籠統論事：
論者對於別人多年的心血，是否可能有誤失之處？以連某言，此人實乏媚力，但是我確實從不知他的博士論文的水準？有那位論者能像正式論事，明白引出他論文的明顯而嚴重的缺失？然後引用合適有力的資料，進而作出具說服力的結論？至於，各位所及他論文以「土地改革」或「中共問題」為對象，依我所知，那在美蘇冷戰期間，絕非不合理的題目；至於，李登輝先生的博士論文，雖然號稱膺選當年「全美１９６９年度農業經濟學最佳博士論文」，我倒是慕名研究過，深覺其中關於台灣經濟資料錯誤引用以致於推論錯誤者，確實在所謂「第三世界博士學位」中更是最值得探討的一例；以下謹就該論文──「台灣農工部門間之資本流通〈１８９５∼１９６０〉」──根據該論文最後一章──篇名：「摘要與台灣農業發展經驗的啟示」──其中它自許為

「……本研究係採用1895~1960年間的完整資料，以社會所得會計方法分析……就東南亞國家人民的觀點，將很適合於他們制度組織體系的傳統，值得為他們借鏡。」〈「台灣農工部門間之資本流通〈１８９５∼１９６０〉」李登輝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6年印行，頁125、129〉

略行揭示如下兩點：

一、 在所謂「實證分析」上：
該論文中李博士自稱

「本研究係採用1895~1960年間的完整資料，以社會所得會計方法分析……」〈頁125〉

然而，如本人在強調我們台灣人的主體性時所指出，日人所留存的資料，有相當程度的虛偽性，而李先生在使用時資料或前人成果時總是全無批判地接受；其論述所得之結論，當然不可能正確。例如，關於我們台灣農民「在1926年稻米每公頃平均生產成本與收益比較」問題〈頁40〉；這對於認知我們先民的生活是極重要的一項，事實上，我們要指出，該年的米價並不是日據時期平均的米價，即1926年的每百斤蓬萊米價12.38元，與1924年至1938年的平均米價9.96元相較顯然太高，李博士如此引用日本學者川野任重的資料〈在文內並未標示註明〉這樣的「實證」怎可能會是合理的比較？

二、在對於史實的展現上──

李博士所謂的

「就東南亞國家人民的觀點，將很適合於他們制度組織體系的傳統，值得為他們借鏡。」

有人說，極可能就是他這篇論文，當年能夠在眾多研究論文中脫穎而出的理由；因為，在美蘇爭奪對於東南亞落後國家的向心上，它可能因此幫美國得分。
現在，仍以上述關於我們台灣農民「在1926年稻米每公頃平均生產成本與收益比較」為例；川野描述該「比較」，確是為了介紹我台灣農民在經濟利益的吸引下轉作蓬萊米的過程；但是，我要指出，在他的第一章正文中，曾經誠實地對於我台灣先民非志願地由「在來種」轉為「蓬萊種」的過程，做出下述的自白：

「事實上，常有使用警察權的『指導』監督的必要。……為此，改良品種的採取、繁殖、交換、分配、以至插秧等一切作業，均對該地域內全部農家，一齊地施行組織性的『指導』，實行嚴格的監督，在實施作業時，常有技術員與警察會同執行。這種情形的發展，……將所謂『殖民地性』的經濟發展姿態尖銳地表現出來。」〈「日據時代台灣米榖經濟論」，川野重任著，林英彥譯，台灣銀行研究室編印，１９６９年出版，頁７〉〈案：事實上川野的提示並不完整，例如：「犯罪即決例」未提及，就顯不出日警的權威，日警代地主催租更是週到的服務。〉

相對的，在大量取用〈不知是否算「竊」〉川野資料的該重要獲獎論文裡，我們卻看不見這一段日本殖民統治者自述戕害我台灣人主體性的重要素描〈其實該素描還不夠全面〉；只見到李博士以如下象徵抽象的呈現，取代川野原文中所稱的「『殖民地性』的經濟發展姿態」的尖銳史實；李博士呈現的是：

「在這一期間改變就耕作方法的……並不是藉說服農民而是政府極力推行的結果。而警察駐在地方上並且有效地參與農業推廣的服務工作。」〈頁22〉

對於這樣的研究論文，就我們台灣人的主體性而言，一面我認為是很離奇的；而對於拜讀了我們李博士這篇博士論文而曾經仿行的戰後東南亞的新興民族國家們而言，則是我們應該為我們的李博士而感到極大的羞愧；因為，落後的新興國家們如果不僅完全不知道台灣當年的「成績」有相當的虛偽成份，並且當年日據下台灣的農業推廣根本就是戰後新興國家不可能仿效的「『殖民地性』的經濟發展」,我們豈非應該對他們因接受我們李博士的論文建議，而耽誤的時機致上深摯的歉意？

這樣的論文是否也算是論者所稱「第三世界博士學位」的論文？

此外，泥土我回過頭來想，其實所謂「第三世界博士學位」，會不會很不妥？我不是「老」字輩的沒有資格論斷，不過在論者的用字上把「第三世界」作為貶辭，是否恰當？尤其，當我們看前文所引述的這篇第一世界盟主美國的年度農業經濟學研究博士論文獎的水準，竟然如此時，真的我們是否應該那樣苛責其他一般的所謂「第三世界博士學位」？

唉，歷史的悲劇與卑情，我無意苛責李先生，也無意苛責李先生，及以外諸先生，也無意苛責令我自慚考試，長久望其陽光，以「老建中」與「老附中」把兩校每位校友捲入的先生與革命家先生等──拜讀各位開欄新作NO:759_2 NO:759_4 NO:759_5可以感到各位「理想」高遠，學術其實不在您們的眼中，此處論「台灣人的主體性」部分就到此不續論了。

從此貼地磕頭’屈膝跪拜’彎腰鞠躬’起立站直的”奴才素養”就成了台灣謹有精神文明矣！

奴才素養越有成，要官就有官，要錢就有錢；最可貴的是要臉就有臉，不信的話，調出或洋港公或創煥公．．．．．等族繁不及俱備諸公的新聞看看，呵！呵！呵！好一幅奴才素養的典
範啊！要這票奴才描寫南京大屠殺或台灣乙末大屠殺，其精彩絕不是開欄公可望及頂背的．

壯哉！奴才素養．偉哉！奴才素養．美哉！奴才素養．

打狗棒手邊的”八年抗戰經過”（何應欽著）和”中華民國大事記”（（高蔭祖編）都把這筆帳記到日本頭上．

這種天大地大的事，在偉大的蔣公隆重駕崩後不久，才由自立晚報首先披露給台灣人大開眼界”．．．．．事後還由蔣宋美齡向全世界廣播，譴責日本不顧人道炸毀黃河堤坊．．．．．．”（殺得你死我活時，再卑鄙的誣賴都可以瞭解，但狗急跳牆到以九十萬自家人墊底，唉！唉！唉！唉！唉！唉！唉！唉！唉！唉！）

主子創造二二八歷史，奴才頒賜歷史，”臣”照抄歷史：呵！呵！呵！好一個中國殺人文化的孝子賢孫，更好一個孝子賢孫的台灣之”臣”．（愛新覺羅朝的中國人只能自稱”臣”，還沒資格自稱”奴才”呢！）

敝友當”兵”時大概是吃錯了藥，往日灌頂醍醐一瀉如注後，
既燒畢業証書，也不登記學歷，百般自修郤寧為黑手一生，相對中國孝子賢孫的既驕其”著作”等身，又傲其奴才素養的目無餘子．呵！呵！呵！難怪一在地下橫眉豎目，一在天上平心靜氣郤也背後藏刀．

受益良多於中國殺人文化兼二片皮閣下的台灣孽子又是什麼樣的德性呢？試舉一例：

大概是三十年前的事；台灣有限幾個護校的學生，在一次極為科學的心理測驗下，居然曝露出沒有一個是適合做護士的．她們唸護校普遍的心理是可以藉此職業機會嫁給醫生．．．．．．．．．

這就是被中國孝子賢孫極度污染後的台灣，也是奴才素養可驕可傲的台灣．除了祈禱不適應者及早身退和經由職業環境的感召而留下外，抗爭和平封院的醫護人員只是異數．

一些以奴才素養高人一等的”溫文儒雅”者，說穿了不過燒冷灶的高手罷了．自從連宋搠作堆後，復辟黨形勢大好，原本把連著台灣通史棄之如破鞋的文采風流者，又開始珍之’重之’讚之；捧之’抄之’拷之，看來不把連著台灣通史發揚到顯學中的顯學，是不會鬆手的．呵！呵！呵！好一個聞屁聲而抓風的高等奴才素養喲！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人文素養」？

對於所謂「人文素養」，以「老」自居的論者，在其「人文素養」一文中稱：

「『自由教育』是人文素養的基礎。要思索和解決人類所面臨的各種難題，當然需要極致發揮人的推理能力和想象力，培植批判性思考態度，……」

我覺得都講得似乎很好，不過因為這實在是個重要的概念，所以我們有精益求精、仔細商確的必要；以下是拙見，請指教。

其一，就批判思考的態度言，
在台灣所面臨的問題不是沒有批判，而是缺乏「開放性的批判」，以青少年的教科書開始，從來沒有兩面俱陳或數面俱陳的編輯；民主開放與教改數年不過是換一套封閉的意識形態，下一次若輪政，又會是怎樣的動盪狀況，人民豈不可憐？至於政府與大眾媒體，一律美國路線，也是何來開放之可能？換言之，教育如此，輿論如彼，各位論者如果把他們所仰望的外國學者大師從小就丟在這樣的環境裡，您以為他們還能那樣的多方面才華四射嗎？
所以，泥土覺得論者的說法看似無誤，其實未能強調「開放」,是一很大的誤失。──不過，坦白地說，在此各位能如此容許我異議的發言，「開放」，至少在此，真是已經存在了。

其二、就人的基本尊重言：

對人的基本尊重，應該是人文素養的基要條件，否則人文素養不過是強欺弱，眾凌寡的另一項工具，只重現了古代希臘雅典民主政治中自由人對奴隸的惡質優雅；這「人」，在定罪前與定罪後，都有他作為人的，應該被平等對待的基本權利。所以，儘管在前述各論者的引申中我們見到了所謂的
「他們可以相當從容地深入談論古希臘的悲劇、世界各國的古典文學名著、哲學和重大歷史事件的辯論等等，甚至於社會主義思潮、資本主義理論問題。•••」
卻都沒能看到這方面的觀點，很是可惜。當然，更重要的是，沒有強調揭出對於「人」的基本尊重，可能引起很多不必要的、來自誤會的嚴重後遺症。

其三、就「人文素養」的表現言：

作為一個與建中與附中有緣的校友與私淑於學術者言，就以各論者論述兩校與對於彼岸中國的內容看所謂：

「當時附中校長屬自由派人物，建中校長卻是反動特務頭子。」
NO:345_26老附中〉
「當年建中與附中的自由風氣，大概要歸因於國民黨各派各系的權貴子弟太多，無論校長、訓導主任是何方神聖，都不得不任其發展吧！」〈NO:345_37老建中 〉

「中國人批判日本人的戰爭罪行，數十年如一日，卻沒有使得自己比那些戰犯有較高的智慧」〈NO:345_28 老附中〉
「法蘭西民族認同和美利堅民族認同，是他們的公民社會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社會凝聚力的泉源。而血緣論的民族主義理念主張，卻是專政獨裁政權的愚民工具，以萬民為芻狗，以消滅異己為目的。大塞爾維亞民族主義、漢族民族主義，就是如此。」〈 NO:345_93 延平旁聽生〉

試問各位如此簡化而嚴重的論斷是否輕忽對於「人」所應有的基本尊重？
換言之，由應該尊重「人」，自然引出對於人一切作為的謹慎對待，除非證據確鑿，依法剝奪其權益，否則都應該受到基本的尊重；下面我們試將上面四例分成兩類來看：即：

前者由草率而尖刻論斷兩校校長背景，到簡化地為台北的兩間名校的校風何以較自由找理由？──
我要指出這兩間名校所招收的學生素質稍高，較具自信，敢於發言，不是校長或老師所能隨意捏塑的，記得當年建中某君為了同學中午可否去植物園，曾在校刊上與訓導主任論自由，因而該年度校刊轉由夜間部主編，夜間部則譯刊出當年法國存在主義文學大將卡謬的「薛西服斯的神話」繼續當時青年的抗爭精神，即是一例，而該事件中校方似乎並未懲處學生。
其次，我要依自身所受的教育與研究教育史的認知指出，當年正牌教師水準高的不少，他們是由大陸來台，離鄉背井逃難之人，自然狼狽不堪，不如當年日據台灣時所有教師著官吏制服與社會地位僅次於醫師的威嚴，但是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他們中的壯年曾經正逢中國五四運動的社會啟蒙，他們中的青年正當中國新教育的狂潮浪頭；當時中國全國有心人為強國而辦教育，向各先進國家求教育救國的新方法；1920年前後所引進的主要就是美國當時最新的自由教育中較激進的流派，前後近十年──直到1931年由歐洲德、法、波、英四國專家組成的國聯教育考察團來華考察批判後，才改動原來向美國學來的先進自由模式〈該制在美國並不興盛，詳情以後再談〉──戰後來台的合格高中教師，正好多是屬於在那個年代成長與茁壯的青年；所以，我們說對於當年台灣教育中的自由風氣不應歸功於任何個人，那是中國當年自由教育流衍的結果，應該是持平之論。
至於，所謂「反動特務頭子」，不知是否指賀翊新先生，我記憶中賀先生個子不高，從未見他疾言厲色，論者所稱「反動特務頭子」，不知何指？我僅知賀校長當年北平師大畢業，在日據中曾在華北參加抗日工作，是為了他沒能做日本順民的緣故，所以這樣說他的嗎？如果那樣就太不恰當了，據說，賀校長下台或許就和他未懲處前述校刊事件有關，小人物泥土我要在這向倚老賣老的污名製造者抗議。

至於後者，正巧都是關於中國問題，在今天的「去中國化」風潮中，論斷得很動聽、很痛快；但是這樣的論斷真是開口、閉口批判學術問題的博學之士，所應該採取的態度嗎？下面謹由另兩方面提出不同的考量，請朋友們指教：
首先請依該論斷的邏輯形式，來考量前一例：
這位以我們「老附中」之名，用他留學過的經歷，寫下其輕蔑的所謂
「中國人批判日本人的戰爭罪行，數十年如一日，卻沒有使得自己比那些戰犯有較高的智慧」〈NO:345_28 〉

小人物不想落在統獨紛爭的圈套中，請以形式邏輯檢驗語句真假時，可以代換語句中的名詞方式來檢驗論述真假，來看這位以人文素養自高的論者之示範；即──請看下列代換後的語句

「白冰冰批判陳進興的強暴罪行，數十年如一日，卻沒有使得自己比那些強暴犯有較高的智慧。」

在這樣的轉換中，我不知是否能達到我擺脫統獨紛爭圈套的想法，但是我認為既使不談今天不流行的「正義感」，對於任何有邏輯推理能力的朋友們，也應該都能由這轉換中感到這類論述的荒謬吧。

其次，另一位精研革命史的先生，所謂
「法蘭西民族認同和美利堅民族認同，是他們的公民社會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社會凝聚力的泉源。而血緣論的民族主義理念主張，卻是專政獨裁政權的愚民工具，以萬民為芻狗，以消滅異己為目的。大塞爾維亞民族主義、漢族民族主義，就是如此。」

小人物既不迷信「第一世界博士」，也不依賴「第三世界博士」，已如前述，此外，由於關心過中國與西方革命史，所以也私下拜讀過安德生先生流行的「想像共同體」大著，對於僅依該第一世界的流行論述，就斷言有所謂「漢族民族主義」，同時，又鐵口直斷該主義是一種「血緣論的民族主義」;最後則又跳接是「專政獨裁政權的愚民工具」。我想指出的是，對於強調「學術」、強調「人文素養」的論述者言，這實在是一樁嚴重的錯誤示範。下舉出兩問題，請賜教。

第一，「法蘭西民族認同和美利堅民族認同」，確是其「社會凝聚力的泉源」；但是，對於他以「血緣論的民族主義」、「漢族民族主義」相稱的中國民族主義言，何嘗不是其「社會凝聚力的泉源」？硬是說「專政獨裁政權的愚民工具」，如何能面對學術者入門青年應有的基本邏輯？

第二、中國民族主義之名，就我研究中國革命史所見，與號稱飽讀國外研究資料的先生們看法不同，我認為那絕非「血緣民族主義」所可替代；如果您打開當年革命黨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台灣民報可能仿之〉──可看見在代表血緣的黃帝像外，另有天國田畝制度的洪秀全、禮運大同篇的孔子與摩頂放踵的墨子代表民生主義，孟子代表「民貴君輕、社禝次之」及「誅一夫」〈學術上稱為「暴君放逐」論〉的民權主義；也因此有所謂「三民主義的連環性」之說，也就是中國的「民族主義」是與民生主義、民權主義相結合的歷史文化傳統發展出來的；此外，我認為其實另一種稍流行的「文化民族主義」的說法也可參考；而您們竟敢於全不參考，僅根據當時革命中存在的困境，就輕下斷言，真有太偷懶的嫌疑；然而，茲事體大，請您們認清您們如果要設定假想敵，不管把美國、日本、中國當對象，我都不反對，但是若要把草靶當成真人，那可是害人害己，更可能害慘我們台灣人的大事，千請慎重將事，馬虎不得。

以上是泥土檢視論者所謂「人文素養」的問題，在定義與實際操作上，所發現的重大缺失。
簡言之，「人文素養」不能沒有開放性的批判精神；同時，拙見以為深刻的「人文素養」可能應由自己的文化中培養，否則讀李爾王、罪與罰之類，可以為開放眼界之用，但我們有幾人能與通曉西方文化背景的西方人同樣深入？是否會有流於抄襲西方的評介文字，又多一個「第幾世界的博士」？

至於，中國文化圈中是否有值得探索的重要文學作品？
我不敢妄言，不過，我讀西遊記〈偉大的悲劇角色孫猴子在如來佛掌中，像不像薛西佛斯先生，牠卻更有氣死牠的唐僧、八戒、悟淨常相左右〉、桃花扇、東周列國志、說岳全傳、亞細亞的孤兒〈原版吳濁流親序中譯本，非今天被篡改的流行本〉、白髮魔女傳、浪淘沙〈此書日據史部份問題很大，對我，因我專研日據史，所以無壞的影響，倒只讓我有所得〉，都覺得別有領會；對於三國、紅樓、七俠五義、射雕反而不那麼感應，或許正是文學欣賞應尊重「人」個別情性與生活經驗的條件。至於，西方屠格涅夫、托爾斯泰、老朵、老羅、老傑克等各豪傑，對我亦有啟導，各自不同，我非為人開書單式的人物，不敢在此論列長短；但是我總覺「人」對自己的理解很重要，自己的歷史文化，尤其是應該自行涵泳和批判的；這是不幸的宿命，但也是偉大的使命，這也是西方革命思想中高舉「由『必然的』王國向『自由』的王國飛躍」旗幟的意義；換言之，自己的經典中有自己的歷史文化，未經涵泳就來批判，又有將草靶混成真人的危險；如何可能革命成功？

遙想中國革命史中那感人肺腑的英雄名句：

「我志未酬人已死，東南到處有啼痕」

各位理想煥發的論者，相信您們只有比我更愛台灣，多花一些精力、一些理性、一些耐心──如何讓年輕人早能涵泳於自己的歷史與文化裡，實在是任何有豪情領導一場大批判者，應該先著手的事。

因而，對於如何培養「人文素養」問題，在提倡開放性的批判外，我認為由我們台灣人所熟悉與易於深究的本國歷史與文化中著手才是正道，外國文化資料只能作為啟導參考輔助之用。我認為這也應該是建立我們台灣人主體性時，一個不可忽略地重要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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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敬致 可敬的理想主義諸位論友，
掬誠告白，敬請原諒唐突之處。

為了我到「第三世界博士學位」一攔，討論嚴肅而重要的「人文素養」問題，

以致對本欄疏於照顧；

不想本欄竟然引生出如今赫然大波，實在遺憾，此請原諒。

今夜泥土必然趕工，明天定可貼出「美國在台灣的手段」部份，屆時再請舊雨新知光臨指

教。

有人跳出來為所曾效忠的思想或為自己所曾造下的罪孽辯護，史達林之子可以瞭解，問題是廣大的年輕網友並不瞭解，未免主觀的事實控訢，只因客觀証據的不足，淪為造謠攻訐的層次，特地檢出：１..解嚴後，民眾日報刊出一系列的台灣檔案之一(全文照抄)．２..軍事統治期間，屢遭停刊的”人間世”（一份極少數不為中國獸性文化所惑的在台中國人所常投稿的人文刊物．最常批判的對象是教育．層次雖不及於政治，仍四次被勒令停刊一年）在１９７５年１０月號ｐ４有”祭自殺女教師呂桂枝文”一文，由於字數近萬加之掃描系統不在機上，謹打字練習精彩部份，供年青網友拍案驚奇一翻．

１：

九○年代以前，國民黨統治下的教育幾與日本殖民統治時代毫無兩樣，本質上是牧民教育、洗腦教育，國民黨政權還加了一項黨化教育。不能順服黨化教育的學生。尤其是大學生或所謂優良高中的學生，在白色恐怖時代，有很多都被打成思想犯下獄。

高中以下的學生不能羅織下獄，卻地無法免於被迫害的命運，他們的加害者是甘為國民黨政權黨化教育走狗的老師。這類老師就是少年學生的警總、調查局和軍法處，一九五○年至一九七○年間，幾乎每一所初中（國中的前身）都有以政治議題迫害學生的事例。

一九六○年的今天（五月四日），就發生了一件戰後最轟動的初中生遭政治迫害加暴力的事件。

這位初中生名叫陳英賢，就讀嘉義縣立大林中學梅山分部初中三年級平班。

一九六○年四月下旬，正值各縣市第四屆縣市長選舉結束，他的級任導師鍾獻元，要求學生在週記中以該屆選舉為題發表感想。陳英賢因為老師平常就在課堂上公開為國民黨提名人助選，並且一再批評辱罵非國民黨候選人。所以，他便在週記上這樣寫道：「本週是各候選人競選最激烈的一週，所以，機關團體也分別作了各候選人的助選者，在這民主時代的今天，本著總統的號召選賢與能的原則下，難道國民黨提名的都是賢能嗎？」

「本縣國民黨提名候選人黃宗焜先生，在他工一年的任內，對本縣做了些什麼事，這在七十多萬縣民雪亮的眼光中是很清楚的。」

「國民黨何必用種種不民主的手段，欺騙縣民來投給黃宗焜呢？今天一般的縣民都很同情另一位青年黨出身的許竹模先生，我並不是因我不是國民黨，所以說許先生好，在此，我們冷靜的想想，如果別黨或無黨的人，都不能當大官，那還談什麼民主政治呢？」

鍾獻元看了非常生氣地批下這樣的評語：「思想不正確」。他還在老師之間傳述此事，居然有好幾位老師認為應該好好修理這名學生，於是，更大的問題發生了。

五月三日的朝會，分部主任簡維童作完精神講話後，突然有位王人傑老師（時年三十九歲，住嘉義梅山鄉）跳上司令臺，大肆批評有人思想有問題，他還比手畫腳、語無倫次的說：

「本校學生陳英賢的思想大有問題，大家要知道，青年黨是壞黨，壞黨由壞人出來競選，如在大陸就是共匪的走狗。

王人傑說完，管理組長喻化春接著上台，非常歇斯底里地高嚷：「如果不能開除陳英贀學籍，我喻化春就離開學校。」

陳英賢這時忍不住當眾頂了兩句：「我的思想沒有問題。當教員有什麼了不起。」

這下不得了了，王人傑立刻再透過麥克風指責陳英賢態度欠佳，並下令解散之後，要陳英賢留下罰站，可是，陳英賢對這項處罰不服氣，照常隨其他同學步向教室。王人傑怒火中燒：衝上去攔阻他，一陣辱罵後，又飽以老拳，造成牠的左上胸部、左肩脾下部、右側腹部、左三角肌等處受傷。陳英賢負傷回家即住院療傷，前後請了一個星期病假。

但王人傑仍不罷休，以電話向嘉義縣警察局竹崎分局梅山分駐所報案，指控陳英賢思想有問題，要求警方查辦；另外，他還簽報校長開除陳的學籍。

當時，警方和特務只處理高中以上學生的政治案件，不願處理該案，王人傑等老師不甘心，就和校方聯手威脅陳英賢自動退學。校方更惡劣地在報紙上刊登啟事，公開陳英賢的「劣蹟」，包括他如何被別的學校強迫轉學、記了幾次過、學業成績如何名列榜末等等。

陳英賢父母實在看不過校方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迫害。於是，向省教育廳、監察院申訴，也檢具驗傷證明向法院控訴王人傑涉嫌傷害和誣告。

辦理這個案子的法官就是翟宗泉，當年他在嘉義地方法院當推事，他判決指出：「認為學生為文批評選舉，立論縰有未合，為人老師應予平和教誨，被告竟出手毆人，顯屬不當」

翟宗泉判決時，陳英賢已經畢業，王人傑被以傷害罪嫌，罰款銀元八十元。整個風波才落幕。但是，同樣的事件仍在其他初中不斷重演。只是未再造成社會風波而已。

２：

大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八月廿七日，台灣省桃園地方法院檢查處的檢查官洪明輝先生，宣佈對桃園縣立新明國民中學女教員呂桂枝跳樓自殺，是由於該校校長謝新超先生和人事主任李嵩先生兩位涉嫌”逼出人命”
的；而原因則為”索取鉅額紅包”．檢查官這一宣佈，是依法定程序宣告本案”偵查終結”，”提起公訢”．他的法律依據，是認定前述這位謝新超校長，和李嵩主任，他兩位觸犯了”戡亂時期貪污治罪條例”，才起公訢的．

呂桂枝女士，今年剛活了三十四歲，就因為拿不起賄款而備受冷落折磨，又因受不了折騰而在今年五月十八日從中壢跑到台北市，由土地銀行的高樓上跳下自殺身死．其實他可以不死．然而他死了，於是我不能不寫一篇祭文悼惜他．以下就是祭文．

．．．．以公費進入國立中興大學，研讀農業教育學系．五十四年七月後，當年秋天即獲得一個飯碗－－到新竹縣的新埔高中，擔任教授生物和理化的課程，由於你認真工作，所以五十六年教師節榮獲選拔為優良教師．．．．．．因娘家的人住在中壢，想從現職調到中壢任教．．．．但是托了好多當權而”有力”的人士（包括國民黨的基隆市黨部主委’桃園縣黨部主委’桃園縣教育局長等）的介紹，才得以在去年十月一日進入桃園縣立新明國中任教．你很高興調職成功，但是你不多久便不能高興下去了，因為校長謝超新先生和人事主住李嵩先生要你曉得別人調來任職，須繳五萬元一個紅包，你是執政黨（國民黨及親民黨’新黨等的前身）及教育行政長官等”有力”人士介紹的，可以打個對折，送個二萬五千元就行了．李主任曾面告你父親呂波濤先生說：”我們是老友，我無所謂，是謝校長要點意思．”．你雖然送了五千元和價值二百六十元的肉鬆，送到李先生住處，但因差了二萬元，於是謝’李二位先生認為你”不佑好歹”竟敢”不送禮金”遂將你調到”放牛班”．．．．．又把你的辦公桌搬離大辦公室．．．．．而後，李先生又”要挾”你說，如果再不快送二萬元來，下學期聘書將無著落．你被逼氣憤，．．．．．．．．．．精神壓迫越來越嚴重，你才終於今年五月十八日留下遺書給父母，跑到台北跳樓自殺了．（以上是根據今年八月三十一日自立晚報第二版專欄”星期人物”專欄報導　摘述的．）

．．．．．．．．．．．．第一，你必須要認清，全台灣的教員有幾十萬人，別人都不肯自殺，尤其是為了不肯為送紅包而自殺（雖然以前有個被彰化縣教育衙門折騰而自殺的教員周慶昇），你什麼不好做，偏要毀了自已？難道說，全省只有你一個人被逼要送紅包的嗎？

第二，一個紅包，不過是二萬元，這在一般教育界的行情而言，校長並不把這個數目放在眼裡，二萬元太小意思了．縱然你覺得二萬元為數不少，但這由不得你自己的看法；教育界有行情，行情也有漲落，你總不能太計較這個呀！

．．．．．．．．．．．．第五，教育界盛行紅包的授受，雖然表面說，於法不合．．．．全台灣寶島有幾十萬個教員，難道有半個人是高興送紅包給校長的嗎？那麼多的人都沒有辦法而不得不送，為什麼你不想一想呢？．．．．

第六，．．．．．但教員頭頂上罩著一層一層的”上司”，這些上司比閻王爺都猙獰恐怖，你做教員的只是伏在最低層的”孫子輩份”．．．．．．．教員是學生的老師，是理當受地方社會景仰的一個對象，怎麼可以將他們編成如同公司員或隊員似的，都俯伏在地，口稱”小的給大人磕頭”呢？民主社會根本不可能有這種怪現象，然而硬是”公教混淆”，統歸調撥和命令－－你讀過中外歷史吧？有沒有哪一個朝代”下命令”給”老師”的．．．．．

第八，．．．．．每一個幹校長的，也並不都像你說的那麼可惡．一來是總有仰仗朝中有人關係推薦而幹上校長的，不用送紅包來買個校長幹，這種人就不一定個個都向教員索討”鬻爵費”．二來是總有本來就是倔強不拆濫污的人幹了校長，雖然為數極少，但是這種人絕對不會伸手要錢．三來是：即使伸手要錢的校長，你要知道，他們的職位不一定不是花大了大把大把”運動費”才到手的，那是投資，投資所為何來？當然要在校務方面（史按：９２１地震下的校舍大垮特垮）和教員身上”賺”回來．這還有疑問嗎？何況人家是將本求利的呀，不是甘心做”賠本生意”的呀！．．．．．．

．．第十．．．，．．．．你當然知道，黨是最”高”最有”決定權威”的，黨部出面講句話，沒有辦不通的．．．．．你不去磕頭拜懇黨部，郤去自殺，我認為你唸了大學反而將你唸糊塗了．甚至你可以學學前年台中市一家國小總務主任，一進教育局辦公室，撲通一聲，跪倒在一位課長的桌前，口呼”哀求大老爺抬抬貴手讓小的過去吧！”那件新聞刊得好大，你一定知道此法若能同樣用於局長大人說不定也會有效．．．．．．（作者：牛皮厚）

年輕的網友們：以上就是泛藍老祖宗用中國最偉大的肥缺文化在搞教育．如此為政治服務的”東西”，良心自然沒有，控制學生’污染人心當然滿分．

至於共產黨和中華民國的教育有何關？學問說大不大，說小不小．不過，史達林之子摘錄一段中華民國特務機關二十幾年的供詞如下給大家參考：

１２月１３日校方＜訓導處＞給陳副教授一份公文，要求他他對職業學生一詞作說明．全交文如下：

．．．．．．．．．．．查「職業學生」一詞要有二義，一為慣指共匪潛伏學校之匪幹，其任務在以學生身份為掩護，破壞學校次序，擾亂社會安寧，而間接打擊政府，其惡德早為國人所痛恨；一為匪黨惡意陷害對我忠貞學生之套用語，亦為人所熟知．今台端公開指馮生為職業學生，未悉所指為何？事關政府與學校信譽與安全及馮生個人之素行，備受多方關注．．．．．．

國民黨的特務機關都承認：國共這二個土匪政權，都擁有世所罕見的”職業學生”，如此難兄難弟的教育，不把中國人推向地獄也難．

調侃自己是番，招誰惹誰？

別的民族都只在心裡幹死原住民，唯有天朝上國的民族不只敢在口頭上用番幹死人，還形諸文字留傳後世呢！．．．如：裨海遊記’海東札記’．．．任何可到手的公家檔案’私人筆記不是土蕃’熟蕃’就是野番’生番．最精彩的，莫過於推崇中國邊疆的夷狄蠻苗都是帝嚳’帝摯等的寶貝女兒和狗交尾所生的後代呢．．．．．

所以說，要論戴帽子的學問’制度及恐佈，在台灣大概只有泛藍大軍的親爸爸才稱得上祖師爺，史達林之子連沾邊都不配呢！在民主台灣的現在，就算史達林之子戴得成別人的帽子，也沒能力把人拖到馬場町槍斃，何況有共匪撐腰．有帽子戴反而榮華富貴可期耶！

越辯解’越護短只會增探照燈的光度，只會更害死
一些原本就見不得光的”人”因為”南部人”的強為說詞，以下只好第四次貼了．

向正確的中國人──馮滬祥先生──致敬

生為人身最卑賤的性格，莫過甘於做強者的爪牙和樂於做餑德的告密者，　

以下摘錄自前台大哲學系代主任趙天儀於１９７９年出版的：「台大哲學系事件真相」一書．＜＞內為貼者自行加註．

１９７２／１２／０４大學論壇社舉辦「民族主義座談會」，會中哲學系副教授陳鼓應批評強國擴張主義，並評及時政．哲研所學生馮滬祥起而發言，說陳鼓應專門政擊政府黑暗面，並暗示他有為匪宣傳之嫌，陳鼓應回說，大家都知道你是職業學生，有意見向你上級報告好了．就這樣引起了所謂的「職業學生事件」．
１２月１３日校方＜訓導處＞給陳副教授一份公文，要求他他對職業學生一詞作說明．全交文如下：

．．．．．．．．．．．查「職業學生」一詞要有二義，一為慣指共匪潛伏學校之匪幹，其任務在以學生身份為掩護，破壞學校次序，擾亂社會安寧，而間接打擊政府，其惡德早為國人所痛恨；一為匪黨惡意陷害對我忠貞學生之套用語，亦為人所熟知．今台端公開指馮生為職業學生，未悉所指為何？事關政府與學校信譽與安全及馮生個人之素行，備受多方關注．．．．．．

．．．．在這期間，有關方面＜特務機關＞注意到陳鼓應在坐談中的發言．十二月二十一日，訓導處給了我＜趙天儀＞一份公文，提到上峰曾令本校查報，因而要求我調整陳鼓應的導師－即是要求我解除陳鼓應的導師資格．．．．．．．．

．．．．．在這同時．訓導處又悄悄地將哲四學生錢永祥記大過處份．錢生在「民族主義座談會」中．見「職業學生」一詞發生爭執時，仍起立說了一句話：「對於職業學生所講的話我們不要聽」．．．．

＜趙天儀以二者不符校規，抗命兼抗議，而伏下日後更大的風波．＞

１９７３／０１／０９我應邀列席「懲戒委員會」．．．．．．會中另一位首長也說：獎懲之事，要一律公平，不能給人家這樣的印象：認為馮滬祥特殊，訓導處有關方面就持別袒護．．．．．．．．．俞訓導長也不作答，只說奉上峰的命令，堅持要嚴懲毀謗馮滬詳的人．．．．．．

＜１９７３／０２／１２錢永祥被帶去警總；１７日陳鼓應’王曉波被請進警備總部談話．＞

陳’王被約談的第二天，我＜趙天儀＞去見校長．閻校長告訢我說：陳鼓應和王曉波被傳訊，是由於對職業學生問題的處理使有關方面＜特務機關＞不滿意所致．
　　
＜東海化學系畢業的馮祥滬，於哲研所第二學期的理則學期考以全部答錯得零分，就在１９７３／０７／０２給任課教員楊樹同一封信：＞

樹同學長大鑒：
　　楊先生你好，專程來訪，未未能拜候，甚覺悵然，後生本為誠懇解釋誤會而來．．．．．．．．．語云：冤家宜解不宜結．況且而今看來系務整
飭在即，若能承先生見納，想對大局及楊先生皆不無益處也！．
．．．．．．所以歸根究底，則後生絕無成見，若開誠佈公來談，則實不無化化解之道也．否則平白成了一生之冤家，則實為無謂之訟．．．．．．．後生實絕不致心存成見，則開通互談之餘，想必大家之幸也．．．．．．．

＜系務大整飭此機密大事，由二馬這位普通學生致任課老師楊樹同的恐嚇信提前暴光．果然接著發生陳鼓應’趙天儀及十餘位教師紛紛遭解聘’更換’解職的台大哲學系事件．＞

＜蔣經國死後，依附強人作威作福的一大票人頓時露出草包的原形，再也撐不起頹朽的局面．於是「台大哲學系事件」平反了；政局也因反對勢力的日漸壯大，變天已顯然可見．類似二馬的人渣，其實大可拜民主自由之賜，甭管他娘的什麼清算鬥爭．無奈二馬作賊心虛，總以為因「檢討台大哲學系事件」所衍生的「論文抄襲事件」而被國民黨法官判刑入獄的陳水扁日後會找他麻煩，又看到氣數已盡的國民黨再也提供不了保護，自然興起另擇主子棲身的打算，反正立志做奴才就不怕沒主子，於是比民進黨凶，比台灣狠的中國共產黨，這個二馬昔日極力反共’罵共’肏共的對像，一轉為最親密的反獨戰友，當然也是最夠塊頭的靠山．往日解救大陸同胞於倒懸的順口溜也不顧了，反而和屠殺千萬骨肉同胞的暴政集團肉入肉’肉貼肉起來，目的是告訢陳水扁．你打狗可要看主人喲！
　　下流啊！統派的竟要依附這樣的人渣向祖國交心，難怪有人說統派「反獨是假，哭窮是真」；根本就是一群不具道德意識的人渣．　
　　中國共產黨竟然檢到籃裡菜就是菜，把這種無恥下流的人渣當上賓，更用它來向台灣宣傳統一，簡直就是在告訢台灣人：中國是一個不需要原則的國家．


棒棒打狗補充如下：

在謀殺台灣的共犯結構裡，溫文儒雅的二片皮閣下們，所扮演的就是如此這般的角色．現在之所以大量灌水日本殖民統治的罪惡，無非是以古已有之的宿命觀，來轉移台灣人反省的焦點罷了．

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日本，是後核時代軍事力量的世界亞位，有日本在的一天，就沒有中國殺人文化囂張的一天．而台灣地位的被改變與否，絕對和日本的態度有關，也因此中國獸性文化的孝子賢孫，豈有不以破壞台日關係為能事．特意炒作和灌水殖民統治的必然之惡，煽起台灣人仇日以方便新主子對台動武
，不過是司馬昭之心罷了！

如果人人都來ㄧ篇【敬獻給我偉大的母校】不知算不算鬧版? 還雜談咧?!

泥巴先生用茍先生稱呼打狗棒網友，還要裝純潔的gy樣真是→→→幹!

不談遠的，那可以追溯到1874年牡丹社事件以前美國人的手段；現在就由1945年的國府與台灣關係上著眼，可是這大約必須由1941年談起。

這是中國抗日戰爭起始後4年，本年6月德蘇戰爭爆發，過去蘇聯在中國助戰的志願空軍全部撤回；8月，美國空軍援華志願隊〈飛虎隊〉成立於昆明；美國為英、法對德戰事之不利，而一改其過去「中立」──中、日物資自運──而扶持日本的行事原則，從此對國府展現支持的意願〈同時也支持意識形態原本與其對立的俄國〉。然而，在戰爭末期美國與俄國簽署雅爾達協定時出賣中國利益的史實，使我們能想起美國的支持，其實是另有「自利」的原則的。以下，關於戰後臺灣問題中美國的手段，為了解其根源分為戰爭結束前與日本投降後，美國的手段兩部分。

1- 戰爭結束前，美國的手段：
如我們前面所及，早在1874年以前，美國就曾相當注重台灣這個島嶼；而根據美國著名台灣問題情報專家柯爾所稱，自1895年至1941年的日據46年期間美國對台灣問題並不關心；要到珍珠港事變後，美國才開始注意台灣的存在；此言應該不假，但是可能應附加註解，1900年美西戰後，美國才取得菲律賓，他忙於菲律賓的殖民統治，與日本之殖民統治台灣，都頗辛苦，彼此是以互相尊重殖民主權對待。當1941年美國被日本台灣艦隊攻擊，這種互相尊重自然消除。這時美國的台灣檔案迅速被重視，儘管美國駐菲律賓空軍司令官立刻擬就台灣攻擊計畫，但未實施；後日軍先下手轟炸，使美國在遠東空軍全滅。但是，在後來戰局逐漸逆轉，美國考慮對日本反攻之時，隨攻勢的發展，例如，在設計登陸台灣，如何設立軍政府上，對於台灣情報的掌握，自然更為重要。當然我們無法盡知，但是，我們至少可見美國的重要手段如下：

1-1 戰略台灣觀念的再起

1942年初，珍珠港事變後，美國開始重新正視台灣情報；同時，開戰後才乘交通船返美的、著名的台北高等學校美國籍教師柯爾，已擬出了對於戰後台灣採取「國際管制」的備忘錄。
1942年7月，美國軍事情報部門被要求陳示該部門關於佔領台灣為整個戰略的一環的意見。
1943年11月，美、英兩國領袖在埃及開羅的高峰會議上，已決定並公開宣示戰後將把甲午戰爭後中國失卻的領土包括台灣，歸還中國，並以平等對待中國的四強地位為條件，以交換次殖民地、國力既將耗盡的中國為殖民列強而抗戰到底。

1-2 佔領台灣的設計
1944年至1945年初，美國對日戰略與戰術的設計上，卻明顯地並不充分考慮開羅會議的決定，美國海軍部在它準備進攻台灣的同時，不但在美國著名的哥倫比亞大學訓練了兩千餘名預定佔領台灣的軍政府要員，還制定了將作為登陸台灣後軍政人員行動準則的十二大本的民政手冊，但是，其中禁止以中國政府官員的資格參加，換言之，中國人只能個別參加，擔任佔領台灣期間美國人所指派扮演的腳色。

1-3台灣人是戰略用的工具，或是人道的目的：

前曾提及1945年四月初，中國國防委員會軍令部第二廳經情蒐單位至少曾一次取得「美軍兩棲登陸台灣作戰計劃案」，以及前述所謂
「由經濟作戰局三軍戰略室和一些有關部門所準備的一大堆資料，使陸海軍部得以制定有關台灣的手冊和種種測量資料，這些資料後來『無可避免地』落入中國人手裡。」
根據我們就現在所見到的美國1986年「解密」的一份檔案資料〈「美軍計劃佔領台灣的一件檔案」，周明德著，台灣風物45卷四期，頁107〉，其中明顯陳述一位「盟軍一旦進攻台灣有可能協助盟軍的人物」之相關各項資料，甚至有註明所謂「他雖然非排日的激烈份子，但期望日本殖民台灣早日終結。」者；美國當年為什麼會對外洩漏這類應屬機密的資料，卻能很自以為「理直氣壯地」說的「『無可避免地』落入中國人手裡。」？──這只是推託之詞？或是他們本來就僅將台灣人視為可利用的工具而已，就像雅爾達秘約之可以出賣中國人，我們台灣人或中國人的處境，是他們並不真正地理解與關心？

2. 日本投降後，美國的手段：
好不容易，熬過了戰爭的歲月，更重要的，是天可憐見，我們台灣沒有被美軍登陸，台灣人所受的破壞只是各項建設被摧毀，一萬多人在美軍轟炸下死亡；傳說中日本台灣軍可能在美軍登陸前將各地台灣人領袖先行集中處置的事〈吳新榮回憶錄、陳逸松回憶錄、許丙許伯埏回憶錄〉，還沒有發生，卻由於美國的戰略路線改變，使我們的先民逃過一次大劫。沒想到，不但出現前述日本台灣軍裹脅我台人推動台灣自治運動等難以逆料的情事，並且盟軍美國以其優越的多元社會條件，也繼續展開了很像他在雅爾達密約中所高明設計的──在中蘇衝突上，他引蘇俄回到其1905年日俄戰爭在中國東北的失地，然而在戰後的東北撤軍問題上，卻支持了中國；在台灣問題上，他則以外交部與國防部施展了如下複雜的手段。

2-1 在中國內爭上「維護」國府

美國在日本投降後，其外交繼續了過去似乎維護中國合法政權──國府──的路線；以國府的諍友與支援者自居，不僅在對俄國的東北撤軍問題上堅決支持國府；使國府有短期即可解決共軍對手，對於戰後偽軍復原的動向抱持過分輕忽的樂觀估計。更似乎將在中國的戰後重建上給國府最大的援手；但是，美國真是個堅強的盟友嗎？
其實際卻是美國繼續對國府採取戰時的不信任態度，那種社經地位高的豐饒大戶難以理解長期在飢餓線下掙扎的貧困人家的合理無知，除了將共軍的理念幻想成只是素樸的土地改革者，又不知如何地，由國府的「諍友」角色，逐漸轉化成為使中國簽訂「中美友好商約」的保護者的關係──更終於在1949年發展出美國漂亮的「中美關係白皮書」？〈所謂「中美友好商約」，在我們國府的教科書上從未讀到過，它包含了1946年四月的「新公司法」，11月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12月的「中美航空運輸協定」；1947年9月的「中美關於美國武裝部隊駐紮中國領土之換文」；1948年7月的「中美雙邊協定」……等一連串關於中美商業關係的法律關係；以「公司法」為例，當年國府的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曾痛心地指責：『這樣結果會造成外國公司林立，洋貨更充斥中國市場。這樣的辦法簡直是美國的貿易法，中國經濟就等於亡給了中國。』；以「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為例，美國以互惠的方式取得在華的「國民待遇」，富有的美國人可以和貧窮的中國人一樣在中國開銀行，繳一樣的稅；雙方領土間互有通商航行的自由……；那商約的實質內容，使貧困的中國實在一面倒得荒唐、可悲〉

2-2 在台灣政策上打擊國府
其時，在整個世界的國際社會，美國都以其強大的傳播力量傳播著它作為中國或國府「諍友」的角色，它並不只在台灣勾勒自己這樣的形象；這使得台灣人處於國共內爭的互相抹黑的亂局前，幾乎是唯一可以參考的訊息。就在這樣的情況下，它已暴露過的手段如下：

2-2-1 在經濟方面
1945年九月日本天皇已宣布全面無條件投降後，「台灣正處於嚴重通貨膨脹狀況」之下時，卻仍然由日本運來一飛機臺灣銀行鈔票，把那大量的鈔票散佈到日本人與一些戰爭末期和日本協力合作者的手中，已如前述，造成了急劇通貨膨脹的結果。該一大批的鈔券，由日本銀行取出與經由飛機運來台北，都是日本佔領軍批准而行動的；因而，顯然，美國的日本佔領軍當局對於台灣戰後的通貨膨脹應有相當的責任。

2-2-2- 在社會方面：
2-2-2-1在台灣社會方面
1946年1月至四月間，美國在台的戰略情報部在台灣街頭公開藉由翻譯人員訪問各階層的人，提問三項關於台灣歸屬的問題，分別是「台灣是否應受中國人統治」？是否願再受日人統治？是否願在聯合國的安排下受美國託管？似乎完全忘記了戰爭末期，由開羅宣言到波茨坦會議，各國領袖曾有協商的公開結論；該單位人員這樣的行徑受到國府嚴重抗議。

2-2-2-2在中國社會方面
1946年二、三月間，在上海，有盟軍軍官竟明目張膽地向台灣客籍國民黨領袖丘念台說：「您回台以後，如果感到民眾不滿現實政治，不妨和我們聯絡，我們軍部派有人在台灣，我現在寫一封信介紹您去見他，希望時常和他保持聯繫。」；據說，當感慨的丘氏將該信交給陳儀看後，陳氏很激動而沉痛地表示：
「我在台北也覺察到，盟軍中有少數人對台灣存有不良意識，如果他們要干涉台灣，我們也要收回琉球。」

2-2-2-3在國際社會方面
1947年7月至12月，對於前述7月19日發生在日本東京的日警屠殺我們滯留日本的台灣人的「澀谷慘案」，美國以佔領軍當局的地位，不但事件前未能充分管制日本警察槍械的使用，並且，事件後更有審理不公的史實，因而對於該事件引起我們台灣人的遊行示威時；竟把法國新聞社所見的「澀谷慘案」──
「本年7月間，日本警察取締台灣僑胞攤販，引起不滿，一度發生衝突；事後有台胞37人被捕。十月，美國軍事法庭竟將此輩判處徒刑兩年，期滿驅逐出境；外僑對於此種重罰，均為之側目。咸謂攤販滋事，無非為吃飯問題，並無罪過。」

及該事件所引起的示威，竟說成是

「他們利用公眾對東京事件（即指澀谷慘案）在台灣被歪曲報導所引起的反應，他們鼓動一群曾在東京下層社會居住過的台灣人，來表明他們『中國公民』的新身分，東京澀谷看守所發生的警察與暴民衝突的事件，暴動主謀被麥帥總部逮捕、審判並驅逐出境」
2-2-2-4在引發社會動盪方面：
我們可以由前引美國人柯爾在其名著「被出賣的台灣」中的敘述上看這國府的「諍言者」的手段：
在1946年年末，領事館接到華盛頓數萬分印刷精美的小冊子，題為『美國政府的故事──其發生及功能』，這本小冊子像其他許多手冊一樣，富有插圖，以發給中學生程度為對象，這年齡正是對政治充滿單純想法，以為只要經過直接的方法，萬事似乎皆可以達成。……從下列的幾句話，可以看出不負責任的美國宣傳小冊的一斑，而在當時它格外不適合當地人民閱讀，這足以引起反叛……這些分明是在說明美國政府及美國人民已經準備好，要來『拼命努力』支持實現民主制度。……暴動的可能性就在眼前，考慮不周的宣傳文章在煽動著，然而領事館仍然繼續在分發宣傳。」。〈「被出賣的台灣」，頁224、225、226〉

美國明知國府取回台灣是其抗戰八年之重要成績，也知道東北地方對於中國的重要性；顯然，他更研究了中國近代史上的國際關係；他的手段相當深刻而「漂亮」。
自1870年代決定拆散中日可能結盟的關係，扶殖日本簽訂日俄普茲茅司條約；1941年俄國援華軍返俄，他才開始對日本施壓；至二戰末期的雅爾達協定又將俄軍引回中國東北造成中俄衝突；二戰後他留下台灣地位未定位的空間，並且加以培養──或許台灣釣魚台群島的地位問題，也是在這情形下為中日及日台衝突預設的產物？
〈美國這種外交戰略上這名為「楔子戰略」，用以離間各國，實在漂亮，日俄間的北方三島問題，日韓竹島問題都有該意義；不過，在2003年美國發動掃平伊拉克的戰事後，是否各國會對彼此衝突採取妥協以至於合作的態度，有待觀察。〉

以上關於「美國當年在台灣的手段」。

下次談在前三條件下，「我們台灣人的歷史悲劇」。

各位關心本欄問題的朋友，由於我認為對於重要問題上太簡化或草率的論事，會流於「作文比賽」或「口水戰」，所以盡量提出種種根據資料，因此寫作速度不快，且回覆文也受耽擱，請原諒。

泥土敬白

附筆：我文中指的是論者們所謂「自由學風」問題應該由學術的角度，深入探討；不是誰用幾個名詞往校長或特權家長頭上一套，說是什麼就是什麼。

我文中也絕沒有說，當時沒有「白色恐怖」或「臺大哲學系事件」一類的事，
我談的是他們談的「自由學風」的來源問題。

鑽研台灣日據時期歷史學者，如果無法感同身受當代人民時代背景環境，史料引用文字跳不出書本永遠也只是文字，就像我曾經問過外公日據時期吸鴉片民眾是否很多?我外公回答我說沒有錢怎麼吸鴉片，能夠吸鴉片都是大地主非富即貴有錢有閒的人，遠在清朝吸鴉片這種
玩意就是有錢人才耍，日據也是到末期才開放鴉片煙牌照，難怪會有人說沒有知識也要有常識，沒有常識也要多看看電視，我自己奶奶說吸食鴉片早期還曾經被大人抓去過，因為當時禁煙還是違法，日人雖然殖民統治台灣但是吏治嚴明，違法就是違法合法就是合法，這一點
多數親身走過日據時代的耆耇都認同，鴉片煙問題更是清代就已經存在也是眾所皆知!

舉個例子好了.....批判思考的態度言，就人的基本尊重言，就「人文素養」的表現言，
長篇大論看下來還不如提個人權簡單明了，我是有些懷疑把話說明白需要打上這多字嗎!
坦白說人權兩個字我要上推下推打上數萬言也不難，不過上網這樣敲鍵盤真的太累啦..
普世認同價值聯合國憲章開宗明義就寫的很清楚了，
談論主題明確頂多貼個三兩篇就能明確表達觀點..
認不認同一回事如此萬言書長篇大論有幾個看的懂.

人權要推的的話可以上推天賦人權，自由主義也可以扯到自然主義沒完沒了，下推人賦人權還可以比較各國憲法，逐條列舉或者概括式兩者混合運作，
要扯當真隨便開個話題都能扯不完!! 字句詞彙修飾美化一下就可以貼出一堆萬言書了...

如果一個主題三兩篇回文還表達不出自己觀點，要不是作者本身表達能力有問題，
就是閒閒喜歡拆解玩弄文字已經養成習慣，所謂態度比知識重要，
這樣的態度去教導別人授業解惑，很容易不覺中去誤人子弟可是不好呀!!
教育之目的在於探究真理而非灌輸真理，文字跳不出書本灌輸真理永遠都只是別人觀點，
歷史學者也是當代政治評論者....唯有找出自己內心真正想法才可能去探究真理!!

做人既要溫文儒雅又要背後藏刀可真累耶，還是做真小人痛快．

以下是打狗棒轉戰各地一以貫之的看法，機車公如似曾相識就跳過吧！

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個人類空前的浩劫後，凡是頭腦清楚的人，都知道人類再也經不起任何的重蹈覆徹，而有落實大西洋憲章的積極作法，把人道思想提升到超越主權完整的觀念．由聯合國憲章從開宗明義的”重申基本人權”序言自起，到第１１１條，共有一序言，六條文直接以”人權”字眼表述的聯合國憲章，就是人類反省的表現．誠然，為了遷就國際現實，致令聯合國的憲章精神有所缺陷，但整体而言它是人類精神文明進步的表現．

眾所週知的，１９４５／６／２５二戰尚未結束，首次召開的聯合國大會所通過的聯合國憲章，其實就是美國用以處理戰後台灣何去何從的張本，仔細看過憲章的人就不難瞭解”國際托管制度”那一章，簡直就是為台灣量身定做的．因為托管制度的基本精神是基於考慮自敵國（日本）分離的土地，其居民容或已溶入長期統治的文化’語言和文字，為避免居民和關係國因文化差異引發岐視或壓迫，可透過托管機制以達到居民自決何去何從的最終目標後．這種完全以人本思想為出發點，十足以人權考量為必然的西方文明，對中國獸性文化的孝子賢孫而言簡直就是大逆不道．要一個以殺人為快樂之本的壓迫階級，站在被壓迫者的立場去思考美國二戰後對台灣種種的人道安排，豈不是比殺了他還痛苦？

二戰結束，台灣人不但沒有和世界復原同步，反而在一夕之間
變成百分之百的文盲，（落後到自外於人口節制的世界潮流，致令人口爆炸的悲劇而無以自省．）甚至被迫屈服於更劣質的文化．檢視國共二個政權的土匪本質，打從台灣被”光復”那天起，二二八其實已注定了不可免，有無美日外在因素已不是屄歪怪尿桶漏可形容了．

文明的國家，有時會為了救一個人而犧牲二個甚或三個人的生命，但犧牲者不是自願者就是職責所在，但是淹死於自燬河堤的九十萬中國人，誰是自願的？誰是職責之所在？中國的壓迫階級對自家中國人尚且如此狠毒，對台灣人只來個區區的二二八，說實在的，還輪不到抬出美帝’日帝做擋箭牌耶！　

我很久沒去支華電信了 嘿嘿嘿 ^^

>>仔細看過憲章的人就不難瞭解”國際托管制度”那一章，簡直就是為台灣量身定做的

補充一下

聯合國憲章 第七十六條

按據本憲章第一條所載聯合國之宗旨，托管制度之基本目的應為：

　（子）促進國際和平及安全。

　（丑）增進托管領土居民之政治、經濟、社會、及教育上進展；並以適合各領土及其人民之特殊情形及關係人民自由表示之願望為原則，且按照各托管協定之條款，增進其趨向自治或獨立之逐漸發展。

　（寅）不分種族、性別、語言、或宗教，提倡全體人類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尊重，並激發世界人民互相維繫之意識。

　（卯）於社會、經濟、及商業事件上，保証聯合國全體會員國及其國民之平等待遇，及各該國民於司法裁判上之平等待遇，但以不妨礙上述目的之達成，且不違背第八十條之規定為限。

第七十七條

一、托管制度適用於依托管協定所置於該制度下之下列各種類之領土：

　（子）現在委任統治下之領土。

　（丑）因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果或將自敵國割離之領土。

　（寅）負管理責任之國家自願置於該制度下之領土。

二、關於上列種類中之何種領土將置於托管制度之下，及其條件，為此後協定所當規定之事項。

台灣警察揍人，以前也時有所聞，之所以時有所”聞”，是因為關起門來背地揍’私下揍，不是當事者，自然感受不深，頂多只心領神會有這麼一回事而已．但在中國，穿制服的大爺們（搞不清是公安或武警），圍毆一個証件不全的盲流，可是不避人耳目耶．狗棒公那年訪友東筦，就在光天化日的大馬路上目睹那精彩的一幕．

”國家”在青天白日下，既然可以合情合理合法地揍人民，順氣養顏兼助消化的打人民，那還有什麼幹不來的？如果你還不會跳出來又是鼻淚又眼淚，則狗棒公中國十五日遊所目睹的大小怪現象也就沒什麼好報告了啦！

位階平等者的暴力相向，叫做互毆’叫做打架，一如在網際論壇，不自量力者即使被揍得呼爹叫娘，也不干”人權”的屁事．反之以國家統治者的位階對人民施以暴力就是對人權的侵犯．即使只是口頭上的羞辱．就像狗棒公在資訊極端閉鎖的時代，要查閱都市細部計劃，竟然被羞辱以”你說什麼我都聽不懂啦！有問題找建築師來”一樣．此恨至今尚且難消，何況是拳腳交加．也因此上網數年莫不以暴政集團的走狗爪牙為攻擊和糟踏的對像．而論點所終還是人權’人權’人權．．．．．不幸的是，要中國殺人文化的孝子賢孫，也是由古至今的剝削階級’壓迫階級去瞭解人權為何物毋寧太沉重了．

本文就由在事後四十多年，當學術界研究二二八事件時，也確實仍不乏學者專家對於獻堂先生逕予厚望，認為

「大家可以想像，只要當時名望飽學的台灣人林獻堂被派任當台灣行政長官，而不是陳儀將軍！然而，如果考慮當時中國領導階級半封建性格及社會環境，這完全是不可能的，……因此，……，
二二八慘案是無法避免的。」〈「台灣二二八事件的經濟與文化背景」，美國科羅拉多大學教授蕭聖鐵著，收於「二二八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1）」，二二八民間研究小組、台美文化基金會、現代學術基金會發行，頁77。〉

一、讓我們就由「二二八事件」前後林獻堂先生的處境──他與「祖國」的關係上，展開我們對於先民這段悲劇的認知吧。
在這一角度上，這段悲劇的衝突似乎可以始於林先生，我們就由這位我們敬重的台灣民族運動祖國派領導人在戰前、戰後的三種腳色上開始探究這段歷史悲劇的內涵：

一方面是林先生在戰爭體制宰制下，不能不與宰制者妥協的不幸情境，曾經使他呈現過皇民的色彩；這由戰後日人驚愕於林先生參加1945年10月25日台灣光復大典的激昂表現上可知；所謂

「曾經為民族運動之中心人物的他面對了滿洲事變以來在法西斯化的日本政治已完全收斂而變成日本政策之極為柔順的使徒了。尤其是響應了長谷川總督之所謂的『仁政』的他，也就成為皇民奉工會大屯郡支部長，經常行腳於郡內各地，……且對推動戰爭不斷有所奉獻。」〈台灣不可欺記，頁98〉
「他當天的演講如此高調語氣之激烈與其平時溫和之為人可以說充滿鬥爭氣息而判若兩人。」〈同上書，頁100〉
正說明了戰爭中與日本宣布投降的當時，林先生在台灣社會實際的若干形象。

再方面是在重慶進行的，祖國派大將蔡培火先生在戰後向國府的直接連繫，據另一位林獻堂先生的左右手可憐的陳忻先生之未亡人謝綺蘭女士的回憶是
「日本投降時，台灣耆宿蔡培火先生正在重慶；有一次蔣委員長問『台灣人才』，他答以有兩個人不能不知，一是林獻堂，一是陳炘，前者是台灣社會的象徵領袖，後者是金融長才。」
相對於此的，果然，在南京中央軍校舉行的中國戰區對日軍的受降大典上，特別指定林獻堂與陳炘兩先生出席大典。

三方面卻是在台灣被宣揚的關於「台灣王事件」與由日本軍裹脅推動的「自治運動」：

首先，讓我們詳細的考察這重要的所謂「台灣王事件」，看林衡道先生對當時的回憶是如此的。

「在前進指揮所尚未設立前的某日，台中某大紳士來到台北，當時的台北火車站前是一片瓦礫之地，大紳士由僕從扶持進入一家日人經營的某大旅館，宣佈要接收該旅館，並叫老闆當天搬到後院；當時政府還沒來接收，他就先來接收了。這件事轟動全台北，……好奇的市民都去圍觀，我……也去看熱鬧。到了旅館前，一看人很多，……才得以順利進入旅館。到了旅館二樓，每間房間的紙門都已經打開。大先生大模大樣地坐在藤椅上，隨從二人分站左右，儼然關老爺後面也站有關太子和周將軍般。有人很憂心地問大先生台灣的情勢會變成怎麼樣？他說，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會變成像加拿大與英國一樣，中國在此地擁有宗主權。……。聽了他的說法我便感覺到台灣會有麻煩」〈林衡道先生口述：「二二八事變前後的回憶」，收於「二二八事件文獻輯錄」，台灣省文獻會編印，1991年發行，頁552。〉（本段史事在台灣客籍學者戴國煇筆下，則直稱林氏「著名的右派抗日領袖林獻堂……以『台灣王』的口吻宣佈要接收旅館」〈「愛憎二二八」，頁169〉。

現在，對於這一段史實，以事後之明，至少可見兩個問題：

〈1〉 這所謂「台灣王」是自願的嗎？
林獻堂先生是一個有傳統儒者習氣的現實人物，他不但在日據統治下倍受欺壓，更且他的三位子嗣，都在海外研習政治、經濟問題，他怎可能幼稚或自大到不知政治上的風險。在風雨飄搖之際，真會如此以「台灣王」為現實的理想嗎？──顯然不可能──那麼他一定非出於自願，是很不得已地，被一群在日本「昭和維新」中闖出滔天大禍的少壯將校們，推上了被擺佈的歷史舞台！

〈2〉 其中敘述的情景，所謂：
「這件事轟動全台北，……好奇的市民都去圍觀，我……也去看熱鬧。到了旅館前，一看人很多，……才得以順利進入旅館。到了旅館二樓，每間房間的紙門都已經打開。大先生大模大樣地坐在藤椅上。……」

如果林先生真的在皇民化的薰染下變得太多，確實已不是傳統儒者的心性，我們也看不出來，此事有必要弄得如此熱鬧地「轟動全台北」？對於擺佈者言，好像召開記者會都不夠，一定要昭告天下，到深深引人側目的程度，才能罷手；林先生此時對他的令譽有如此過人的信心？──顯然不可能──那麼，這是陰謀者為了毀掉他的令譽？以使他不僅會被當年的政敵繼續攻擊，更會失去大眾的擁戴，而足以保証作為傳統儒者的他將服貼地接受那些雄才大略者的擺佈？──對於林先生這是怎樣的壓力下扮演的？

然而，當時的史實究屬如何？戰後日本投降，林先生的處境如何？他到底有沒有屈服，為什麼？

然後，我們眼光應落在1945年9月9日，那是日軍正式投降，中國人在南京受降的日子。很多回憶錄都有這樣一條類似的重要記錄：

「長期間抵抗日本的林獻堂氏以及其他五個人收到通知，擔任台灣人的代表，參加國民政府在九月九日南京舉行的受降典禮。林氏等人的功績，終是受中央重視的，這個消息一傳開，雖是林先生的名譽，其實也是六百萬島民的名譽，……大家都興奮極了。」

但是，不幸的，史實竟是1945年9月9日，林先雖然正好身在南京，竟然沒有如約出席那個中國政府主持的具有「認同祖國」意義的盛大集會！這段史實在其親密的長期追隨者葉榮鍾先生編寫的「林獻堂先生年譜」裡是這樣的：

「此事嗣後先生等會晤何應欽將軍時，始知被諫山所詒；蓋翌十日先生等與葛敬恩參謀長同訪何將軍……將軍問先生曰『昨日受降典禮，何故不來參列？』先生以諫山之言告之，何將軍甚不悅。」

對於此事的原委，葉先生在該年譜中特別細說其可悲的情由：

「日本投降後，先生暨多數有識者對於在台數十萬日軍之動向甚為憂慮；因盟軍採取跳躍戰術，在台日軍絲毫未受損害……」
「先生此行，論者有以先生之行動均受日本軍部亦即降虜之指使為病，此誠無視台灣之歷史與特殊環境，而以勝利者身分所發不根之談，殊欠公允；蓋斯時日本雖已投降，但台灣之政權仍操在日人之手；……國府官兵尚無一人蒞台，台人實未嘗到勝利者之感；一面人心惶惑不安，流氓地痞滋事生非，治安鬆懈，亂狀漸萌；處此惡劣之環境下，設使論者與先生易地而居，其行動未必便能較先生之所作為者，更為合適也。」

真是悲哀呀，林先生的處境，在日本人「殺戮攘逐」「鴉片統治術」衍生手段以我600萬台灣人為裹脅的掌控之下，埋下了台灣與「祖國」間重大的誤解──而更悲哀的，可能是這段悲劇的史實為什麼一直被刻意的忽略，使得我們後代子孫難以謹慎記取與此相關的種種教訓？

而相對於祖國派領導人林獻堂先生之被扭曲，當時民間的一般皇民化的形勢如何？
由我們寫實文學大家吳濁流先生的敘述是
「被其麻醉的，不過是因名利而暈迷了眼睛的一小部分的台灣人，其他大多數的台灣人，尤其是農民，仍然不會中毒，而有健全的精神的……他們雖沒有知識學問，可是有腳踏實地的精神，由那裡產生出來的生活經驗。是保有不會受名利或空頭宣傳所愚弄的健全根柢的。他們嚴密地踏著大地，絕不會動搖的，與他們比較，則中間性格的皇民派是容易動搖的」〈見「亞細亞的孤兒」一書〉

由較吳先生的晚輩作家，生活在城鎮的文學青年葉石濤所自述，日據時代他的接觸所及，則是：

「由於幾乎沒有和上一代從事民族解放運動的知識份子接觸的機會，家裡的長輩又絕口不談他們的日本經驗，所以我欠缺對殖民地統治殘暴真相的認識。」〈「一個台灣老朽作家的五○年代」，頁41。〉

「我們這一輩受到的皇民化運動既深且遠，幾乎是完全相信日本人，我們甚至不會講台灣話。因此，我敢說當時台灣三分之二已日本化了。」
〈「葉石濤先生訪問紀錄」，許雪姬、方惠芳訪問，收於「口述歷史」，第三期〈二二八事件專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頁125。〉

於是，除了日本對華政策中長期有意對中國輸出「台灣流氓」，在彼岸各地製造恃仗日本政府權勢而到處為非作歹的所謂「台灣籍民」〈又被當地人稱「台灣呆狗」〉〈詳情請參看戴國煇著「台灣結與中國結」，頁223~285，略引一段，我台灣耆宿洪炎秋說：「台灣呆狗連累了一些住在廈門的善良的台灣人」〉，令彼岸受害民眾深惡痛絕外；
在皇民化後，被迫或被誘惑加入戰事扭曲人性的悲劇裡，我們雖仍然仍見到在海南島中日兩軍的對峙裡，曾出現不少「台灣志願兵」向中國軍隊投誠的事例──看到日軍在海南島對中國人所行的虐殺統治下，我善良台灣人竟仍甘心冒生命的危險投身進入絕對弱勢的一方的堅決；但是，相對於葉石濤先生的解說，那竟也是我們台灣人怎樣的歷史悲劇？──原來日本人在海南島的統治是：

「在海南島，日本人是一等國民，台灣人是二等國民，朝鮮人是三等國民，中國人是被抓來作奴工當奴隸。當時築了一條五十四公里運輸鐵礦的鐵路，光是因為這項工程病死的中國人，可以排成這條鐵路的三分之二長，很可憐•……有些○○人在海南島很不規矩，我常看到○○人在光天化日下強暴海南島的女人，而且是幾個人輪姦，實在很不應該，畜生也不應該這樣……」（「天皇陛下之赤子、新竹人、日本兵戰爭經驗」，潘國正著，齊風堂出版社， 頁42•）

唉，這是怎樣的悲劇種子，因而部份有反省能力的我們台灣人就有如下的自省：
「當時海南島人很氣台灣人，少數台灣人亂來欺負海南島女人，當然會氣台灣人。」〈同上書，頁43〉

唉，這些是怎樣比我們領導者林獻堂先生的無辜，更可能撕裂我們兩岸人性的歷史悲劇？

〈關於日本皇軍的暴行，日本著名的小說家石川達三有加以「合理化」的寫實描述，可以參考。「活著的兵士」，石川達三著，劉慕沙譯，麥田出版社1995年印行。該書是作者以隨軍特派員身分輾轉華中華北，根據見聞所寫的中篇戰爭小說。在1938年發表時內容被刪近四分之一，發行當天仍遭查禁；不久被捕；以「違反新聞法」受到公訴，結果判刑四月，緩刑三年。中譯該書是戰後完整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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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研究史實所見悲劇之複雜真相，未完。
實在不能忍受任何太簡化，太引人情緒，不負責任的說法，因此不能不借此說明，•••
是否能因此讓我們更冷靜、理性，讓我們更能面對國際上波譎浪詭的情勢？
願祝福我們台灣
願我們夠沉穩

泥土敬白

「有關經濟之條約關係 1946年中美雙方議訂一關於友好、通商及航行之現代化廣泛條約，•••該約之批准書業已互換，而該約已於1948年11月30日起生效。該約係根據互惠及互不歧視之原則而簽訂。大體言之，該約規定除少數例外，一方政府應給予對方人民以本國人民所享受之待遇與權利，同時一方人民在對方領土內，應享有第三國人民所得享有之權利或特權•••此項條約係基於互惠精神，並未規定美國在華人民得享有美國所未賦予旅美中國人民之權利或特權。」
〈「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特別著重1944年至1949年之一時期──」，美國國務院根據檔案編輯，公共事務司出版科，1949年8月發佈，國務院出版品第3573號，遠東類第30號，頁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