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限戰 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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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樵 於 2002/09/19 20:32 | |
| 超限戰 下卷 | |
序 ******************************************************************************* 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戰爭的指導，就像醫生給病人看病一樣，是一門藝術。 “軍事革命”的說法，對於今日各國軍事界，就像喬丹之于NBA球迷一樣時髦。除了每一項新鮮事物的出現都有其必然性因素之外，恐怕更主要的是與美國人善於製造時髦有關。一向喜歡在各種問題上執世界牛耳的美國人，非常擅長對每一項有前景的事物進行美式包裝，然後再向全世界傾銷。儘管不少國家對美國文化的入侵憂心忡忡並加以抵制，但對他們在軍事革命問題上的見解卻大都依葫蘆畫瓢，全套照搬。其結果不難料定，自然是美國人患感冒，全世界打噴嚏。因看重隱形技術而被譽為“隱身之父”的美國前國防部長佩里，在回答中國訪問學者有關“美國軍事革命的重要成果和理論突破是什麼”的問題時，不假思索地脫口答道：“當然是隱身技術和資訊技術”。佩里的回答代表了美國軍界的主流看法——軍事革命就是軍事技術革命。在佩里們看來，只要從技術上解決了讓士兵們在山前就知道“山後面有什麼”的難題，便等於完成了這一輪軍事革命[1]。從技術角度去觀察、思考和解決問題，正是典型的美國式思維。其長處和短處都像美國人的性格一樣一目了然。這種把技術革命等同於軍事革命的觀念，通過海灣戰爭的形象演示，對全世界的軍隊都產生了強烈的衝擊和影響。幾乎沒有人在這種情況下還會保持足夠的冷靜和清醒，當然也就更不會有人發現由美國人開始的誤解正在引起整個世界對一場遍及全球的革命的誤解。“高技術建軍”的口號像太平洋颶風一樣在越來越多的國家登陸[2]，就連大洋西岸的中國也幾乎在同一時間裏濺起了回聲。 不可否認，軍事技術革命是軍事革命的基石，但它無論如何不能被看做是軍事革命的全部，充其量只是這一狂飆突進歷程的第一步。軍事革命的最高體現和最終完成只能歸結於軍事思想的革命，而不可能僅只停留在軍事技術、編制體制變革這些形而下的層面上。軍事思想革命，說到底是作戰樣式和方法的革命。軍事技術革命也好，編制體制改革也罷，其最後的結果都將落腳於作戰樣式和方法的改變。只有這一改變的完成，才意味著軍事革命的成熟[3]。如果把軍事技術革命稱作軍事革命第一階段的話，那麼我們現在正處於這次革命至關重要的第二階段。軍事技術革命的接近完成在多大程度上為新階段的開始做了充分的鋪墊，也就在多大程度上給這一階段進行思想作業的人出了難題：軍事技術革命使你可以在更大範圍選擇手段的同時，必將使你在同樣範圍內受到這些手段的威脅（因為壟斷一種技術在今天遠比發明一種技術要困難得多）。這些威脅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由於手段的多樣化而變得無邊無際，真正讓人有一種草木皆兵的感覺。任何方向，任何手段，任何人都可能成為國家安全的潛在威脅，而你除了能清楚地感受到威脅的存在以外，卻很難一下子弄清楚——威脅來自何方？ 長期以來，無論是軍人還是政治家，都已經習慣於用一種定式進行思考，即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的主要因素是敵國或潛在敵國的軍事力量。而20世紀最後十年發生的戰爭和重大事件，則在不動聲色地向我們出示相反的證明：軍事威脅已經經常不再是影響國家安全的主要因素。儘管與人類歷史一樣古老的領土爭端、民族紛爭、宗教衝突以及勢力範圍的劃分，仍是人們干戈相向的幾大動因，但這些傳統因素已越來越多地與攫取資源、爭奪市場、資本控制、貿易制裁等經濟性因素交織在一起，甚至讓位於這些因素，形成威脅某個或某些國家政治、經濟、軍事安全的新形態。這類形態從外觀上看可能毫無軍事色彩，因而被某些觀察家們稱為“亞戰爭”或“類戰爭”[4]，但其在所攻擊的領域裏造成的損毀，卻絕不亞於一場純軍事戰爭。在這方面，我們只須舉出喬治•索羅斯、本•拉丹、埃斯科瓦爾、麻原彰晃、凱文•米特尼克[5]這些瘋狂的名字就足夠了。人們或許已經無法準確地指出，從什麼時候開始，發起戰爭的主體不再僅僅是那些主權國家，日本歐姆真理教、義大利黑手黨、極端穆斯林恐怖組織，哥倫比亞或“金新月”販毒集團、心懷叵測的黑客和掌握大量對沖基金的金融家，隨便哪個目標堅定、意志頑強、性格偏執的心態失衡者，都有可能成為一場軍事的或非軍事戰爭的製造者。他們所使用的武器可以是飛機、大炮、毒氣、炸彈、生化製劑，也可以是電腦病毒、網路流覽器、金融衍生工具。一句話，所有新技術能夠提供的戰爭新方式、侵略新手段，都會被這些狂熱分子用來進行形形色色的金融攻擊、網路攻擊、媒體攻擊或是恐怖襲擊。這些攻擊大都不是軍事行動，但卻完全可以被視作抑或等於是強迫它國滿足自己利益訴求的戰爭行為。這些與軍事戰爭一樣甚至破壞性更大的力量，顯然已經對我們所理解的國家安全造成了不同於以往的、多重方向的嚴重威脅。 在這種情形下，只要稍微撕開一點視野，我們便會看到，基於地緣概念的國家安全觀已經明顯過時。對國家安全構成重大威脅的已遠不止是敵對勢力對本國自然空間的武力侵犯。在數月之內貨幣貶值百分之幾十、經濟瀕臨破產的泰國和印尼，與被軍事打擊和經濟封鎖雙重遏制的伊拉克相比，在國家安全指數的低落程度上，恐怕已沒有多少差別。就連冷戰後唯一僅存的超級大國美國，也意識到了最強大的國家往往是敵人最多、所受威脅也最多的國家，在連續幾個財年的美國《國防報告》中，除了把“敵視美國利益的地區強國”列在十種主要威脅的首位外，還將“恐怖主義；危及盟國政府穩定的顛覆活動和無政府狀態；對美國繁榮和經濟增長的威脅；非法毒品貿易；國際犯罪”，都指認為是對美國的威脅，因此擴大了對可能危及自身安全的多重空間的搜索範圍[6]。其實不止是美國，所有崇奉現代主權觀的國家都已經自覺地把安全邊界擴展到了政治、經濟、資源、民族、宗教、文化、網路、地緣、環境及外太空等多重疆域[7]。這種“泛疆域觀”，是一個現代主權國家生存、發展和在世界上爭取影響力的前提。相形之下，以國防為國家主要安全目標的觀念就顯得有些陳舊，至少是很不充分。與“泛疆域觀”相對應的，應該是一種全方位包容國家利益的新的安全觀念。它所關注的絕不止于國防安全問題，而是毫不猶豫地將國家的政治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資訊安全等方方面面的安全需要統統納入自己的目標區。這是一種把傳統的領土疆域概念提升為國家的利益疆域概念的“大安全觀”。 這種大安全觀由於其載荷的增大，帶來了目標的複雜化和實現目標的手段、方式的複雜化。因此，作為確保國家安全目標得以實現的國家戰略即通常所說的大戰略，也就需要做出超越於軍事戰略甚至政治戰略之上的調整，對涉及整個國家利益安全指數的所有方面進行通盤考量，把政治（國家意志、價值觀和凝聚力）、軍事因素與經濟、文化、外交、技術、環境、資源、民族等參數疊加在一起，才能繪製出一幅完整的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重合的“泛疆域”——大戰略態勢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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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樵 於 2002/09/19 20:34 | |
| Re:超限戰 下卷 | |
第五章 戰爭博弈的新著法 21世紀的戰爭藝術大師將是那些以革新的方式重新組合各種能力以達到戰術、戰役和戰略目標的人。 一切都在改變。技術的爆炸，武器的更新，安全觀念的拓展，戰略目標的調整，戰場界限的模糊，非軍事手段和非軍事人員捲入戰爭的範圍和規模的擴大……當所有這些變化都聚焦于一點時，我們相信，戰法革命的時代已經來臨。這一革命不是為每一種變化尋求與之相匹配的戰法，而是為所有的變化，找到一種共同的戰法。換言之，為未來戰爭千變萬化的棋局，找到一種以一應萬的新著法[1]。
誰見過明天的戰爭？誰也沒有。但它的種種景象，早已通過大大小小巫師式的預言家之口，像低俗的卡通片一樣定格在我們的大腦螢幕上。從太空軌道上的衛星絞殺戰，到大洋深處的核潛艇角逐；從隱形轟炸機投放的精確炸彈，到宙斯盾巡洋艦發射的巡航導彈，天上地下，全面覆蓋，可謂不一而足。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莫過於對美軍數位化部隊在歐文堡國家訓練中心進行的一次實兵演習的描述： 顯然，科恩所指的軍事革命，與我們前面所說的那些預言家們理解的戰爭如出一轍。 對軍事威脅與非軍事威脅的此消彼長，美國軍界不是沒有注意到（這一點我們在前面提到的美國國防部幾個財年的《國防報告》時已指出過），但他們卻把解決後者的課題推給了政治家和中央情報局，自己則從已有的全維作戰、非戰爭軍事行動等新觀點上退了回去，越來越緊地收縮成一株掛滿各種尖端武器果實的守望之樹，單等著哪一隻呆頭呆腦的傻兔子來撞。而當薩達姆在這棵樹下撞暈之後，有誰還會成為第二隻這樣的兔子？
作為解決生存和利益衝突的極端方式，戰爭一直是頭從未被人類真正馴化過的猛獸。它一方面是社會生態鏈的清道夫，一方面又對人類的生存直接構成威脅。如何既驅使之，又不被其所傷？幾千年間，特別是20世紀以來，人類在戰火頻仍的間隙，始終在於著一件事：就是努力把猛獸關進籠子。為此，人們制定出了無數的條約和規則。從著名的日內瓦公約到聯合國至今還在不斷做出的各種有關戰爭的決議，在既瘋狂又血腥的戰爭之路上樹起了一道又一道柵欄，想用國際法則把戰爭對人類的損害控制在最低限度，從具體的不得使用生化武器、不得濫殺平民、不得虐待俘虜、限制使用地雷等等，到廣泛的反對在處理國家關係問題上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所有這些規則。已日漸為各國普遍接受。其中最可稱道的是，核不擴散、核禁試、雙邊或多邊削減核武器等一系列條約，使人類至今避免了走進核冬天。冷戰結束，全世界額手相慶，以為從此走出了“恐怖的和平”。施瓦茨科普夫用“風暴”拳把薩達姆擊倒在海灣拳臺上之後，布希總統更是躊躇滿志：“世界新秩序已經經受了第一次考驗。”他像當年從慕尼克歸來的張伯倫那樣，宣佈人類將“相聚在一個具有和平希望的世界”。結果如何？跟張伯倫一樣，他也把大話說早了[5]。 無論是冷戰還是海灣戰爭的結束，都沒能給世界帶來政治家們許願、全人類預期的國際新秩序。兩極世界的崩塌，使局部戰爭的猛獸一頭接一頭地從籠中咆哮而出，把盧旺達、索馬里、波黑、車臣、剛果、科索沃這些國家和地區，一個接一個地浸泡在血泊中。到這時，人們才又一次發現，幾千年、上百年的和平努力是何等不堪一擊！ 規則遭到破壞的直接結果，是國際社會認定的那些以有形或無形邊界劃定的疆域失去了效力。因為所有用非軍事戰爭行動對國際社會宣戰的非國家力量的主體，都是以超國家、超領域、超手段方式出現的。有形的國家疆界，無形的網際空間，國際法、國家法、行為準則、道德倫理，統統對他們不構成約束力。他們不對任何人負責，不為任何規則所限，在目標的選擇上無所不汞其列，在手段的使用上無所不用其極。他們因行動詭秘而有很強的隱蔽性，因行為極端而造成廣泛的傷害，因不加區分地攻擊平民而顯得異常殘忍。這一切又通過現代傳媒即時的、連續的、覆蓋式的宣傳，極大地強化了恐怖效果。與這些人的作戰，將沒有宣戰，沒有固定戰場，沒有正面搏殺，大多數情況下不會有硝煙、炮火和流血，但國際社會遭到的破壞和創痛，卻絲毫不亞於一場軍事性戰爭。 與“網徒”——黑客這些網路恐怖分子相比，本•拉丹的炸彈恐怖在衣缽上更接近傳統恐怖主義。但這並不妨礙我們把他算在新恐怖主義之列。因為從拉丹身上，除了在宗教甚或邪教背景以及反大國控制傾向方面。還可看出那些虛張聲勢，熱衷風頭，使用輕武器且手法單一的老鬥士們的影子，其他方面，他們確實不可同日而語。在美國駐內羅畢和達累斯薩拉姆的大使館發生震驚世界的大爆炸之前，本•拉丹的名字在國際反恐怖組織公佈的30個恐怖組織名單中還根本排不上號，儘管此前他已有多起血案在身，卻因一向不事聲張而只是穆斯林世界的“無名英雄”。即使在美國人已對他發射過巡航導彈和發出逮捕令之後，他仍然一再否認自己與爆炸案有關。“隱身遁形”，更重實效而不圖虛名，也許就是拉丹式的新恐怖組織的第一大特點。此外，由於學會了利用經濟手段和鑽西方倡導的自由經濟的空子，他們通過成立經營性公司甚至銀行，大規模的販毒和走私，倒賣軍火，印製巨額偽鈔，以及宗教成員捐款，獲得了穩定的資金來源[9]。在此基礎上，這些新恐怖組織的觸角伸向了更為廣闊的領域，手段也更加多樣，如廣泛利用宗教或邪教組織，發展自己的宣傳媒體，組建反政府民兵組織等等。經費方面的遊刃有餘，確保了他們能獲取和掌握大量高技術手段，使得他們輕而易舉地就能殺死更多的人。儘管迄今為止，他們所發起的攻擊，大多針對富國和西方國家，特別是有控制別國能力的大國，但他們對現存秩序和公認規則的破壞，卻是對國際社會的共同威脅。從已知的情況看，這些正在顯形的新恐怖組織，只是新一輪世界性恐怖活動翻起的幾股黑潮。可以肯定，還有更大量的不為我們所知的濁流，尚在水面之下湧動。 新近彙入這一逆流的是國際金融投機家。雖然眼下還沒有人把這些衣冠楚楚、風度翩翩的傢伙們列入恐怖分子之列，但他們先後在英國、墨西哥和東南亞的所作所為，及其造成的災難性後果，卻令所有的“網徒”和拉丹之輩都難以望其項背。以索羅斯為代表的金融大鱷們，憑藉日交易額超過1.2萬億美元的國際遊資，運用金融衍生手段，利用自由經濟規則，在世界金融市場上翻雲覆雨，興風作浪，引起一波連一波的金融動盪，使受害國的面積逐次擴大，從東南亞到俄羅斯再到日本，最後連隔岸觀火的歐洲和美國也未能倖免，使現行的全球金融體系和經濟秩序從根本上遭到了動搖，已然成為危及人類社會和國際安全的另一股新禍水[10]。其跨國性，隱蔽性，無規則性，巨大破壞性等恐怖主義的典型特徵，使我們有理由稱之為金融恐怖主義。 在龐大的國家機器面前，恐怖分子及其組織在人數和手段上也許微不足道，可事實是沒有一個國家敢於小覷他們。原因就在於這是一群不按任何規則行事的狂徒。一個擁有核武器的恐怖組織，肯定要比一個同樣擁有核武器的國家要危險得多。本•拉丹的信條是“我死也不讓別人活”，所以他才會為讓十幾個美國人死去而把數千無辜者同時浸泡在血泊中而無所顧忌。索羅斯的邏輯是“我入室搶劫是因為你的門沒有上鎖”，這樣他就無須為破壞別國經濟，攪亂人家的政治秩序負責。
三千年前的周武王和兩千多年前的亞歷山大，肯定都不知雞尾酒為何物，但卻全是戰場上調製“雞尾酒”的高手。因為他們都擅長於巧妙地把兩種以上的戰場因素，像調製雞尾酒一樣組合到一起，投入戰鬥並贏得勝利。1＋1，這是最初級也是最古老的組合方式。長矛加圓盾，可使一個士兵攻防兼備，進退有據；倆人成一伍，“長兵以衛，短兵以守”，一對士兵彼此配合，構成了最小的戰術單位[11]；騎士堂•吉訶德加侍從桑丘，意味著驃騎兵與輜重兵的分工已經形成，於是，為幻想中的公主剪除邪惡的編隊就可以出發遠征了。如此簡單的組合，竟蘊藏著戰場上無窮變化的玄機。從冷兵器到熱兵器，再到核武器，直至今天所謂的高技術兵器組合，這一勝利之神手中的法器始終伴隨著整部戰史，暗中左右著每一場戰爭的勝負。武王伐紂，戎車三百、虎賁三千、甲兵四萬五千人，比商紂王的幾十萬步兵要少得多。但這支車步混編的小型軍隊，卻因組合得當大大增強了戰鬥力，牧野之戰因而也就成了周王朝的奠基石，並在三千一百二十年後成為我們所能找到的最早的組合戰的證據。東方如此，西方亦不例外。在阿貝拉會戰中，亞歷山大所以能一戰而敗大流士，就在於他臨戰應變，對向來是一字平推的方陣作了令對手措手不及的改動。他的做法很簡單，不過是把騎兵的位置沿方陣兩翼略向斜後方挪動，形成了一個“空心大方陣”，使騎兵的靈活性和步兵的穩固性，在奇特的佈陣中獲得了淋漓盡致發揮各自所長的最佳組合。結果當然是在兵力對比上處於下風的亞歷山大，最終痛飲了勝利的酒漿[12]。 翻遍東西方戰史，在所有關於戰法的描述中，我們都找不到“組合”二字。但所有時代的戰爭大師們，都似乎本能地深諳此道。瑞典國王古斯塔夫是火器時代初期最受推祟的軍事改革家，他對作戰陣形和武器配置進行的所有改革，採用的都是組合法。他最早意識到了長矛兵的落伍，而把他們與火槍兵混編佈陣，使前者能為後者在射擊的間隙提供掩護，以期最大限度地發揮兩者的長處；他還時常把輕騎兵、龍騎兵和火槍兵混合編組，在炮兵轟擊的濃煙下，輪番向敵人的散兵線發起衝鋒；這位被後人稱作“第一個偉大的野戰炮兵專家”的國王，對作為會戰基礎的炮兵的功能和作用，更是了然於胸。他把輕炮作為“團炮”與步兵混編，讓重炮單獨成軍，看似分開配置的輕重火炮，在整個戰場地幅內卻又形成了完美一體的組合，真可以說是把火炮的作用在他那個時代發揮到了極致[13]。 不過，這一切發生在炮術專家拿破崙出現之前。與那個把兩萬多門大炮推上戰場的矮個子科西嘉人相比，古斯塔夫手裏的二百門火炮，只能算是小巫見大巫。從1793年至1814年，整整二十年間，沒有人比拿破崙更徹底地通曉火炮，也沒有人比這位統帥更精明地瞭解麾下，當然就不會有誰能比他更在行地將炮兵的殺傷力與騎兵的機動性以及達烏元帥的忠勇和繆拉元帥的悍野充分組合起來，鑄成讓他的所有敵人都望風披靡的攻擊力，把法蘭西軍隊變成了整個歐羅巴無人能與之爭鋒的戰爭機器，憑藉這部機器，從奧斯特裏茨到博羅金諾，成就了拿破崙近乎百戰不敗的神話[14]。 在“沙漠風暴”行動中，創造了一場大戰僅陣亡百餘人奇跡的施瓦茨科普夫將軍，算不上是大師級人物，但他的運氣卻幾乎和所有的軍事藝術大師一樣好。其實真正重要的並不是運氣，而是這位率領一支現代大軍的統帥，與他的前輩們一樣甚至更加重視戰爭要素的組合。因為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時，他手中握著的牌要比他的前輩多得多。對他來說，這場把伊拉克軍隊逐出科威特、恢復西方石油生命線、在中東重振美國影響力的戰爭取勝的關鍵，就在於怎樣巧妙地把利用聯盟、操縱媒體、經濟封鎖等手段，與對30多國軍隊組成的陸、海、空、天、電諸兵種聯軍的指揮捏攏在一起，合力成為砸向薩達姆的鐵拳。他做到了這一點，而他的對手卻令人吃驚地毫無這種自覺。幾十萬大軍，幾千輛坦克，幾百架飛機，就像未經攪拌的水泥、沙子和鋼筋，散佈在數百公里縱深的戰線上，根本經不住充分組合後堅硬如鋼筋混凝土構件的美式老拳的痛擊。更不要說在西方人質問題上先扣後放、一錯再錯，在打破政治孤立、經濟封鎖方面應對乏術了。 而近二十年來，資訊技術、電腦病毒、互聯網路、金融衍生工具等原本並非軍事手段的技術，更為明天的戰爭展示出難以預料結局的前景。但迄今為止，對大多數軍人或是將領們來說，通過元素組合方式進行作戰，常常是一種非自覺行動，因此他們的組合一般都停留在兵器、陣法、戰場的層面上，所繪出的戰爭圖景也大都只限於軍事領域並陶醉其中。只有那些流星劃空般的軍事天才，才能獨步一時地打破常規，突破局限，自覺地將當時可資採用的全部手段組合在一起，彈奏出改變戰爭音律的千古絕響。 用加法贏得牌局 現在，所有的牌都亮完了。我們已經知道，戰爭將不再是原來的樣子。在很大程度上，戰爭甚至不再是戰爭，而是互聯網上的交手、大眾傳媒的爭鋒、外匯期貨交易中的攻防等等其他我們從不看做是戰爭的東西，現在全都可能讓我們大跌眼鏡。就是說，敵人可能不是原來意義上的敵人，武器可能不是原來的武器，戰場也可能不是原來的戰場。什麼都不確定。可以確定的就是不確定。牌局已經發生了變化，接下來我們需要的是在種種不確定中確定一種新的打法。它應該不是那種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單一藥方，而是博採眾長、集合優勢的雜交品種，讓一棵梨樹上既結桃子又結蘋果。這就是組合。其實就連這張牌，我們也早已在前面亮給了大家。 我們不妨大膽些，把手中的牌完全打亂，重新進行組合，看看會出現什麼效果。 ┏━━━━━┯━━━━━━━┯━━━━━┓ 以上任何一種作戰樣式，都可以與其他一種以上的作戰樣式相加組合，從而形成全新的戰法[17]。不管有意還是無意，超領域、超類型地將不同的作戰樣式進行集束組合的戰法，已經被不少國家運用在了戰爭實踐中。如美國人針對本•拉丹採取的對策就是國家恐怖戰＋情報戰＋金融戰＋網路戰＋法規戰；再如北約國家針對南聯盟科索沃危機使用的是武力威懾＋外交戰（聯盟）＋法規戰的手段；此前聯合國在美國的力主下，對伊拉克採取的則是常規戰＋外交戰＋制裁戰＋法規戰＋媒體戰＋心理戰＋情報戰等多管齊下的戰法。我們還注意到，香港政府在1998年8月的金融保衛戰中，對付金融投機家們的手段是金融戰＋法規戰＋心理戰＋媒體戰，儘管代價沉重，尚屬戰果良好。此外，像臺灣大量印製人民幣偽鈔的做法，也很容易成為一種金融戰＋走私戰的戰爭手段。 從這些例證中，我們可以看出加法－組合在戰法運用中的奇妙作用。如果說，以往的戰爭由於技術手段和條件的限制，從事戰爭的人們還不能將贏得戰爭的全部要素隨心所欲地加以組合的話，那麼今天，以資訊技術為前導的技術大爆炸，已為我們提供了這種可能性。只要我們願意，並且不讓主觀意圖背離客觀規律，我們就能根據需要，將手中的牌拼成各種牌型，直至最後贏得整個牌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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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樵 於 2002/09/19 20:35 | |
| Re:超限戰 下卷 | |
第六章 尋找勝律：劍走偏鋒 以奇為正者，敵意其奇，則吾正擊之；以正為奇者，敵意其正，則吾奇擊之。 無論怎樣長篇累牘地去談組合，我們仍然要說，僅僅把光圈聚焦在組合上這還不夠。還應該進一步縮小焦點，看看是否有更核心的秘密隱在其中。如果不能洞悉如何組合才是最好的秘訣，那麼，即使不得要領地組合上它一百次，也無補於事。
“一切都是數”。古智者畢達哥拉斯[1]沿著這條思想之路，與一組神秘的數字不期而遇：0.618。結果，他發現了黃金分割律！ 從那以後，2500年間，這個公式一直被造型藝術家們奉為美學的金科玉律，藝術史令人信服地證明了，不管是信手拈來還是刻意為之，幾乎所有被人們稱為傑作的藝術品，都在其基本的美學特徵方面近似或符合這一公式。人們曾長時間驚訝于古希臘巴特農神廟的美輪美奐，幾疑為神跡。經過測算，才發現它的垂直線和水平線之間的關係，竟完全符合1:0.618的比例。當代建築學大師柯布西埃在他的《走向新建築》一書中，也是根據黃金分割律，創立了他最重要的“設計基本尺度”理論，而這一理論對全世界的建築師和建築物都產生了深廣的影響[2]。可惜，這一或許是造物用一個領域向人類暗示全部領域規律的公式，在漫長的時空隧道中，從未走出過藝術創造的天地。除了那些天賦過人的繆斯們，幾乎沒有什麼人意識到這條黃金般的美律，同時也可能會成為或者乾脆就是其他領域中同樣需要遵從的規律。直到1953年，美國人J•基弗才發現，用黃金分割律尋找試驗點，能夠最快地逼近最佳狀態。他的這一發現被中國數學家華羅庚歸納為“優選法”，亦叫0.618法。並一度在中國廣為傳播。雖然就我們所知，這種人海戰術式的普及運動，收效甚微，但它卻顯示出黃金律在藝術之外的領域中運用的前景[3]。 信手翻翻戰史，你一定暗暗吃驚，0.618，如一條金帶蜿蜒隱現於古今中外的戰爭中。春秋時期的晉楚鄢陵之戰，晉厲公率軍伐鄭，與援鄭之楚軍決戰于鄢陵。厲公聽從楚叛臣苗賁皇的建議，以中軍之一部進攻楚軍之左軍；以另一部進攻楚軍之中軍，集上軍、下軍、新軍及公族之卒，攻擊楚之右軍。其主要攻擊點的選擇，恰在黃金分割點上[5]。我們在前面提到過亞歷山大與大流士的阿貝拉之戰，馬其頓人把他們的攻擊點，選在了波斯軍隊的左翼和中央結合部，巧的是，這個部位正好也是整個戰線的“黃金點”[6]。 數百年來，人們對成吉思汗的蒙古騎兵，為什麼能像颶風般席捲歐亞大陸頗感費解。因為僅用蠻族人的悍野、殘忍、詭譎以及騎兵的機動性這些理由，都還不足以對此做出令人完全信服的解釋。或許還有別的更為重要的原因？果然，黃金分割律再次顯示出它的神奇：我們發現，蒙古騎兵的戰鬥隊形與西方傳統的方陣大不相同。在它的5排制陣型中，重騎兵和輕騎兵的比例為2:3，人盔馬甲的重騎兵為2，快捷靈動的輕騎兵為3，又是一個黃金分割！你不能不佩服那位馬背思想家的天才妙悟，被這樣的統帥統領的大軍，比在戰場上與它對峙的歐洲軍隊更具衝擊力，是理所當然的事。 讓我們再來看看海灣戰爭。戰前，據軍事專家估計，如果共和國衛隊的裝備和人員，經空中轟炸損失達到或超過30％，就將基本喪失戰鬥力。為了使伊軍的損耗達到這個臨界點，美軍一再延長轟炸時間。直到“沙漠軍刀”出鞘時，伊軍在戰區內的4280輛坦克中的38％、2280輛裝甲車中的32％、3100門火炮中的47％都已被摧毀，這時的伊軍實力已經降至60％左右，透過這些殘酷的資料，0.618的神秘之光在1991年1月24日的清晨開始再次閃爍。100小時後，“沙漠風暴”的地面戰鬥便宣告結束。
在漢語的語法中，有一種基本的句式結構。這種結構把一個句子或片語，分為修飾詞和中心詞兩部分。它們之間的關係是修飾與被修飾，即前者修飾後者，前者確定後者的傾向和特徵。說得明白些，前者是容貌，後者是機體，我們確認一個人或一件物與他人或它物不同，一般都是根據他（它）的容貌和外觀，而不是根據他（它）的機體或機理。從這個角度說，修飾詞相對於中心詞而言，更應被視為句子或片語中的重心。比如，紅蘋果。在被“紅”修飾之前，蘋果，只不過是此種果品的泛指，僅具有一般性。而“紅”，則使這只蘋果具有了可以認定其為“這一個”的特殊性。顯然。“紅”在這個片語中的地位舉足輕重。再如，經濟特區。如果沒有“經濟”二字，特區只不過是個地域區劃概念。被“經濟”修飾過之後，它便獲得了一種特殊的屬性和走向，成為鄧小平用經濟杠杆改革中國的支點。這一類的結構就是漢語語法的基本型態之一： 黃金律＝偏正律。 漢尼拔在坎尼之戰中，與曹劌的思路如出一轍。他也像曹劌一樣洞悉敵人攻擊力遞減的奧秘。因而他一反常態，把最弱的高盧軍和西班牙步兵，投放在本應佈署精銳的陣線中部，讓他們去正面經受羅馬軍隊的攻擊，待其支撐不住後，戰線上便逐漸出現了一個新月形凹陷。這彎不知是漢尼拔刻意營造還是意外形成的新月，變成了消解羅馬軍隊攻擊力的巨大緩衝器。當這一強勁力量因戰線的拉長逐次衰減，在接近迦太基人陣線的底部而呈強弩之末時，總體上處於劣勢但在騎兵上卻佔優勢的迦太基人，不失時機地讓其鐵騎兩翼齊飛，迅速完成了對羅馬軍隊的合圍，把坎尼變成了宰殺7萬生靈的屠場。[10] 這兩次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的戰役，都把避敵鋒芒、挫敵銳氣作為主導性策略，採取了明顯偏離正面決戰的作戰模式，恰到好處地把敵方攻擊力的衰竭點，作為己方反擊的最佳時機，在戰法上明顯地符合黃金律和偏正律。 在同一場大戰中，可與進攻法蘭西戰役這種明顯具有偏正式傾向的作戰行動相映照的，還可舉出日本襲擊珍珠港的例子。山本五十六對航母的使用一如古德里安對坦克。雖然在山本的意識裏，仍把戰列艦視為未來海上決戰的主體力量，但卻又敏感並且正確地將航空母艦及其艦載機選作了對美海軍作戰的主導兵器。更為令人擊節之處，是他在對美國人下手時，避開了對美國本土漫長的太平洋沿岸的正面攻擊，同時又充分考慮到了他的聯合艦隊的攻擊半徑，也就是他的拳頭所能打到的最佳位置，從而挑選了既對扼制整個太平洋舉足輕重，又讓美國人事先得到情報都不肯相信的夏威夷作為攻擊點，值得一提的是，這位海上決戰的信奉者在關乎未來戰局的第一場大戰中，選擇的不是他心向神往的海戰，而是對珍珠港的偷襲。結果，他劍走偏鋒，出奇制勝。[12] 分析到這一步，我們應該已經懂得，不管是黃金律還是偏正律，都不應從字面上去狹義的理解，而只能在本質上把握其精髓。瞬息萬變的戰場從來不會給任何一位軍事統帥或指揮官，留出足夠的時間或提供足夠的資訊，讓他一分分去丈量何處是黃金分割點，一寸寸去考慮如何把握偏正度的問題。甚至就連0.618和“偏”，這兩個二律中最核心的要素本身，也不是數學意義上的常數。而是勝利之神在千變萬化的戰爭、戰場、戰局中不斷出沒隱現的萬千化身。 有時表現在戰機的選擇上，如第四次中東戰爭，薩達特把埃軍越過蘇伊士運河的D日，選在正處於穆斯林齋月中的十月六日，而把發起進攻的時間，定在陽光由西向東直刺以色列人瞳孔的下午，一舉改寫了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14]； 有時表現在兵力的非均衡配置上，如一戰前德軍統帥部制定的入侵法國的“史裏芬計畫”，大膽地把其72個師中的53個集中在右翼作為主攻，而把剩下的19個師放在漫長戰線的左翼和中部。如此一來，這個從未真正實施過的沙盤作業，竟成了歷史上最著名的戰爭計畫； 值得我們重視和研究的還有另外一種跡象，即越來越多的國家，在事關政治、經濟和國防安全等重大問題上，把視線偏離出軍事領域之外，用其他手段補充、豐富甚至替代軍事手段，以達到僅憑武力無法達到的目的。這是從戰爭觀上對戰爭進行的最大的一次以偏修正。同時也預示著，未來戰爭將愈加頻繁地呈現出軍事手段與其他手段進行偏正式組合的趨勢。 主與全：偏正式組合的要義 在構成一個事物的諸多內部因素中，一定會有某個因素在全部因素中佔據突出或主導的地位。這個因素與其他因素的關係如果是和諧的、完美的，那麼，它就總會在什麼地方符合0.618:1的公式。當然也就會符合偏正律。因為在這裏，“全部因素”就是主體，就是正；“某個因素”則為主導，則為偏。當一個事物具有了特定的目的性之後，偏與正，就構成了主從關係。二牛相鬥，正是牛，偏就是它的犄角；雙刀相向，正是刀，偏就是它的鋒刃。孰主孰從，一目了然。而當目的發生變化時，新的主導因素就會出現並取代舊的主導因素，與現有的全部因素構成新的偏正關係。捕捉住了事物中主與全的關係，就等於抓住了黃金律和偏正律的要義。 從俄美對各自主導兵器的戰略性調整，可看出那種以殺傷力大小為條件，選擇主導兵器的做法已經過時。對主兵器的選擇來說，武器的殺傷力不過是兵器的諸多技術性能之一。比技術性能更重要的是對戰爭目的、作戰目標和安全環境的基本考慮。因此，主兵器應是對達成上述目標最為有效的兵器，而且必須是能與其他兵器有機組合，構成完整武器系統的主導性因素。在現代技術條件下，主兵器大都已不是單一武器，而是“系統集成”，同時它又是更大的系統中的一部分[18]。大量高新技術的湧現，戰爭目標的不斷調整，在為主兵器的選擇及與其他兵器的組合使用方面，提供了足夠的上下行空間的同時，也使主兵器與其他全部兵器的主從關係變得更加撲朔迷離[19]。 同樣的因素也在影響著戰爭手段的運用。在戰爭中，把軍事行動天經地義的當做主手段，而其他所有手段則被視為輔助手段的觀念正在過時。也許過不了多久，美國人就會發現，在對付像本•拉丹這樣的恐怖組織的戰爭中，軍事手段只是其全部可動用手段中的一種，更為有效的、能對拉丹造成毀滅性打擊的手段，很可能不是巡航導彈，而是由它或更多手段配合的在網路上展開的金融封殺戰。
戰爭是最難說清也最讓人琢磨不定的東西。它需要技術的支撐，但技術並不能代替士氣和謀略；它需要藝術的靈感，但又排斥浪漫和溫情；它需要數學的精確，但精確有時會使它陷於機械和僵硬；它需要哲學的抽象，但純粹的思辨無助於把握在鐵與火的縫隙中稍縱即逝的戰機。 不過，即或我們通過對戰史的研究，肯定偏正即勝律，但如何運用才算正確，仍是有待每個具體的操作者自己去相機把握的問題。因為，戰爭中的二律背反現象，一直在困惑著每個勝利的追逐者：違背規律者必敗無疑；墨守陳規者也絕難勝利。“六六三十六，數中有術，術中有數。陰陽燮理，機在其中，機不可設，設則不中”，《三十六計》可謂一語道破天機。這就是說，不管我們能找出多少戰例，證明其勝利的原因與0.618相合，但下一個嚴格按照黃金分割律去設計戰爭、戰役或戰鬥的人，幾乎必定會啃到失敗的澀果。無論是黃金律還是偏正律，重要的是把握精髓，運用原理，而不能生吞活剝、東施效顰。在歐洲歷史上著名的羅斯巴赫戰役與呂岑會戰中，進攻的一方都採用了亞歷山大式的“斜形攻擊隊形”，但結局卻截然不同。羅斯巴赫戰役中的法奧聯軍指揮官照抄戰史，在腓特烈大帝的眼皮底下調兵佈陣，企圖用斜形隊形攻擊普魯士軍隊的左翼。結果被及時調整了部署的普軍，打得一敗塗地。一年後，腓特烈在呂岑與三倍於己的奧地利軍隊再次相遇。這回，他卻妙手新裁，同樣用斜形攻擊隊形，一舉全殲奧軍。一樣戰法，兩樣結果，可謂意味深長[21]。它告訴我們，沒有永遠正確的戰法，只有永遠正確的規律。它同時還告訴我們，正確的規律並不能包勝不敗，勝利的秘訣在於對規律的正確運用。包括對偏正律，雖然強調的是以偏修正，但也不是一味走偏就能取勝。偏，主要是思路要偏，是本質上的偏，而不是形式上的偏。如在實戰運用中，並不等於每一次都要把攻擊點，生硬地選擇在0.618式的“偏”上，才算符合了勝律。也許，這一次勝律恰恰需要的就是正面突破。這一次，“正”就是“偏”。這就是戰爭的藝術性，是數學[22]、哲學或其他科學技術都無法替代的藝術性。正是在此意義上，我們敢於肯定，軍事技術革命替代不了軍事藝術的革命。 另外需要點明的是，我們所說的偏正，雖然某些方面不可避免地與中國古代兵家主張的“奇正”之法重合，但並不完全等同於“奇正”。因為，在古代兵家那裏，奇和正是交替使用的兩種手段，即孫子所謂“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23]偏正，則不是非此即彼的兩種手段，而是客觀規律的呈現。最重要的區別還在於，雖然戰爭史上，出奇制勝的戰例都因其美妙絕倫而令人神往，但卻並非所有的勝利都因出奇而取勝，以正取勝者也不乏其例。偏正則不同，只要我們把每一個勝利拆開來看，不管它是奇勝還是正勝，其中都一定可尋見勝律的蹤影：即不是“奇”偏正，就是“正”偏正。 無論我們把偏正－勝律表述得多麼清晰，對它的運用都只能在模糊中進行。有時，不清晰正是走向清晰的最佳路徑。因為只有模糊才適合於整體把握，這是東方式的思維，但它卻奇特地與西方智慧在0.618這一黃金點上相遇。於是，西方的邏輯、推演和精確，與東方的直覺、感悟和混沌，形成了東西方軍事智慧的結合部，並由此生成了我們所說的勝律。它閃爍著黃金般的光澤，帶著東方的神秘和西方的嚴密，一如太和殿的飛簷，架在了巴特農神廟的廊柱上，法相莊嚴，氣象萬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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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樵 於 2002/09/19 20:37 | |
| Re:超限戰 下卷 | |
第七章 萬法歸一：超限組合 今天的戰爭會影響到輸油管道內汽油的價格、超級市場裏食品的價格、證券交易所裏股票的價格。它們還會破壞生態平衡，通過電視螢幕闖入我們每個人的家庭。 知曉了勝律並不等於就能鎖定勝利，這就像知道了長跑的技巧，並不等於能當上馬拉松冠軍一樣。對勝律的發現，可以深化人們對戰爭規律的認知，提高軍事藝術實踐的水準。但到了戰場上，能夠贏得勝利的人，卻斷不會由於對勝律的破解而增多。關鍵是看誰真正在本質上掌握了勝律。 事物彼此區別的前提是界限的存在，在一個萬物相依的世界上，界限只有相對意義。所謂超限，是指超越所有被稱之為或是可以理解為界限的東西。不論它屬於物質的、精神的或是技術的；也不論它被叫做“限度”、“限定”、“限制”、“邊界”、“規則”、“定律”、“極限”甚至是“禁忌”。對戰爭而言，它可能是戰場和非戰場的界線、武器和非武器的界線、軍人和非軍人的界線、國家與非國家或是超國家的界線，也許還應包括技術、科學、理論、心理、倫理、傳統、習慣等等界線。總之，是把戰爭限定在特定範圍以內的一切界線。我們提出超限的概念，本意首先是指思想上的超越，其次才是指行動時，在需要並且可能超越的限度和界線上選擇最恰當的手段（包括極端手段），而不是指時時處處都非採用極端手段不可。對於技術綜合時代的軍人來說，現實存在中棱面的增多，可使用資源（指一切物化和非物化資源）的豐富，使他們不論是所面臨的限制，還是突破限制的手段，比起馬基雅維裏所處的環境來，都要多得多。因此，對他們在超限思維方面的要求，也就更為徹底。 超國家組合 現在，我們似乎又一次面臨悖論：理論上說，超限，就應該是百無禁忌，超越一切；但事實上，無限的超越是不可能也做不到的。任何超越都只能在一定的限度內進行。就是說，超限並不等於無限，而只是擴大了的“有限”，即超出某一領域、某個方向的固有界線，在更多的領域和方向上組合機會和手段，以實現既定的目標。 也許沒有多少人注意到，上述因素，正在導引我們步入一個大國政治讓位與超國家政治的轉型期。這一時期的主要特徵就是過渡：許多端倪正在顯現，許多過程正在開始。國家力量作為一類主體與超國家、跨國家、非國家力量作為另一類主體，在國際舞臺上誰主沉浮的問題尚無定論。一方面，大國們還在起主導作用，特別是像美國這樣的全面大國，和像日本、德國這樣的經濟大國，中國這樣的新興大國，俄國這樣的垂暮大國，都還在試圖對全局施加自己的影響；另一方面，有遠見的大國，已開始明確地借助超、跨、非國家力量，去加倍擴大自己的影響，實現僅靠自身力量不足以達成的目標。如用歐元統一起來的歐共體，就是最新也最典型的案例。這一生機勃勃的過程發展到今天，不過剛剛走出了蹣跚期，遠未到結束的時候。近期走向和遠期前景不明朗，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某些跡象已經在顯現一種趨勢，即：通過國與國的較量定奪勝負輸贏的時代正在徐徐關上大門，而用超國家手段在比國家更大的舞臺上解決問題、實現目標的時代，正在悄然拉開大幕[4]。 基於此，我們把“超國家組合”列為超限組合戰的基本要素之一。 正是這一原因，使現代國家面臨的威脅，更多的來自超國家力量，而不是一個兩個具體國家。對付這類威脅，除了使用超國家組合的手段，不會有其他更好的辦法。其實，古來無新事，超國家組合並非是一片新大陸。早在春秋戰國和伯羅奔尼薩斯戰爭時期，合縱連橫即結盟，就已經成為古代東西方策略家們運用超國家組合手段最為古老也最為經典的方法[6]，至今仍不失其魅力。直到海灣戰爭時，施瓦茨科普夫式的超國家組合，仍可以說是古典的“聯盟＋聯軍”的現代版。如果非要在古代和今天劃出一條代溝，找出它們之間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在古人那裏，只是國家與國家間的組合，而不是超國家、跨國家、非國家組織之間的垂直、平行和交叉組合[7]。這三種古人無從想像的力量的出現，已使今天的戰法，除了不變的原理外，從技術手段到實際運作都發生了革命性變化。“國家＋超國家＋跨國家＋非國家”的嶄新模式，將從根本上改變戰爭的面貌和結局，甚至改變戰爭自古以來天經地義的軍事性本質。這種不僅是以國家力量而是以組合超、跨、非三種力量去解決衝突或進行戰爭的方式，我們統稱為超國家組合。從已有的成功範例中可以預見，超國家組合將是今後時代，一個國家在更大範圍內，謀求實現國家安全目標和戰略利益的最有力武器[8]。 作為目前唯一世界級大國的美國，是最善於把超國家組合作為武器加以運用的國家。它從不放過任何參與到與美國利益有關的國際組織裏面去的機會，或者說它一向都把任何國際組織的行動看做與美國利益息息相關。不論是歐洲、美洲、亞洲以及其他地區性或全球性國際組織，美國都要力爭置身其列以便操縱。1996年《美國國防報告》中對此直言不諱：“為保護和實現美國利益，美國政府必須有能力影響其他國家的政策和行動。這就要求美國保持在國外的參與，尤其是那些使美國最重要的利益處於危險的地區”[9]。如在成立亞太經合組織問題上，創議人澳大利亞總理霍克的最初考慮，只包括亞洲國家和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但立刻遭到布希總統的強烈反對，遂擴大到美國和加拿大。與此同時，為遏制亞太經濟合作的勢頭，美國極力鼓動部分亞洲國家，單獨與北美自由貿易區簽訂協定，既打進又拉出，可謂是一套雙重組合的策略。 讓人感到諱莫如深的，是美國人在處理亞洲金融危機時的態度和方式。風暴伊始，美國就迅即否定了日本建立亞洲貨幣基金的提議，主張通過以其為大股東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實施有條件的救援計畫，意在迫使亞洲國家接受美國推行的經濟自由化政策。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向韓國提供570億美元貸款的同時，提出的條件就是要其全面開放市場，讓美國資本有機會以不合理的底價收購韓國企業。如此明火執仗地要求給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敞開或騰出市場空間，已經近乎於一種變相的經濟佔領[10]。如果我們把美國政府的這種做法與索羅斯之輩對亞洲國家的金融狙擊，與美國人的共同基金總額10年間從8100億美元增加到5萬億並仍以每月300億的速度遞增[11]，與穆迪公司、標準－普爾公司和摩根斯坦利公司在最關鍵或是最微妙的時刻降低日本、香港及馬來西亞信用等級，與格林斯潘對香港政府反擊“對沖基金”會否改變遊戲規則的擔心，與美聯儲對投機失敗的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TCM）的破例救助，與曾經在亞洲喧鬧一時的說“不”聲和“亞洲世紀”的提法日漸沉寂等所有現象，統統聯繫起來，就會發現這一切的銜接是如此巧妙，天衣無縫[12]。倘若有意識地將它們組合在一起，用以打擊覬覦已久的目標，豈不是一次成功的超國家組織＋跨國家組織＋非國家組織的組合行動？雖然沒有直接證據顯示，美國政府和美聯儲刻意設計並使用了這一威力巨大又不露聲色的武器，但從跡象上看，起碼可以說，某些行動事先得到了他們的鼓勵和默許。只是這裏我們想要討論的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美國人是否有意識地使用了它，而是作為一種超級武器，它是否可行？ 回答是肯定的。
領域，是從領土概念中引申出來用以區別人類活動範圍的概念。從這個意義上，戰爭領域，就是對戰爭所涵括範圍的標定。我們提出“超領域組合”與“超國家組合”一樣，都是個縮略語，確切地說，在它們的後邊還應綴上“戰爭行動”四個字，才可以完整地表達出我們營造並使用這類概念的意圖。之所以要指明這一點，是為了把“超……組合”這種被超限思維驅動的主張，限定在戰爭及其相關行動的範圍內。 戰爭領域的擴大，是人類活動範圍日趨擴大並相互融合的必然結果。對此現象，人們的認識始終處於相對滯後的狀態。雖然遠在曹劌近在柯林斯，這些遠見卓識者都不同程度地指明了戰爭各領域間相互制約的關係，但迄今為止，在大多數從事戰爭的人那裏，一切非軍事領域，都被看做是戰爭中必須服從於軍事需要的附屬品。視野的狹窄和思維的狹隘，使戰場的擴展和戰法的變化都被局限在了一個領域之內。從庫圖佐夫火燒莫斯科，不惜毀掉大半個國家，以堅壁清野的策略對付拿破崙；到二戰時德累斯登大轟炸和廣島、長崎核爆炸，不計平民傷亡地把軍事勝利絕對化，以及“大規模報復”、“確保相互摧毀”戰略的提出，都沒有突破過這一模式。
在兩國交戰、兩軍搏殺之際，是否需要使用特別手段，針對遠在後方的敵軍家屬展開心理戰[14]？在保衛國家金融安全時，是否可動用暗殺手段去對付金融投機家[15]？對毒品或走私品策源地，能否在不宣戰的限度內使用“外科手術式”打擊？為對他國的政府和議會施加影響，可否建立專門的院外集團運作基金[16]？是不是還可以用購買或控股方式，把別國的報紙、電視變成對其進行媒體戰的工具[17]？ 除開手段使用的正當性，即是否合乎公認的倫理規則這一點，上述問題的另一個共同之處是，它們全都涉及到了超國家、超領域地使用手段也就是我們要說的“超手段組合”問題。而要弄清楚什麼是超手段並且為什麼要超手段，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 只有完成了對既有觀念的超越，才能使我們擺脫禁忌，進入手段選擇的自由－超限之境。因為對我們來說，僅僅通過現成手段去實現目標是不夠的，還需要找出實現目標的最佳途徑，即如何正確有效地運用手段，換言之，就是如何有意識地把不同手段組合起來，創造新的手段去達到目的。比如，在經濟一體化時代，某個經濟大國如果想打擊它國經濟，同時也打擊其防務，完全可以不採用經濟封鎖、貿易制裁或軍事威懾、武器禁運之類的現成手段，而只需調整本國的金融政策，以貨幣升值或貶值為主，組合以輿論造勢、改變規則等手段，就足以使目標中的國家和地區出現金融動盪、經濟危機，削弱其綜合國力包括軍力。從東南亞金融危機導致該地區軍備競賽熱降溫的事例中，即可看出這種可能性完全存在，雖說此次危機並非哪一大國有意改變本國幣值所致。即使像中國這樣的准全球性大國，目前也已具備了只要改變自身的經濟政策，就可對世界經濟造成衝擊的能力。如果中國是個自私自利的國家，在1998年違背諾言，讓人民幣貶值的話，肯定就會使亞洲經濟雪上加霜，同時也將誘發世界資本市場的激變，其結果就連依靠外國資本流入支撐本國經濟景氣的世界第一債務國美國，也必然受到經濟重創，這樣的結局肯定會勝過一次軍事打擊。
當一場戰爭成為一段戰史，像鋼水般逐漸冷卻的戰爭過程，就會一點點凸現出來。從最初的、小規模的、局部的戰鬥，到由這些戰鬥前後左右拼接而成的戰役，再由數個甚至更多的戰役構成的戰爭，最後還可能由一場戰爭蔓延成一次洲際或世界性的大戰……戰爭，就這樣沿著一級級看不見的臺階走了過來，也許還將這樣一級級臺階的走下去。每一級臺階上，都佈滿了呻吟的傷兵和陣亡者的屍體，佈滿了勝利者高揚的炮口和失敗者丟棄的槍支，也佈滿了許多愚蠢的或睿智的計策、謀略和方案。如果我們從戰史的最後一頁，一章章地往前翻，就會發現，一切過程都是累積，一切結局都由累積而成。勝利是累積，失敗也是累積。對交戰雙方而言，通向結局的道路是同一條，唯一的區別，是看你拾級而上，還是拾級而下。飛躍和突變，都發生在你踏上最後一級臺階的那一刻。 大戰－戰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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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樵 於 2002/09/19 20:40 | |
| Re:超限戰 下卷 | |
第八章 必要的原則 原則是行為準則，但不是絕對準則。 ——喬治•肯南 戰爭史上最早用原則去固定作戰方式的人，當推孫子。他提出的“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攻其無備，出其不意”，“避實而擊虛”等等原則，至今仍是當代兵家行動的信條。而在西方，二幹四百年後，拿破崙才向後來其名被冠於一所世界著名軍校門楣上的聖西爾，透露了一個心跡，“寫一本書，準確地描述一下戰爭的原則，提供給所有的士兵”。可惜的是，打勝仗時，他沒有時間；打敗仗後，他又沒有了心情。對於一生創造過近百次勝利的統帥，這應該算是個不大不小的缺憾。但生為偉人，只要勝績卓然，自會有後人去發微鉤沉，總結你的取勝之道。一百年後，一位名叫J•F•C•富勒的英國將軍，從那位生前死後都令英國人畏懼的宿敵指揮過的戰爭中，歸納出了指導現代戰爭的五條原則[1]。自此，整個西方的現代戰爭原則觀得以誕生。儘管後來不少國家的軍事條令和一些軍事理論家們相繼提出過這樣那樣的戰爭原則，但都與富勒的首創大同小異[2]。這是因為從拿破崙戰爭開始到海灣戰爭之前，除了殺傷力和毀損力不斷提高外，戰爭形態本身並無實質性改變的緣故。 現在情況有了變化。這一切發生在海灣戰爭中和戰爭後。精確制導武器、非殺傷性武器和非軍事性武器的投入和使用，使戰爭不再拼命沿著提高殺傷力和毀損力的軌道上狂跑，而是開始了它有史以來的第一次變向。這就為另外一些讓職業軍人們感到陌生的原則，鋪就了通往下個世紀戰爭的新軌。 全向度 共 時 性 有限目標 無限手段 “全向度”，是“超限戰”思想的出發點，亦是其思想的覆蓋面。作為一種戰法的總綱式原則，它對實施者的基本要求是，通盤考慮所有與“這一場”戰爭有關的因素，在觀察戰場和潛在戰場、設計方案和使用手段、組合一切可動用戰爭資源時，視野上沒有盲區，觀念上沒有障礙，方位上沒有死角。 作為實戰性很強的原則，“全向度”適用於超限組合戰的各個層面。在戰策級，是指國家整體戰力直至超國家戰力在洲際或全球對抗中的組合運用；在戰略級，是指與軍事目的相關的國家資源在戰爭中的組合運用；在戰藝級，是指軍隊或軍隊規模的主體，為達成戰役目標，在特定戰場上對各種手段的組合運用；在戰術級，是指一支部隊或部隊規模的主體，為遂行一定任務，在戰鬥中對不同武器裝備和作戰方式的組合使用。同時不要忘記，上述所有組合還應包括它們各級別間的交叉組合。
共時性——在同一時間段上的不同空間內展開行動 現代戰爭所擁有的技術手段，特別是資訊技術的普及，遠戰技術的出現和戰場轉換能力的增強，把綿延分散、性質各異的戰場連為一體，也把各種軍事和非軍事力量平行地導入戰爭，使戰爭進程大為縮短。許多過去需要通過戰役、戰鬥累積，分階段完成的目標，現在則可能在提出同時到達、同時進行、同時完成的要求後，迅速得以實現。因此，在作戰中對“共時性”的強調，正在超過“階段性”[4]。 在周密計畫的前提下，讓分佈在不同空間、不同領域的戰爭要素，在統一約定的時間段上，圍繞戰爭目標，展開錯落有致、配合默契的組合式打擊，以達成突然性、隱蔽性和有效性。一次全縱深的共時行動，可能只是一場短促的超限戰，但已足夠決定一場戰爭的命運。這裏所說的“共時”，不是分秒不差的“同時”，而是指“同一時間段”。從這個意義上說，超限戰是名副其實的“時間約定戰”。
有限目標——在手段可及的範圍之內確立的行動指標 目標的有限是相對於手段而言。因此，確立有限目標的原則是，目標永遠小於手段。 麥克亞瑟在朝鮮戰爭中所犯的錯誤，就是把有限目標擴大化的最典型例證。其後，美國人在越南、蘇聯人在阿富汗所犯的同樣錯誤也證明，無論是誰，也無論是何種行動，只要目標大於手段，就一定必敗無疑。
無限手段——趨向無限制運用手段，但以滿足有限目標為限 無限手段是針對有限目標而言[7]。無限是一種不斷擴大手段選擇範圍和使用方式的趨向，而不是無節制的使用手段，更不是絕對化的使用手段或使用絕對手段。無限手段以滿足達成有限目標為終極界限。 手段不能脫離目標。手段的無限是指為實現某個特定的目標，可以打破限制地選擇各種手段，並不是說手段可以擺脫目標的限制而為所欲為。作為可以毀滅人類的原子武器，曾被視為絕對手段，正是因為它違背了手段必須服務於目標的原則，而終於被人束之高閣。無限手段的運用只能像孔子所說，“隨心所欲而不逾矩”，這個“矩”就是目標。超限思想“隨心所欲”地擴大了手段的選擇範圍和運用方式，但並不意味著“隨心所‘欲”地擴大目標，而只是以超限制、超界限的運用手段去實現有限目標。反過來說，聰明的統帥也不會因為目標有限而使其手段變得有限，因為這極有可能在關鍵時刻導致功敗垂成。這就是說，必須通過“無限”去追求“有限”。
非均衡——沿均衡對稱相反的方向尋找行動節點 “非均衡”作為一條原則，是偏正律在超限戰理論中的主要支點，其要義是沿均衡對稱的反思路，去展開作戰行動。從力量的分配和使用，主戰方向及打擊重心的選擇直至武器的配置，都必須雙向考慮非均衡因素的影響和把非均衡作為手段去實現目標的問題。 除了在使用中顯示出的實效性，非均衡本身就是被黃金律所暗示的事物運動規律。這是所有規律中唯一一條鼓勵人們按打破規律的方式去運用規律的規律，也是醫治四平八穩思維痼疾的良方。
最小耗費——在足夠實現目標的下限上使用戰爭資源 “最小耗費原則”的原則是，一，合理比節約更重要[10]；二，作戰樣式決定戰爭耗費的大小[11]；三，以“多”（多手段）求“少”（低消耗）。 合理包括合理制定目標與合理使用資源兩個方面。合理制定目標，除了在手段的圓徑內確立目標之外，還需要壓縮目標的載荷，使其盡可能單純簡潔；合理使用資源，顯然是指用最恰當方式去實現目標，而不是片面的要求節約。只有在滿足實現目標所需的前提下，節約——最低限度的使用資源才有意義。
多維協作——為一個目標所覆蓋的軍事與非軍事領域中，所有可動用力量間的協同配合 “多維”在這裏是多種領域、多種力量的別稱，與數學和物理學中的維度無關。“多維協作”是指為完成一個目標所展開的不同領域、不同力量間的協調與合作。這一定義從字面上看並無新意，在許多過時的或最新版本的作戰條令中，都可找到類似的表述。它與所有這類表述唯一的也是最大的不同之處，是把非軍事、非戰爭因素直接而不是間接地導入了戰爭領域。換言之，在任何領域都可能成為戰場，任何力量都可能用於戰爭的情況下，它更傾向於把多維協作理解為在一個具體目標的統轄下，軍事之維與其他各維間的協作，而不是凡戰爭都必須以軍事行動為主。在戰爭面前各維平等，這將成為求解未來戰爭課題的一道公式[12]。 多維協作的概念只有在被具體的目標所覆蓋時才能成立。沒有目標，就談不上多維協作。而目標的大小，又決定各維協作的廣度和深度，如目標的設定是贏得一次戰策級的戰爭，需要協作的領域和力量就可能涉及到整個國家甚至超國家。由此推及任何一次軍事或非軍事行動，無論所涉領域、力量的深淺與眾寡，各維間的協作都必不可少，但這並不意味著每一次行動中動用的手段越多越好，而是以必要為限。各維的超量使用或用量不足，只會使行動在浮腫和乾癟之間搖擺，最終危及目標本身。在這裏“過猶不及”的東方智慧，有助於我們理解和實踐這一原則。
全程調控——在戰爭的開始、進行和結束的全過程，不間斷地獲取資訊、調整行動和控制局勢 戰爭是一個充滿隨機性和創造性的動態過程，任何企圖把一場戰爭固定在一套預設方案中的念頭，都近乎荒唐或天真。因此，有必要在戰爭的“現在進行時”，對其進行全過程的反饋和修正，以使主動權始終掌握在自己手裏。這就是“全程調控”。 超限組合戰，正是這樣一種以陌生的然而也是全新的戰法進行的戰爭。
資訊化和全球化……產生了數千家環球商業企業及成千上萬個國際組織和政府間組織。 人類在進步，不再認為戰爭是潛在的上訴法庭。 當“四海一家”這個人類的千年理想被IBM用作廣告詞時，“全球化”已經不再是未來學家的預言了。一個被貼滿資訊標籤的技術大綜合趨勢所推動、被文明衝突與融合兩股冷暖洋流所激蕩、被此起彼伏的局部戰爭、多米諾骨牌式的金融危機和南極上空的臭氧層空洞所困擾、並讓所有人包括預言家和占卜師都感到陌生和意外的時代，正在20世紀的黃昏和21世紀的黎明之間徐徐展開。 與早期民族國家生成時，大都經過鐵與血的戰爭為其助產一樣，在民族國家向全球化的轉型中，也無法避開巨大利益板塊的碰撞。所不同的是，今天能夠解開“戈第安之結”[3]的手段，不光是劍，因此它不必再像我們的祖上們那樣，總是把武力解決作為最後仲裁的上訴法庭。政治、經濟、外交，任何一種手段，都已經有足夠的力量成為軍事手段的代用品。但人類卻毫無理由對此感到欣慰，因為我們所做的，不過是盡可能地用不流血的戰爭去替代流血的戰爭而已[4]。其結果是，在縮小了狹義戰場空間的同時，又把整個世界變成了一個廣義的戰場。在這個戰場上，人們一如既往地爭奪、劫掠和廝殺，武器更加先進，手段更加高超，只是少了一點血腥，但卻同樣殘酷。現實如此，人類的和平之夢便依舊飄渺而遙遠。即使樂觀地說，在可以想見的歲月裏，戰爭也不會匆忙絕跡，不管是流血的還是不流血。既然該發生的事情終究要發生，我們現在要做的和能夠做的事情，就是如何取勝。 面對將要在無邊的戰場上展開的廣義戰爭，僅憑軍隊和武器，已經無法實現大戰略意義上的國家安全，也無法維護這一級別上的國家利益。顯然，戰爭正在超出軍人、軍隊、軍事的範疇，越來越成為政治家、科學家甚至銀行家們的事。如何進行戰爭，自然也就不再是只由軍人們去考慮的問題。早在世紀之初，克萊孟梭就說過，“戰爭太重要了，以至於不能交給將軍們去幹”。近百年的歷史卻告誡說，把戰爭交給政治家們去幹，同樣不是解決這一重要課題的理想辦法[5]。人們轉而求助於技術文明，希求能從技術的發展中，找到控制戰爭的閥門。但令人失望，整整一個世紀都快過去了，技術得到了長足的進步，戰爭卻依舊是在籠頭和鞍韉之外撒歡兒的野馬。人們又乞靈於軍事革命，指望高技術兵器和非殺傷性武器，能減少平民乃至軍人的傷亡，以降低戰爭的殘酷性。然而，軍事革命發生了，它和其他革命一起，改變了20世紀的最後一個十年。世界已經不是原來的世界，戰爭卻依舊是原來那般殘酷。唯一不同的是，這種殘酷以區別於兩軍廝殺的方式得到了擴大。想想洛克比空難，想想內羅畢和達累斯薩拉姆的兩次爆炸，再想想東南亞金融危機，應該不難理解，這另一種殘酷意味著什麼。 這就是全球化。這就是全球化時代的戰爭。儘管只是一個側面，但卻是令人觸目驚心的側面。當這樣的側面朝向立身世紀之交的軍人們時，或許，每個軍人都該對自己發問：我們還能做什麼？如果莫里斯、本•拉丹、索羅斯之流，都可以稱之為明日戰爭的軍人，那麼，還有誰不是軍人？如果鮑威爾、施瓦茨科普夫、達揚、沙龍之輩，都可以算做是穿軍裝的政治家，那麼，還有誰不是政治家？這就是全球化和全球化時代的戰爭，留給軍人的困惑。 本書自創詞表
技術蒙昧 第一章 武器代差 第二章 常理空間 第三章 “露水”聯盟 第四章 軍種藩籬 下卷前言 國家安全指數 第五章 戰爭博弈 第六章 勝律 第七章 超限 第八章 共時性 結語 利益邊界
寫作本書的動機緣起于一次世人矚目的軍事演習。三年前，因參加演習，我和湘穗在福建一個名叫招安的小城中相遇。其時東南沿海風聲日緊，海峽兩岸劍拔弩張，連美國人的兩支航母特混編隊也遠道趕來湊熱鬧，一時間山雨欲來，軍情匆迫，使人頓生“眼中形勢胸中策”之慨，於是我們決定寫一本書，一本能把我們各自數十年間特別是近十年來對軍事問題的關注和思考濃縮在一起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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