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限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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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樵 於 2002/09/19 20:17 | |
| 超限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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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樵 於 2002/09/19 20:25 | |
| Re:超限戰 | |
超限戰 作者：喬良、王湘穗
序論 序 ******************************************************************************* 關於本書及其作者 海灣戰爭之后美國人的戰爭方式和軍事理論幾乎成了各國軍隊競相仿效的對象，而本書作者則用他們潛心多年的研究成果，對此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質疑。
喬良，1955年出生在山西忻縣一個軍人家庭，祖籍河南。 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現任空軍政治部創作室副主任，空軍大校，一級作家。 主要作品有《末日之門》、《靈旗》、《大冰河》等。 多次獲全國、全軍大獎。除文學創作外，長期潛心於軍事理論研究，與人合著、合編有《軍官素質論》、《世界軍事列強博覽》、《全球軍力排行榜》等。
王湘穗，1954年生於廣州一個軍人家庭。1970年底參軍。 先后擔任過指導員、大隊政委、副處長、團政委、師副政委等職。現在廣州軍區空軍政治部工作，空軍大校。 曾與人合著、合編有《軍官素質論》、《世界軍事列強博覽》、《世界曆次大戰錄》等。 序論 每個經曆過20世紀最后十年的人，都會深刻地感受到這個世界的變化。相信沒有人敢說，曆史上還有哪個十年，發生的變化比這十年更大。促成滄桑巨變的原因當然數不勝數，但只有為數不多的原因被人們反復提及。其中之一就是：海灣戰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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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樵 於 2002/09/19 20:25 | |
| Re:超限戰 | |
第一章 總是先行到來的武器革命 一旦技術上的進步可以用於軍事目的，並且已經用於軍事目的，它們便立刻幾乎強制地、而且往往違反指揮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戰方式上的改變甚至變革。 武器革命總是比軍事革命先行一步，當革命性的武器到來之後，軍事革命的到來就是遲早的事了。戰爭史在不斷提供這樣的證明：青銅或鐵制的矛造就了步兵方陣、弓箭和馬蹬為騎兵提供了新的戰術[1]、在使用黑火藥的槍炮中萌生出了整套近代戰爭的模式……從圓錐子彈和來福槍[2]作為技術時代的尖兵登上戰場的時候起，武器乾脆就在戰爭的胸首碼上自己的名字。先是鋼甲巨艦充當海上霸主，開啟了“戰列艦時代”，再到它的兄弟“坦克”名冠陸戰，然後是飛機稱雄天空，直到原子彈橫空出世，昭示“核時代”的來臨。今天，大量的高新技術武器不斷湧現，使武器儼然成了戰爭的首席代表。當人們談到未來戰爭時，已經很習慣地用某種武器、或是某項技術去稱呼它，叫它“電子戰”、“精確武器戰”、“資訊戰”。在思維軌道的慣性滑跑中，人們還不曾察覺，某種不顯眼但很重要的變化正在悄悄來臨。
武器革命是軍事革命的前奏。與以往有所不同的是，即將到來的軍事革命，將不再被一兩件單一武器所推動。大量的技術發明，在不斷刺激人們對新武器心向神往的同時，也迅速消解了每一種武器的神奇。以往只需要數件武器或裝備的發明，像馬鐙、馬克沁機槍[3]，就足以引起戰爭樣式的改變，現在則需要上百種武器構成若干個武器系統，才能從整體上影響戰爭。然而武器發明得越多，單一武器在戰爭中的作用就越小，這是隱含在武器與戰爭關係裏的悖論。就此意義上說，除了全面使用核武器這一越來越不大可能出現的情況可以稱之為核戰爭外，其他任何一種哪怕是極富革命性的武器，都已不再擁有對未來戰爭的冠名權。 或許正是因為人們認識到這一點，才有了“高技術戰爭”和“資訊戰”[4]的提法，意在以寬泛的技術概念替代具體的武器概念，用模糊學的方法解決這道難題。可這似乎仍然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 細究起來，最先出現在美國建築業中的“高技術”[5]一詞，實在是有點語焉不詳。什麼是高技術？它針對什麼而言？從邏輯上說，高和低只是相對概念。而用一個可變性很大的概念，刻舟求劍式的為幹變萬化中的戰爭命名，本身就很成問題。當一代所謂的高技術隨著時間的推移變成低技術時，我們是否還準備把接下來出現的新鮮玩藝兒再次命名為高技術？而這是否會給我們在技術大爆炸的今天，稱呼和使用每一項新出現的技術帶來混亂和麻煩？何況是否高技術，究竟應以什麼為標準？就技術本身來說，每一項技術都是具體的，因而也就有它的時限性。昨天的“高”，很可能是今天的“低”，而今天的“新”，又會成為明天的“舊”。相對於M－60坦克、“眼鏡蛇”直升機和B－52這些60－70年代的主戰兵器，“艾布拉姆斯”坦克、“阿帕奇”武裝直升機、F－117以及“愛國者”導彈和“戰斧”巡航導彈是高技術；而在B－2、F－22、“科曼奇”直升機和“傑斯塔”聯合監視目標攻擊系統面前，它們眼看著又要成為明日黃花。如此說來，始終都是一個變數的高技術武器概念，豈不成了“新娘子”的頭銜，隨著“年年花開人不同”，只剩下空殼一樣的名分，不斷地戴在那些正在成為“新娘子”的女人頭上。那麼，在接連不斷的一環環戰爭鏈條中，每一種武器都在隨時隨地地由高變低、由新變舊，時間之矢不肯在任何一點上停留，也就沒有一種武器可以久居高技術的王座，既然如此，所謂的高技術戰爭，究竟是指哪一種高技術？ 泛泛而言的高技術不能成為未來戰爭的同義語，作為當代高技術之一的、幾乎在所有現代武器的構成中都佔有重要地位的資訊技術，就更不足以用來命名一場戰爭。即使在一場未來戰爭中所有武器都嵌上資訊元件而被充分的資訊化，我們仍不能把這種戰爭稱作資訊戰爭，充其量也只能稱之為資訊化戰爭[6]。因為不論資訊技術如何重要，它都不能完全替代每一種技術本身的功能和作用。比如，已經充分資訊技術化了的F－22戰鬥機仍是戰鬥機，“戰斧”導彈仍是導彈，而不能籠統地把它們稱作資訊武器，用這些武器進行的戰爭也不能稱作資訊戰[7]。廣義的資訊化戰爭和狹義的資訊戰完全是兩回事。前者是指被資訊技術所強化並伴隨的各種形態的戰爭；後者則主要是指以資訊技術為手段獲得或壓制資訊的作戰。此外，資訊崇拜製造的當代神話，使人們誤以為它是唯一的朝陽技術，其他的一切都已經日薄西山。這種神話可以給比爾•蓋茨的口袋裏帶來更多的錢，卻不能改變這樣一個事實，資訊技術的發展也同樣依賴於其他技術的發展，相關材料技術的開發直接制約著資訊技術的突破，如生物技術的進展就決定著資訊技術未來的命運[8]。說到生物資訊技術，我們不妨回到前面的話題，再做一個小小的假設：如果有人用資訊制導的生化武器打擊了生物電腦，它應該算是生物戰呢還是資訊戰？恐怕沒有人能用一句話答得上來，但這卻是完全可能發生的事情。其實，人們根本不必為資訊技術能否在今日坐大煞費苦心，因為它本身就是技術綜合的產物，它的第一次出現及每一次進步，都是一個與其他技術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融合過程，而這正是技術綜合－全球化時代最本質的特徵。這一特徵當然也會像鋼印數碼一樣在每一件現代武器上留下它的典型印記。我們並不否認在未來戰場上，某些先進武器仍會起主導作用，但對於決定戰爭的勝敗，已很難有誰還能佔據獨一無二的地位。它可能是主導的，卻不是唯一的，更不會是長久不變的。也就是說，沒有誰還能把自己的名字大言不慚地冠於某一場現代戰爭的前面。
“有什麼武器打什麼仗”與“打什麼仗造什麼武器”，這兩句話道出了傳統戰爭與未來戰爭的明顯分野，也點明了在兩類戰爭中武器與戰法的關係。前者反映了處於自然狀態下進行戰爭的人類對武器與戰法關係的不自覺或被動適應，後者則預示了進入自由狀態時人們對同一命題的自覺或主動選擇。自有戰爭史以來，人們一直遵循的一條不成文的通則就是“有什麼武器打什麼仗”。往往在先有了一種武器之後，才開始形成與之匹配的戰法。武器在前，戰法隨後，武器的演變對戰法的演變具有決定性的制約作用。這裏固然有時代和技術的局限因素，但也不能說與每一代武器製造專家們都只考慮武器自身性能是否先進而不論其他的線性思維無關。或許這就是武器的革命總是先於軍事革命的一個原因。 如果能找到良好的契合點，也就是找到最恰當適宜的戰法，新舊不同代次的武器搭配使用，不僅能消解武器單一性的脆弱，還可能成為武器效能的“倍增器”。曾多次被人預言早該壽終正寢的B－52轟炸機在與巡航導彈及其它精確制導武器的結合後又重放異彩，至今仍未歇下它的翅膀；A－10飛機利用外掛的紅外導彈，使自己具備了原本沒有的夜間攻擊能力，而其與阿帕奇直升機的配合相得益彰，更使這種70年代中期出現的武器平臺雄風大振。可見，“有什麼武器打什麼仗”並不是消極無為。如今日益開放的武器市場，多元的武器供應渠道，為武器的選擇提供了極大的餘地，多代次武器的大量並存，為武器間的跨代次組合提供了比以往任何時代更廣闊也更可為的基礎，只要破除把武器代次、用途、聯結方式固定化的思維慣性，就可能化腐朽為神奇；如果以為打現代戰爭就一定要靠先進武器，一味迷信這類武器的神奇作用，反倒會化神奇為腐朽。我們正處於以火藥為標誌的武器系統向以資訊為標誌的武器系統躍進的武器革命階段，這期間會有一個相對漫長的武器更迭期。眼下我們無法預言這一時期有多長，但可以肯定的是，只要這一更迭沒有結束，有什麼武器打什麼仗就是任何國家包括美國這樣擁有先進武器最多的國家處理武器與作戰間關係的最基本的辦法。需要指出的是，最基本的不一定就是最有前途的。在消極的前提下積極進取只是特定時期的特定做法，而並非永恆的法則。科技進步在人類手中早已從被動發現變成主動發明，美國人提出“打什麼仗造什麼武器”的設想，引發了武器與戰法關係自有戰爭以來的最大的一次變革。先確定作戰方式然後再來研製武器，在這方面，美國人吃到的第一隻螃蟹就是“空地一體作戰”，時下沸沸揚揚正當紅的“數位化戰場”和“數位化部隊”[10]則是它的最新嘗試。這種做法標誌著武器總是領先於軍事革命的地位已經動搖，戰法先行而武器隨進或是兩者相互砥碩、推挽前行構成了它們之間的新關係。同時武器自身也產生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演變，它的發展不再只是看單件武器性能的改進，而更要看武器是否具備與其他武器之間聯結和匹配的良好性能。像當年高蹈獨行的F－111因其太先進無法與其他武器匹配而只能束之高閣的教訓已被汲取，那種企圖依靠一兩件高新技術武器充當“殺手鋼”就能制敵於死命的思想顯然已經過時。“打什麼仗造什麼武器”這種帶有鮮明時代特點和實驗室特徵的做法，既可以被視為一種主動選擇，也可以被當成以不變應萬變之策，它在醞釀戰爭史的重大突破的同時也隱含著現代戰爭的潛在危機：為一種尚在探討研究中的戰法度身定做一套武器系統，就如同為不知誰來赴約的盛宴準備菜肴，差之毫釐就可能謬之千里，從美軍在索馬里遇上艾迪德軍隊後一籌莫展的表現看，最現代化的軍隊也不具備調節眾口的能力，應付不了不按常規行事的敵手。在未來戰場上，數位化部隊很可能會像擅長烹飪奶油澆龍蝦的大廚師一樣，面對堅持啃玉米棒的遊擊隊員徒呼奈何。武器和軍隊的“代差”[11]也許是需要格外重視的問題，代差越近，代位高的一方戰果越顯著，而代差拉得越開，彼此間相互對付的辦法就越少，甚至可能誰也吃不掉誰，從已有的戰例來看，高技術軍隊難以應付非正規戰爭和低技術戰爭，這其中或許有某種規律存在，起碼是一種值得研究的有趣現象[12]。
與新概念武器相對，迄今為止我們所知道的一切武器幾乎都可統稱為舊概念武器。所以稱其為舊，是這類武器的基本性能就是機動力加殺傷力。即或像精確制導炸彈等高新技術武器，也不外乎添加進了智力和結構力這兩種因素而已。從實用角度來說，不論如何改頭換面也無法改變其傳統武器的性質，即它始終被職業化戰士所掌握並在一定戰場上所使用。所有這些沿傳統思路製造出來的武器和武器平臺，在適應現代戰爭和未來戰爭的努力中，無一例外都已走進了死胡同。那些想用高技術的魔法使傳統武器點鐵成金、脫胎換骨的願望。最終落入無休止消耗有限經費和軍備競賽的高技術陷阱。這就是傳統武器發展過程中必然面對的悖論： 於是，新概念武器應運而生。只不過讓人感到有點不平的是，在這方面領先於潮流的又是美國人。早在越戰時期，投放在“胡志明小道”上空造成傾盆暴雨的碘化銀粉末和撤播在亞熱帶叢林中的脫葉劑，即已使“美國鬼子”在新概念武器和手段殘忍兩方面都獨領風騷。此後30年，他們更在財力和技術的雙重優勢下，令人無力在此領域望其項背。 武器新概念則不同。它和人們所說的新概念武器完全是兩回事。如果說，新概念武器是超出傳統武器範疇的、可以在技術層面上掌握和操作的、能夠對敵方造成物質或精神殺傷的武器的話，那麼，這種武器在武器新概念面前，仍舊是狹義的武器。因為武器新概念就是廣義武器觀，它把所有超出了軍事領域，但仍能運用於戰爭行動的手段都看做是武器。在它眼裏，一切能造福於人類的，皆可加害於人類。也就是說，今天世上的一切沒有什麼不能成為武器，這就要求我們對武器的認識要有打破一切界限的自覺。當技術的發展正在努力增加武器的品種之際，思想的突破則一舉拓開了武器王國的疆域。在我們看來，一次人為的股災、一次電腦病毒的侵入、一次使敵國匯率的異動，或是一次在互聯網上抖落敵國首腦的緋聞、醜聞統統都可被納入新概念武器之列。武器新概念為新概念武器提供指向，新概念武器則使武器新概念固定成型。對於大量出現的新概念武器，技術已經不是主要因素，關於武器的新概念才是真正的深層原因。
原子彈出現以前，戰爭一直處在殺傷力的“短缺時代”。改進武器的努力主要是為了增加殺傷力，由冷兵器和單發火器構成的“輕殺武器”，再到由各種自動火器構成的“重殺武器”，武器的發展史幾乎就是不斷增加武器殺傷力的過程。漫長的短缺，造成了軍人們對擁有更大殺傷力武器的難以滿足的渴求。隨著美國新墨西哥州荒原上騰起的一朵紅雲，軍人們終於如願以償地獲得了一種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它不僅能將敵人全部殺死，而且還夠再殺死他們一百次一千次。它使人類擁有了超過需要的殺傷力，戰爭的殺傷力第一次有了富餘。 任何重大的技術發明，都會有深刻的人文背景。1948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及其後與此有關的50多個公約，為世界規定了一套人權國際準則，其中認定使用大規模殺傷武器特別是核武器嚴重侵犯了“生命權”，是“對人類的犯罪”。在人權等新政治概念的影響下，再加上國際經濟一體化趨勢，各種社會政治力量的利益要求和政治主張犬牙交錯，對生態環境特別是人的生命價值的“終極關懷”概念的提出，導致對殺傷和破壞的顧忌，形成了新的戰爭價值觀和新的戰爭倫理。武器的“慈化”[18]正是對人類文化背景的這種大變遷在武器生產和發展方面的反應。同時，技術的進步也具備了直接打擊敵方中樞而不殃及其他的手段，為奪取勝利提供了許多新的選擇，這一切使人們相信最好的取勝辦法是控制而不是殺傷。戰爭觀念、武器觀念都發生了變化，那種通過無節制殺戮迫使敵人無條件投降的想法，已成為舊時代的陳跡。戰爭已經告別了凡爾登戰役式的絞肉機時代。 精殺（精確）武器和非殺（非致命）武器的出現，是武器發展的轉捩點，它標誌武器第一次不是向“強化”方向發展，而是呈現出“慈化”傾向。精殺武器可以精確地打擊目標，減少附帶殺傷，像能切除腫瘤卻幾乎不必流血的伽馬刀，它導致了“外科手術式”打擊等新戰法的出現，使不起眼的戰鬥行動亦能收到十分顯著的戰略效果。如俄國人僅用一枚導彈追蹤移動電話信號，就使令人頭痛的杜達耶夫永遠閉上了強硬的嘴巴，順帶著也就緩解了小小車臣惹出的巨大麻煩。非殺武器能夠有效地使人員和裝備失去戰鬥力，但不會致人死命[19]。這些武器所體現的趨向標誌著人類正在克服自己的極端思維，開始學習控制已經擁有卻日顯多餘的殺傷力。在海灣戰爭長達一個多月的大轟炸中，伊拉克平民的死亡人數僅以千數計[20]，遠遠低於二戰期間的德累斯敦大轟炸。慈化武器是人類在武器領域進行多種選擇中最新的一種自覺的選擇，它在給武器注入了新技術的因素之後，又加入了人性成份，從而破天荒地使戰爭塗上了溫情色彩。但慈化的武器仍然是武器，並不會因慈化的需要便降低武器的戰場效能。剝奪一輛坦克的作戰能力，可以用炮彈、導彈去摧毀它，也可以用雷射光束去毀壞它的光學設備或是使乘員致盲。在戰場上，一個傷員比一名陣亡者需要更多的照料，無人武器平臺可以省去越來越昂貴的防護設施，發展慈化武器的人肯定已經對此經過了冷冰冰的費效比計算。殺傷人員可以剝奪敵人的戰鬥力，讓敵人恐慌且喪失戰鬥意志，可謂非常上算的取勝之道。今天我們已經擁有足夠的技術，可以創造許多更有效的造成恐懼的辦法。像在天幕上用雷射光束投射一個受難聖徒的影像，就足以震懾那些虔信宗教的士兵。製造這樣的武器在技術上已沒有什麼障礙，只是需要往技術成份中添加更多一些想像力。 慈化武器是武器新概念的派生物，而資訊武器則是慈化武器的突出代表。不論是進行硬摧毀的電磁能武器，還是實行軟打擊的電腦邏輯炸彈、網路病毒、媒體武器，都是著眼於癱瘓和破壞而不是人員殺傷。慈化武器這種只可能誕生在技術綜合時代的武器，極可能正是最有前途的武器發展趨勢，同時也就會帶來我們今天還無法想像和預知的戰爭狀態或是軍事革命，它是人類戰爭史迄今為止最具深刻內涵的改變，是新舊戰爭狀態的分水嶺。因為它的出現，已足以把冷熱兵器時代的戰爭統統劃進“舊”的時代。儘管如此，我們仍不能沉湎於技術浪漫主義的幻想，以為戰爭從此就會成為電子遊戲般的對抗，即便在電腦房內完成的虛擬戰爭也同樣需要以國家的整體實力為前提，一個泥足巨人拿出十套虛擬戰爭的方案，也不足以威懾任何在實力上強於它的敵人。戰爭乃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容不得絲毫的天真。哪怕有一天所有的武器都被充分慈化了，一場或許可以避免流血的慈化戰爭卻依舊是戰爭，它可以改變戰爭的殘酷過程，卻無法改變戰爭強制性的本質，因而也就無法改變殘酷的結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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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樵 於 2002/09/19 20:26 | |
| Re:超限戰 | |
第二章 戰神的面孔模糊了 在整個歷史過程中，戰爭總是在改變的。 從先民們把對動物的狩獵變成對同類的殺戮之後，戰爭這頭巨獸便始終被披甲執銳、為不同目的所驅使的軍人們鎖定于血腥的戰場。戰爭是軍人們的事，儼然已成天經地義。幾千年間，軍人——武器——戰場，一直是任何戰爭不可或缺的三項硬體，貫穿其中的則是它的軟體：戰爭的目的性。這一切構成了戰爭的基本要素，從沒有人對此提出什麼疑問。問題是有一天，人們發現所有那些似乎一成不變的要素統統變得讓人把握不定時，戰神的面孔還會是清晰的麼？
對古希臘人來說，特洛伊戰爭的目的既顯明又簡單，美女海倫是值得用一場長達十年的戰爭去爭奪的，如果荷馬史詩的記載真實可信的話。視野的有限，活動範圍的狹小，生存需求程度低下，武器殺傷力嚴重不足，這一切使我們的先人們所進行的戰爭，在目標上大多比較單純，幾乎談不上什麼複雜性。只要是用正常手段無法得到的東西，他們一般都會毫不猶豫地用非常手段去獲得。克勞塞維茨正是據此寫下了他那句被幾代軍人和政治家們奉為信條的名言：“戰爭是政治的繼續”。他們可能會為一支宗教派別的正宗地位而戰，或為一片水草豐美的牧場而戰，甚至為香料、為烈酒、為國王和王后的風流韻事也不惜大動干戈，在史書上留下了諸如香料戰爭、情人戰爭、朗姆酒叛亂等等令人啼笑皆非的詞條。此外還有英國人為鴉片貿易對大清帝國發動的戰爭，這大概是有文字記載以來最大規模的國家販毒行動。由此不難看出，近代以前的戰爭在動機和行動上的單一性。及至後來希特勒提出“為德意志民族爭取生存空間”和日本人所謂的“建設大東亞共榮圈”，儘管從字面上看要比此前所有戰爭的目標都複雜了些，但其實質不過是新列強企圖重新劃分老列強的勢力範圍和攫奪其殖民地利益而已。 不必追問，每一個參加過海灣戰爭的小夥子都會告訴你，他們是為在弱小的科威特恢復正義而戰。但戰爭的真實目的卻可能與這一冠冕堂皇的理由相去甚遠，它們就隱藏在這一理由的大傘下而不必擔心直接面對陽光。事實上每個參戰國都是在精心掂量過了自己的動機和目標之後，才決定投身於“沙漠風暴”的。整個戰爭中，西方都在為他們的石油生命線而戰，在這個主要目標之上，美國人附加了建立以USA為標記的世界新秩序的追求，或許還有幾分傳教士式的維護正義的熱忱；沙特人為了消除近在肘腋的威脅，甘願打破穆斯林禁忌而“與狼共舞”；英國人為回報山姆大叔在馬島戰爭中的鼎力相助，自始至終都熱情回應布希總統的每一項舉動；而法國人則為了他們對中東的傳統影響力不致消失殆盡，終在最後一刻出兵海灣。這種情形下進行的戰爭，當然不可能是對單一目標的角逐，眾多參戰國構成的利益集合體，使一場“沙漠風暴”這樣的當代戰爭，變成了一個在共同利益的旗幟下不同利益的追逐賽。於是，所謂共同利益，便成了在戰爭算式中能被參戰各方都接受的最大公約數。要共同進行戰爭就必須兼顧各方的利益，因為不同的國家在同一場戰爭中肯定會有不同的利益訴求，即使是一個國家的內部，不同的利益階層對戰爭也各有訴求。複雜的利益關係使我們無法把海灣戰爭歸結為是為石油而戰，還是為新秩序而戰，抑或是為驅逐侵略者而戰。只有極少數軍人會領悟到政治家們人人都懂得的原理：現代戰爭與過往戰爭最大區別就是，公開的目標和隱蔽的目標常常是兩回事。
“上戰場去！”背著行囊的小夥子向家人告別，姑娘和親人們含淚相送。這是戰爭影片的典型場景。至於小夥子是騎馬離去，還是格火車、乘輪船、坐飛機，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目的地永遠不變——烽火連天的戰場。 倘若那個銜命出發的小夥子這時候問：哪里是我的戰場？
以中國軍隊1985年的“百萬大裁軍”為前奏，十幾年裏，世界各主要國家相繼對軍隊進行了一輪接一輪的削減。在許多軍事評論家們看來，冷戰結束，往日彼此對立的國家急於分享和平紅利，是此番全球範圍普遍裁軍的重要動因。殊不知這只是露出海面的一角冰山。導致軍隊精簡的原因遠不止這一點，而更深層的原因是在大工業流水線上鑄造成型、按機械化戰爭需要組建起來的大規模職業軍隊，在日益高漲的資訊化戰爭浪潮面前，已明顯地過於龐大且力不從心。正因如此，有遠見的國家在這次軍隊的精簡中，主要不是著眼於人數的壓縮，而是更注重軍隊成員素質、武器裝備中高技術含量的提升乃至軍事思想、作戰理論的更新[4]。“赳赳武夫國之幹城”的時代已成為過去。在一個連核戰爭都可能成為陳舊軍語的世界上，一位戴著深度近視鏡的白面書生，會比一個前額低淺、肱二頭肌隆起的壯漢，更適合做一名現代軍人。流傳於西方軍界的關於一名中尉軍官憑藉一部數據機使一支分艦隊繳械的故事，或許就是最好的佐證[5]。經過20世紀整整一百年不間斷的技術爆炸的洗禮，或許還要加上搖滾樂、迪斯可、世界盃、NBA和好萊塢這些世界流行文化的薰陶，今天的軍人和他們的前輩之間的代差，就如同我們在前面指出的武器的代差那樣一目了然。這種代差無論在體能上還是在智慧上都顯現出鮮明的不同，七八十年代出生的新一代軍人，即使是用西點軍校的獸營式訓練，也難以蛻去他們根植於當代社會的文弱習性。現代武器系統更為他們提供了遠離開通常戰場，從視距以外的地方去打擊敵人，而不必直面血淋淋廝殺的可能性，使軍人一個個都成了遠庖廚的謙謙君子。數位化戰士開始取代鐵血武士在戰爭中幾千年未曾動搖的地位。 在資訊技術登場亮相，打破大工業社會傳統分工的壁壘之後，戰爭也不再是職業軍人獨自往還的禁苑，開始呈現出“平民化”[6]傾向。這一傾向並非是受毛澤東“全民皆兵”理論的影響，因為它不需要廣泛的民眾動員，甚至恰恰相反，只是平民中技術精英分子不請自來的破門而入，使職業軍人和職業化戰爭不得不面對多少有些尷尬的挑戰：誰更有可能成為下一場未知戰爭的主角？最先出現也最為著名的挑戰者就是電腦“黑客”。這些大多沒有受過軍事訓練，又從未從事過軍事職業的傢伙，僅僅憑藉個人的技術專長，就能輕易給軍隊或是國家安全造成重大危害。美國《FM100－6資訊作戰》條令中列舉了一件典型事例：1994年，一個電腦黑客從英國攻擊了位於紐約的美軍空中發展中心，危及到30個系統的安全，並侵入了100多個其他系統，受害者包括韓國的原子研究所、美國航空航天局。讓人驚訝的不光是這次攻擊的波及面之廣，危害之巨，還有這名黑客竟然只是個16歲的少年。一個少年黑客以遊戲為目的的入侵，當然不能視作戰爭行為。問題是你如何去認定什麼是遊戲的破壞，什麼是戰爭的破壞？什麼是平民的個人行為，什麼是非職業化戰士的敵對行動甚至是有組織的國家黑客戰爭？1994年，美國國防部受到23萬起涉及安全的網路入侵。這裏有多少非職業化戰士有組織的破壞行動？你也許永遠無法知道[7]。 與社會上存在的各色人等相對應，黑客族中人也同樣形形色色。在網路的青紗帳裏隱藏著不同身世背景、不同價值觀念的各種黑客，好奇的中學生、網上淘金者、心懷怨憤的公司職員、不折不扣的網路恐怖分子或者是網路雇傭軍。這些人從理念到行為都截然不同，卻麇集在同一個網路世界裏，他們根據自己獨特的倫理觀念和價值判斷行事，有的乾脆就是個茫無目標者，因此他們無論是行善還是作惡，都不受現實社會中遊戲規則的約束。他們可以通過電腦手段在別人的帳戶上巧取豪奪，可以惡作劇式地刪去他人辛辛苦苦獲得的寶貴資料，也可以像傳說中的獨行俠一樣以自己高超的網上技能向惡勢力挑戰。被蘇哈托政府嚴密封鎖消息的對印尼華人有組織的侵害行動，就是被有正義感的目擊者首先在互聯網上披露的，其結果是令全世界備感震驚的同時，也把印尼政府和軍隊推上了道義的審判席。而在此前，另一群自稱“MilwOrm”的黑客，也在互聯網上上演過一場好戲。為抗議印度核子試驗，他們穿過印度原子研究中心網路的防火牆，改變了它的Web主頁，並下載了5MB的數據。這回黑客們還算客氣，只是點到為止，沒有給對手搗太大的亂。這類舉動除了它本身的效果外，還很有象徵意味：在資訊時代，一枚核彈的作用，或許不敵一名黑客。
那麼，哪些看似與戰爭毫不相干的手段，最後竟成了“非軍事戰爭行動”——這一正在全球範圍內越來越頻繁展開的另外一種戰爭的寵兒呢？ ★貿易戰 如果說“貿易戰”在十幾年前還只是一個形容詞，今天的它卻實實在在成了許多國家手中的非軍事性戰爭工具。尤其在美國人那裏被玩得得心應手、爐火純青：國內貿易法的國際化運用，關稅壁壘的任意建立與打破，信手拈來的貿易制裁，關鍵性技術的封鎖，特別301條款，最惠國待遇等等，不一而足。其中任何一種手段產生的破壞性效果都不亞於一次軍事行動。由美國發起的對伊拉克長達8年的全面禁運，就是這方面最典型的“戰例”。 ★金融戰 在經歷了東南亞金融風暴之後，沒有人會比亞洲人對“金融戰”有更深刻的印象。不，豈止是印象，簡直是錐心刺骨：一場由國際遊資擁有者們處心積慮發起的金融偷襲戰，竟把一個接一個不久前還被世人譽為“小龍”、“小虎”的國家掀翻在地，曾令整個西方豔羨不已的經濟繁榮，一夜間秋風落葉般地蕭條了。僅一個回合下來，便不止一個國家的經濟向後倒退了10年。經濟戰線的失守，更使社會政治秩序幾近崩潰。此起彼伏的騷亂造成的傷亡簡直不亞於一場局部戰爭，而對社會機體的傷害程度甚至比局部戰爭還要嚴重。這是那些非國家組織用非軍事手段向主權國家打響的第一場非武力戰爭。由此，金融戰作為雖不流血但同樣具有巨大破壞力的非軍事戰爭形態，正式登上了曾被軍人和武器、流血和死亡一統天下數千年的戰爭舞臺。相信用不了多久，它就會成為正式的軍語理所當然地進入各類軍事詞典，並且在下個世紀初葉人們編修的20世紀戰爭史中，成為極為醒目的一節[12]。在這一節裏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人不是政治家，也不是軍事家，而是喬治•索羅斯。當然，把金融武器用於作戰並不是索羅斯的獨家專利。在他之前，科爾用馬克攻破了用炮彈未能轟塌的柏林牆[13]；在他之後，李登輝趁東南亞金融危機自貶台幣藉以打擊港幣、港股特別是紅籌股。這還不算在此番金融饕餮大聚餐中一擁而上的那些大大小小的“炒家”，包括以發表信用評估報告為名，給金融大鱷們提示打擊目標的摩根•斯坦利公司和穆迪公司[14]這類間接參與並獲益者。 進入1998年夏季以來，於整整一年前打響的金融戰，在更廣闊的戰場上次第展開了它的第二輪戰役。這回被拖入戰爭的不光是在上一年慘遭敗績的東南亞諸國，還加進了兩個龐然大物——日本和俄羅斯。其結果是使全球經濟形勢愈加嚴峻和難以控制：看不見的熊熊火勢甚至點著了玩火者自己的戰袍。據說，索羅斯和他的“量子基金”，僅在俄羅斯和香港兩地，就損失了不下數十億美元[15]。金融戰爭損毀力之巨大，由此可見一斑。在核武器已成為嚇人的擺設日漸喪失實戰價值的今天，金融戰正以其動作隱蔽、操控靈便、破壞性強的特點，成為舉世矚目的超級戰略武器。在前不久的阿爾巴尼亞騷亂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些富可敵國的巨富和跨國集團設立的各種基金會的作用，這些基金會控制媒體、資助政治組織與當局對抗，致使國家秩序崩潰、合法政府倒臺，我們或許可稱之為基金會式的金融戰爭。令人擔憂且必須正視的是，這類戰爭有頻度越來越密、烈度越來越強並被越來越多的國家和非國家組織有意使用的趨勢。 ★新恐怖戰——相對于傳統恐怖戰而言。 通常意義的恐怖戰由於規模所限，雖然可能比一次戰爭或戰役所造成的人員傷亡要小，但卻帶有更為濃重的暴力色彩，並且無一例外的在行動中不受任何傳統社會規則的約束，其軍事上的特點就是以有限手段打無限戰爭。這一特點使總是按一定規則行事，因此也就只能用無限手段打有限戰爭的國家力量總是在戰端未啟便處於十分不利的地位。這就是為什麼即便是幾個乳臭未乾的毛頭小於組成的恐怖組織，也常常讓強大如美國這樣的國家備感頭疼，而用牛刀殺雞的辦法又往往不能奏效的原因。最近在內羅畢和達累斯薩拉姆同時發生的兩起美國使館爆炸案，就是最新的證明。本•拉丹式的恐怖主義的曝光，向世人強化了這樣一種印象，任何國家力量，不論其多麼強大，都難以在一場無規則遊戲中占上風。即便這個國家使自己也變成恐怖分子，就像美國人現在正在做的那樣，也未必就能取勝。 ★生態戰 運用現代技術對河流、海洋、地殼、極地冰蓋、大氣環流和臭氧層的自然狀態施以影響。通過改變降水、氣溫、大氣成份、海平面高度、日照及引起地震等辦法破壞地球物理環境或另造局域生態，這是一種新的非軍事作戰樣式——生態戰。也許用不了多久，人造“厄爾尼諾”或“拉尼娜”現象就可能成為某些國家或非國家組織手中的又一種超級武器。特別是那些帶有恐怖性質的非國家組織，他們不承擔對社會和民眾的責任，一向不肯按牌理出牌，所以更容易成為發起生態戰的主體。而現實的危險在於，為求得儘快的發展速度，全球生態環境經常處在災變的臨界線上，任何微小變數的加減，都足以引起一場生態浩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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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樵 於 2002/09/19 20:27 | |
| Re:超限戰 | |
第三章 背離經典的經典 海灣戰爭性質特殊……是否引起了一起了一場“軍事革命”？這始終是一個觀點問題。 與戰史上任何戰爭相比，海灣戰爭都稱得上是一場大戰。6個航母集群的300多艘軍艦，4000架飛機，12000輛坦克和12000輛裝甲車，30多個國家的近200萬軍隊參加了這場戰爭。42天的戰爭中，有38天是空中打擊，地面戰只進行了100小時，美國為首的多國部隊殲滅了伊拉克42個師，伊軍傷亡3萬人，被俘8萬人，有3847輛坦克、1450輛裝甲車、2917門火炮被摧毀，美軍僅陣亡184人，而耗資卻達610億美元之巨[1]。 也許是勝利到手得過於輕而易舉，欣喜若狂的山姆大叔們至今還很少有人能準確估價這場戰爭的意義。一些頭腦發熱者由此開始無休止地杜撰美國不可戰勝的神話，而另一些頭腦還算冷靜的——大多是未能參加“沙漠風暴”的將軍和軍事評論家們，則懷著複雜而又微妙的心理認為，“沙漠風暴”不是一場典型的戰爭[2]，意即在如此理想的條件下進行的戰爭不足為訓。這種話聽上去多少有些狐狸吃不到葡萄的味道。的確，用傳統的眼光看，“沙漠風暴”不是那種典型意義上的經典戰爭，但對人類歷史上迄今為止最大的一場軍事革命正在到來時進行的戰爭，是不能用傳統的甚至過時的標準去衡量的。在新的戰爭需要新的經典之作時，以美軍為首的聯軍在海灣正當其時地創造了它，只有因循守舊者，看不出它對未來戰爭的經典意義。因為未來戰爭的經典之作只能在背離傳統的模式後誕生。我們無意幫著美國人製造神話，但當“沙漠風暴”以其參戰國之眾、規模之大、時間之短、傷亡之小、戰果之輝煌，舉世驚訝地在所有人的眼皮底下展開和結束時，誰能說，一場預告技術綜合－全球化時代戰爭來臨的經典性戰爭——儘管它還只是由美國技術和美式打法創造的經典——不正向神秘詭譎的戰爭史洞開了它的第一扇大門？ 當我們試圖通過已經發生的戰爭去談論什麼是技術綜合—全球化時代的戰爭時，只有“沙漠風暴”能夠提供現成的範例。眼下，從任何意義上說，它都既是唯一的，又是經典的，因而也是值得我們仔細解剖的一隻蘋果。
在薩達姆看來，與伊朗革命扣留美國人質相比，吞併科威特更像阿拉伯大家庭裏的家務事，更何況事先還打了招呼。但是他忽略了兩者的區別——伊朗扣留人質固然是掃了美國人的臉，可伊拉克掐住的卻是整個西方的脖子。命脈當然比面子更重要，美國不能不較真，感受到伊拉克威脅的其他國家也不能不較真。大多數阿拉伯國家與美國的結盟，更多的考慮是要剷除薩達姆這個伊斯蘭的異數，以免他坐大後殃及自己的利益，而很難說真的是要為科威特伸張正義[3]。對利益的共同擔心，使美國人能飛快地編織起一張捕捉伊拉克的聯盟之網。西方大國對現代國際政治技巧早已爛熟於心，反伊聯盟被聚集在了聯合國的旗幟下。正義的光環成功地消解了阿拉伯人的宗教情結，使薩達姆扮演現代薩拉丁、發起一場對基督徒“聖戰”的打算落了空。許多的國家自願成為這張聯盟之網上的一個負責任的結點。日本和德國雖不情願但畢竟還算爽快地張開了自己的錢袋，比出錢更重要的是他們都不失時機的派出了自己的軍事人員，從而悄悄邁出了重新成為全球性大國的象徵性一步。埃及則說服了利比亞和約旦在戰爭中作壁上觀，不再支持伊拉克，使薩達姆徹底成了孤家寡人。連戈巴契夫也為了獲得美國人對他在國內軟弱地位的支持，最終默認了多國部隊對其昔日盟友的軍事打擊。即使強大如美國，也同樣得依賴盟國的支持，這種支持主要體現在提供行動的合法性和後勤援助，而不在於增加多少兵力。布希總統的政策之所以能得到美國公眾的廣泛贊同，很大程度上在於他建立了國際聯盟，從而使民眾相信這次不是為別人火中取栗，為戰爭掏錢和準備流血的不光是美國人。至於把第7軍從德國運到沙特，動用了北約4個國家的465列火車，312艘駁船和119個船隊；與此同時日本也提供了美軍裝備急需的微電子部件，這進一步證明美國對盟國越來越強的依賴性。在新的時代，“單幹”既不是聰明的，也不是現實的選擇[4]。如是，結盟便成了一種共同的需要。從安理會要求伊拉克撤軍的660號決議，到授權會員國可以採取一切手段的678號決議，臨時拼湊起來的聯盟得到了國際社會最廣泛的認同。110個國家參加了對伊拉克的禁運，30多個國家參與動武，其中還包括許多阿拉伯國家！顯然，每個國家在這次行動之前，都充分估量過了自己的利益所在。 聯合國的全面介入，並不能使這個在很短時間裏形成的、脆弱的像掛滿露水的蛛網般的聯盟，足以經受住一場戰爭的撞擊。聯盟對政治家來說，可能只是對利益仔細權衡後的一次高層會晤，一次簽約，甚至是通過一個熱線電話的口頭承諾。而對於進行一場聯盟戰爭的軍隊，則任何細節都不容忽略。為避免美國大兵觸犯伊斯蘭戒律，美軍除規定必須嚴格遵守駐在國的風俗外，還租用“丘納德公主”號遊船停在海上，給美國兵提供西方式的娛樂；為防止以色列對“飛毛腿”導彈的攻擊採取報復行動，攪亂討伊陣營，美國極力為以色列提供空中保護，小心翼翼地看護著這張聯盟之網。
日空一切的美國人常常有反躬自省的舉動，這種看似矛盾的性格，使那些期待著目睹狂妄的美國佬吃苦頭的人一次次大跌眼鏡的同時，也使美國人一次次獲益匪淺。確實如此，美國人幾乎總是能從每次軍事行動的教訓中，找到打開下一次行動之門的鑰匙。 接下來的問題就剩下需要一場戰爭了。不早不晚，恰在這個時候，薩達姆愚蠢地發動了入侵科威特的戰爭，這對於急欲檢驗《改組法》靈驗與否的美國人簡直是天賜良機。從這個意義上，與其說是《改組法》恰逢其時，倒不如說是海灣戰爭的到來恰逢其時。
“空地一體作戰”，原本是美軍為在歐洲平原上對付隨時都會像潮水般湧來的華約坦克集群想出的扼敵之策，只是苦於始終沒有一試鋒芒的機會。海灣戰爭為這些滿懷創造和殺戮欲望的美國軍人提供了充分表演的舞臺，但實際戰況與人們事先對它的設想有相當大的差距。“沙漠風暴”基本上是一次持續了幾十天的有“空”無“地”的戰役，好不容易在最後時刻亮出的“沙漠軍刀”，包括那一記漂亮的“左勾拳”，也不過才揮舞了100小時就悻悻收場。地面戰鬥並沒有如陸軍期望的那樣成為壓軸戲，倒更像是一部只演奏了一個樂章就匆忙煞尾的協奏曲[6]。“空中戰場將成為決定性戰場”，杜黑的這一預言似乎得到了遲來的證明。不過在海灣上空發生的一切遠遠超出了這位空軍制勝論者的想像力。無論是在科威特還是伊拉克，所有的空戰都不是通過單純的騎士式決鬥奪取制空權，而是融偵察、預警、轟炸、格鬥、通信、電子攻擊、指揮控制等所有作戰行動為一體的空中戰役，其中還包括了對外太空和電子空間的佔領和爭奪。 至此，這些提出“空地一體戰”概念的美國人比杜黑所能走得已經遠了許多，即使這樣，他們也還要等幾年時間才會明白，一旦把一體作戰的理論訴諸實戰，其範圍遠比他們最初的預想要寬泛得多，以至寬泛到了陸、海、空、天、電無所不包的地步。儘管對海灣戰爭果實的消化還需一段時日，但它已經註定要成為日後美國陸軍中的精英們突然開悟時提出“全維作戰”理論的原點。 不僅如此，“空中任務指令”還為從此後一切作戰行動提供了一種組織指揮的范型。一紙“指令”就是一份極佳的軍種間戰鬥力量的組合方案，而跨國組合的複雜和成功，更是它的精彩之處。僅此一點，已使它大幅度地超越了“空地一體作戰”理論設計者們的視界。這就是說，美國大兵在不經意間把戰爭之神帶入了一片她過去從未涉足過的開闊地。
山本五十六無疑是他那個時代最富創新力的軍事“異才”，用航空母艦偷襲珍珠港並大獲全勝是他在海戰史上留下的神來之筆。令人不可理解的是，同是這個山本居然沒能理解自己這一獨創戰法的劃時代意義。在指揮聯合艦隊重創美國海軍之後，他仍然抱定只有戰列艦才是海上決戰主力的信念，把已經在握的開啟勝利之門的鑰匙，重又扔進了太平洋的萬頃波濤之下。如果說第一個犯錯誤者尚能讓人惋惜的話，第二個犯同樣錯誤者就簡直是愚不可及，特別是犯那種已經做到卻偏偏想不到的錯誤的人。遺憾的是戰爭史上這類思想比行動滯後的例子屢見不鮮。和當年的山本五十六一樣，儘管美國陸軍用直升機把伊拉克的裝甲機械化部隊打得潰不成軍——據說在整個地面戰鬥中，除了被美國第7軍包圍在巴士拉以南的共和國衛隊“麥迪那”裝甲師作過一次困獸之鬥外，幾乎沒有發生過像樣的坦克戰。可當海灣的硝煙散盡之後，分明已經用直升機開創了陸戰新時代的美國人，卻同樣令人費解地又退回到了戰前的思維水平，把本應成為戰爭新寵的直升機晾到一邊，在其他兵器包括坦克都增加了研製費用的情況下，獨獨削減了對直升機的撥款。抱殘守缺，依舊堅持把坦克當做未來陸戰的決勝兵器[8]。 其實，早在越戰時期，直升機在美國人手中就已經初露鋒芒，緊跟其後，又有蘇聯人在阿富汗山區、英國人在馬爾維那斯群島，讓直升機大放異彩。只不過由於其對手主要是遊擊隊和非裝甲步兵，才使直升機對坦克王座的挑戰整整晚了二十年。海灣戰爭終於給了直升機一次大展拳腳的機會。這一次，不算聯軍的直升機部隊，僅美軍就在海灣部署了1600架各種型號的直升機，如此龐大的直升機群足以編制起整整一個直升機集團軍，但一向標榜創新精神的美國人，此番卻毫無創意地像法國人在二戰時把坦克分散配屬給步兵一樣，也把直升機作為裝甲機械化部隊和其他部隊的配屬力量。所幸的是註定要在此戰中一戰成名的直升機，並未因此掩去它的王者氣象。 其實不光是機動性，坦克作為昔日的“陸戰之王”在所有方面都受到了來自直升機的挑戰，與需要為不斷克服地表的磨擦係數而痛苦的坦克相比，直升機的作戰空間在一樹之高，完全不受任何地面障礙的影響，良好的機動性足以抵消其裝甲不厚的缺陷。同樣是運動中的武器平臺，其火力也絲毫不比坦克遜色，這是坦克帶著“水櫃”的綽號登上戰爭舞臺以來遇到的最大危機。更讓坦克難堪的是，為組織起一次成規模的坦克集群突擊，所花的精力（光是如何把一定數量的坦克遠端輸送到集結地域就令人傷透腦筋），所冒的風險（在坦克處於集結狀態時，極易遭敵先制打擊），在長於分散部署、集中突擊，聚可以打正規戰，散又可打遊擊戰的直升機面前，已毫無優勢可言。事實上，坦克和直升機作為一對天敵，前者遠不是後者的對手，不要說AH－64直升機這樣的“坦克殺手”，就是陳舊的AH—1“眼鏡蛇”直升機在海灣戰爭中也擊毀了上百輛坦克，而自己卻無一傷亡。面對直升機的強大攻擊力，有誰還會堅持認為“對付坦克的最好武器是坦克”[10]呢？ 現在可以說了，直升機是坦克真正的終結者。這顆在海灣的波濤之上冉冉升起的新星，正在以“沙漠風暴”中的赫赫戰果為自己的王位加冕，毫無疑問，它將坦克逐出戰場只是個時間問題。或許用不了多久，“從空中打贏陸戰”將不再是聳人聽聞的口號，越來越多的陸軍指揮官們將在這一點上形成共識。而以直升機為主戰兵器的“飛行陸軍”和“飛行陸戰”這樣的新概念就會成為標準的軍語，出現在每一部軍事詞典中。
如果撇開作為三軍總司令的布希事先肯定知道進攻時間這一點不談，單從CNN 的電視報導而言，全世界都與美國總統一樣，在同一時間看到了開戰時驚心動魄的一幕。處於資訊共用時代，一位元總統並不比一位平民在這方面擁有更多的特權。這就是現代戰爭不同於以往任何戰爭之處，即時或是近即時的報導，使戰爭成了普通人可以從傳媒中直接審視的新節目，由此傳媒也就成了戰爭的直接組成部分，而不僅僅只是提供來自戰場的資訊。 與過分帶有主觀色彩而容易被對手和中立者拒絕的戰場宣傳不同，媒體由於其巧妙地披著客觀報導的外衣而悄然發生著無法估量的影響。在海灣，如同以美軍為首的聯軍在軍事上剝奪了伊拉克的發言權一樣，強大的西方媒體剝奪了伊拉克在政治上的發言權、辯護權甚至是被同情、被支持的權力，與伊拉克宣傳中布希是十惡不赦的“大撤旦”的微弱聲音相比，薩達姆作為侵略者、戰爭狂人的形象則被渲染得更加令人信服。正是一邊倒的媒體力量和一邊倒的軍事力量一道，使伊拉克在戰場和道義上受到雙重重拳的猛擊，這就註定了薩達姆的失敗。
作為結束舊時代、開啟新時代的第一場最具技術綜合特點的戰爭，“沙漠風暴”是一次能給予各國軍人以全方位啟迪的經典之戰。任何樂於對軍事問題進行探究的人，不論把目光投向這場戰爭的哪個角落，總能從中得到教益或者是教訓。基於此，我們把這場在經驗和教訓方面都具有多義性的戰爭，稱之為有許多個剖面的蘋果。而這只蘋果的剖面遠不止前面已經談到過的那些，只要你有一把鋒利的思維之刀，便隨時都會有一個意想不到的剖面出現在你的眼前： 心理戰並不是新穎的戰法，“沙漠風暴”心理戰的新穎之處在於它的創造性。把一顆威力巨大的炸彈投下後，再讓飛機撤下傳單，警告那些在幾公里外被這次爆炸震得心驚肉跳的伊軍士兵：下一顆炸彈就會輪到你了！僅此一招，就足以使成建制師的伊拉克軍隊土崩瓦解。一位伊軍師長在戰俘營裏承認，心理戰對伊軍士氣的打擊，僅次於聯軍的轟炸[14]； 戰爭開始時，A－10被美國人自己都認為是一種已經落後的對地攻擊機。在與“阿帕奇”直升機進行了被稱為“致命的聯合”之後，這種飛機以大面積淘汰伊軍坦克而使自己免遭淘汰的命運，直至成為海灣上空眾多耀眼的明星之一。一種並不先進的武器與其他武器搭配，竟產生如此神奇的效果，這對武器的設計和使用當會有一言難盡的啟示； 等等，等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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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樵 於 2002/09/19 20:29 | |
| Re:超限戰 | |
第四章 美國人在大象身上摸到了什麼 空中作戰是對伊戰爭獲勝的決定性因素……有效使用高技術武器，既是空中和地面部隊在戰爭中表現出色的關鍵原因，也是使聯軍傷亡保持在最低限度的關鍵原因。 海灣戰爭是美軍在近幾十年戰爭狩獵中捕獲的最大獵物。戰爭剛一結束，美國軍界、國會議員、種種民間機構就已經從不同角度開始對這只獵物進行詳盡的解剖。從他們提交的每一份報告和美軍隨之而來的每一步調整中，都可以看出此番大解剖極其富於成果，而這些成果對於全世界的軍隊和軍人來說都是彌足珍貴的，斷不可等閒視之。至於自我感覺過於良好的美國人，由於其民族天性特別是存在於軍兵種間由來已久的門戶之見，在他們的研究中不可避免地帶有理論盲點和思維誤區，以至於把對一場宏偉戰爭的審察，變成了一次公說公理、婆說婆理的盲人摸象，則是需要我們去清醒甄別的課題，而不應以此作為否定其價值的藉口。但，美國人究竟從這個龐然大物身上模到些什麼？還是讓我們看看再說。
從南北戰爭時就紮起的美國陸軍和海軍之間的籬笆，在美國空軍誕生之後非但沒能拆除，反倒成了橫亙在三軍之間的藩籬，成為讓上至總統、下至五角大樓甚感頭痛的歷史頑症。即使是在海灣戰爭中行之有效的《改組法》，針對於這道無形的障礙，與其說是治本的妙方，不如說更像是治標的權宜之計。一俟戰塵落定，諸軍班師回國。依舊是關起門來自說自話，各行其是。不過，領率美國三軍的將領們倒並非冥頑不化的庸碌之輩，海灣戰爭出人預料的進程和結局，在令舉世震驚之時也同樣使這些“沙漠風暴”的決策者們深受震動；繼之而來的蘇聯解體產生的失去對手的茫然感和重新確立以美國為首的世界新秩序的使命感，更使這些將軍們明白無誤地意識到了必須改革這支軍隊的迫切性，儘管他們仍無意放棄軍種成見。從九十年代陸續出臺的各軍兵種作戰條令來看，美軍的改革已全面起步，其出發點無一例外都建立在海灣戰爭帶來的大量鮮活經驗和教訓之上。就像“一千個人眼裏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一樣，展現在美國三軍眼裏的是三場海灣戰爭。對這場既是舊時代最後一戰又是新時代揭幕之戰的戰爭，陸海空三軍備執一詞，力求從中找出最有利於本軍種的證據，殊不知從軍種籬牆後面伸出的手，是不可能摸遍一頭像海灣戰爭這樣的大象的。 沙利文的繼任者賴默將軍也深諳此道，他在前任勾畫的藍圖基礎上繼續深化改革[2]。誰都知道，數位化部隊的建立花費甚巨，而這正是沙利文和賴默的精明之處：多花錢正是為了多要錢。從《21世紀陸軍》到《2010年後陸軍》，再到《後天的陸軍》，兩步三個臺階，用頗為令人信服的發展目標做釣餌，把國會山的支持和更多的軍費吸引到了陸軍的建設上來。至於那些對軍事問題一竅不通的政客們，面對著將軍們從一場勝仗中得出的未必就能導致新的勝利的結論與做法，大都害怕出乖露醜，無人敢對極可能是披著新裝的皇帝說三道四。其實，不管對“數位化部隊”的炒作如何沸沸揚揚，現在都還遠不到對這一設想的正確性給出定論的時候。別的不說，光是按美國陸軍的標準做法，一種新武器裝備從軍方提出要求、工業部門研製再到軍方驗收的採購週期長達十年，而電腦自身發展的“18個月定律”和網路技術的“60天定理”這兩種無法協調的節奏，就讓“數位化部隊”很難在技術上定型和編制上成軍，從而使它成為被不斷變化的新技術之鞭抽打的陀螺，在疲于應付的旋轉中，既無所適從又無所作為[3]。僅此一點，把一個軍種的命運，系於某種技術的普及之上，這一頗具超前性的大膽設想，也就難以真正成為指導未來陸軍發展的唯一路標。何況，誰又敢現在就斷言，在未來戰爭中，這不是一條耗費靡巨卻因其過於依賴單一技術反而變得脆弱異常的電子馬其諾防線[4]？ 對空軍來說，決人快語的杜根將軍被解職，以及在整個“沙漠風暴”行動中參戰的空軍部隊都被一位陸軍上將所指揮，並沒有妨礙它成為海灣戰爭的大贏家[5]。“全球到達，全球力量”的建軍方針首次經受了戰爭的考驗，空軍作為一支可以在任何戰場單獨遂行戰略和戰役打擊任務的力量，其地位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煊赫[6]。這使得躊躇滿志的麥克皮克將軍和他的後任下決心走得更遠一些。他們以為一次勝利就足以讓自己在今後的三軍排位中扮演主角，50年前從陸軍身上抽出一根肋骨捏成的空軍，此時已非吳下阿蒙，因為他們在海灣摸到了大象身上赫然長出的翅膀。即使空軍參謀長弗格爾曼和陸軍參謀長賴默一致認為，通過海灣戰爭，“兩個軍種對21世紀的軍事作戰行動都有了深入的瞭解”，但“當雙方試圖將從海灣戰爭中獲得的教訓具體化並加以利用時，陸軍和空軍的關係就變得緊張了”[7]。原因很簡單，翅膀越長越硬的空軍和老子天下第一的陸軍，誰也不願把作戰指揮控制權拱手相讓于對方。這種站在各自的立場上貌似有理而超越其上便會發現有百害而無一利的軍種之爭，使得每次研究聯合作戰行動的軍種領導人會議，都變成了不解決問題的例行公事，也使得從海灣戰爭中獲得的鮮活經驗，無法在軍兵種間得到充分有效的共用。這一點，只須看看戰爭結束後空軍和陸軍陸續頒佈的作戰綱要和條令，便會一日了然。 需要指出的是，空軍在戰後所做的當然不止是與其他軍種爭權奪利。作為對“沙漠風暴”的主體——空中打擊戰役的成功經驗的回應，他們把所有的作戰飛行聯隊，都按已被證明行之有效的模式改編成了混合聯隊；接下來又用減七加四的辦法徹底改組了整個空軍的指揮機構；眼下他們正在試行組建能夠在48小時內到達全球任何戰區、並在危機和衝突的全過程都能保持作戰能力的空軍遠征部隊。一向都對電子戰乃至資訊戰表現出極大熱忱的空軍，還在沙利文建立數位化部隊之前，已率先建立了空軍資訊戰中心。這些舉措的出臺顯然與海灣戰爭的收穫直接相關。可惜的是如此有益的嘗試並沒能超逸出軍種的邊界，結果鴰噪已久的“軍種間聯合作戰行動”，到頭來依舊還是一句口號。只是這一切並不妨礙美國空軍的將軍們仿效他們的陸軍同僚，把軍種內積極變革與軍種外積極爭奪，當成推進本軍種利益的兩隻輪子。一支死氣沈沈沒有任何新鮮打算的軍種，是不可能從掌管軍費撥款的議員們口袋裏掏出一個美分的。這方面，空軍自有它的小九九[8]。在軍兵種間愈演愈烈的預算爭奪戰中，航太武器系統就是空軍手中的一張有力的王牌。儘管雷根總統提出的“星球大戰”計畫一開始就帶有虛張聲勢的味道，並且直到把總統權杖往下交了兩任之後也沒能真正形成作戰能力，但美國人對於建立太空打擊力量的熱情卻始終不曾冷卻[9]。憑藉這股熱情，數任空軍參謀長都為自己的軍種爭到了盡可能多的軍費。至於美國的航太力量是否如航太司令部司令埃斯蒂斯將軍所說，“航天部隊在海灣戰爭中的表現，證明其具備了獨立使用的潛力”，恐怕只有天知道。 如果真的把海灣戰爭看成一頭大象的話，可以說美國海軍的前鰭幾乎沒擦著這頭大象的皮毛，摸象之說也就無從談起。也許恰恰是由於這一點，從“沙漠風暴”的冷板凳上滑下來的心高氣傲的水兵們，還在返航的途中，就開始了美國海軍史上最痛苦的戰略思想轉變。這痛苦整整把那些長著鰓的軍人們折磨了一年半時間。然後，一份由幾個中校和上校提出的名為《由海向陸》的白皮書，擺在了海軍部長的案頭。該文明顯背離了美國海軍精神教父馬漢的教義，一改舊章，不再把洋上決戰奪取制海權當做海軍永遠不變的神聖使命，頭一回將支援近岸和陸上作戰列為自己的首要任務。這不啻於讓遊弋在深海的長尾鯊變成在泥沼裏打滾的短吻鱷。更令人驚訝的是，如此離經叛道的異端邪說，居然得到了海軍部長、海軍作戰部長和陸戰隊司令的聯合簽署，成了自馬漢的《海權對歷史的影響》之後最重要的海軍文獻。大膽的戰略突變，給了這支在世界格局大變動的背景下尋找再生之路的軍隊一次重要的轉機。雖然看上去海軍給自己設定的目標不如陸軍的更激進，也不及空軍更有抱負，但它的轉變顯然更具根本性，且更帶整體性。在撥動軍種的算盤珠子時絲毫不比陸、空軍遜色的海軍，當然也希望在變革自身和爭取軍費兩方面一箭雙雕。但對於一個沒能在一場大戰中發揮重要作用的軍種，要想在戰後新一輪利益的切割中保住既定的份額並且還野心勃勃地企圖獲得更大的一塊蛋糕，就必須拿出最漂亮的方案，進行最徹底的改革。於是，在提出《由海向陸》兩年之後，海軍又發表了新的白皮書《前沿……由海向陸》[10]，把更為積極的“前沿存在”、“前沿部署”、“前沿作戰”等新的激素注入了海軍戰略；又過了兩年，海軍作戰部長布達爾上將提出了《2020年海軍構想》；在他為挽回被自己敗壞了的軍人榮譽而自殺後，接任的詹森上將蕭規曹隨，繼續推動由歷屆前任開始的改革。他把“和平時期參與、威懾和防止衝突、作戰並贏得勝利”列為美國海軍在21世紀的三大任務。萬變不離其宗的是，他也和他的每位前任一樣，但凡提出任何一項方案，無不是以海軍為軸心。這一回他的理由是，在美軍所擔負的頻繁的海外作戰任務中，陸軍需要借助多方運力展開部署，空軍則過分依賴別國基地，唯有海軍具備在任何海域自由巡弋、以多種手段投入作戰的能力，結論當然是，海軍應該成為聯合作戰部隊的核心。這位海軍上將的心裏非常清楚，只要他的這一論點得到三軍統帥和國防部的認同，接下來順理成章的就該是，為他的軍種拿到頂算撥款的優先權。據美國1998財年國防預算透露，近十年來，在一直呈削減趨勢的美軍經費座標圖上，海軍和海軍陸戰隊是諸軍兵種中軍費削減最少的兩家。海軍上將們總算如願以償[11]。 以上分析勾勒的，是海灣戰爭後美國三軍的大體走向和軍兵種間裂隙猶在的現狀。你或許會被美國軍人為總結這場戰爭所做的種種努力而打動，你可能會被美國軍人為捍衛軍兵種利益而採取的每樣做法所感染，但與此同時，你也會有深深的惋惜，這麼多出眾的軍人和出色的頭腦，竟然被阻隔在軍種的藩籬之內，彼此牽制，彼此抵消，以致使每個看上去都十分強大的軍種，最終組成的仍然是一支被幾把音調不定的號角吹亂了整體步伐的美軍。
大量使用昂貴武器，為實現目標和減小傷亡而不計花費，這種只有富翁才打得起的戰爭，是美軍的拿手好戲。“沙漠風暴”再一次顯露出美國人在作戰中的奢華無度，已經到了成癮成癖的地步。出動平均2500萬美元一架的飛機在42天時間裏進行11萬架次的狂轟濫炸，用每一枚單價130萬美元的戰斧導彈去摧毀復興社會黨總部，拿價值幾萬美元的精確制導炸彈去瞄準散兵坑……即使美國的將軍們一開始就知道，這頓開銷610億美元的戰爭豪宴，無需由自己來“買單”，如此闊綽的“金彈子打鳥”式的陣仗，仍未免讓他們感到過分的奢侈。一架美制轟炸機就像一座會飛的金山，比許多被它攻擊的目標都要昂貴，把成噸的美元砸在一個很可能微不足道的目標上，這麼做是否值得的確教人生疑。此外，在長達161天的時間裏，晝夜不停地把多達52萬的人員，重達800余萬噸的物資，從美國本土和歐洲各地運到前線，其中包括不知在何處壓了幾十年倉底早已報廢的數千頂太陽帽和成集裝箱的爛在利雅德碼頭上的美國水果。負責後勤支援的指揮官帕戈尼斯少將，把如此大規模的混亂加奢侈的保障行動，稱作“或許是有史以來聞所未聞的”海空運輸。而按美國國防部的形象說法，這相當於把密西西比州首府傑弗遜市的全部生活設施搬到了沙烏地阿拉伯。全世界的軍人中，恐怕只有美國人才會認為這是為贏得一場戰爭所必要的奢華[12]。 讓人奇怪的正是這一點。被麥克納馬拉用商業精神徹底改造過的五角大樓，卻一向只會打不計成本的豪華式戰爭[13]。連眾議院武裝部隊委員會這個經常為錢與四星上將們打嘴仗的機構，也對這場戰爭的駭人花費不置一詞。在他們分別做出的關於海灣戰爭的調查報告中，幾乎如出一轍地對高技術武器的關鍵性作用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國防部長切尼說“我們在武器技術方面領先整整一代”，議員阿斯平則回應“高技術武器表現之好超過了我們最樂觀的估計”。如果你聽不出這些自我稱許的弦外之音，僅僅以為他們是得意於美軍在高技術武器幫助下，圓滿實現了打敗伊拉克的戰爭目標，那麼你會以為這不過是兩個典型的技術致勝論者的口吐狂言，也就還沒有悟透美國式戰爭的全部含義。要知道，這是一個從來不肯不惜一切生命代價，卻永遠不惜一切物質成本去爭取勝利的民族。高技術武器的出現正好可以滿足美國人的這一奢望。海灣戰爭中，美方50萬大軍僅148人陣亡，458人負傷，幾乎實現了他們長期以來一直夢寐以求的目標：“零傷亡”。自越戰後，不論是軍方還是美國社會，都對軍事行動中的人員傷亡敏感到了近乎病態的程度。減少傷亡與實現作戰目標成了美國軍方天平上並重的兩隻砝碼。本該作為戰士走上戰場的美國大兵，現在成了戰爭中最昂貴的抵押品，珍貴得如同怕人打碎的瓷瓶。所有與美軍交過鋒的對手大概都已掌握了一個訣竅：如果你無法打敗這支軍隊。那麼你就去殺死它的士兵[14]。這一點，從美國國會強調“減少傷亡是制定計劃的最高目標”的報告中，可以得到明白無誤的印證。“追求零傷亡”這一充滿悲憫色彩的樸素口號，竟變成了造就美國式奢華戰爭的主要動因。如是，無節制地使用隱形飛機、精確彈藥、新型坦克和直升機，再加上超視距攻擊和地毯式轟炸，所有這一切，武器也好，手段也罷，便無不同時擔負起近乎悖論的雙重目標：要勝利，但不要傷亡。 被這樣的前提框定的戰爭只能是殺雞用牛刀，其高技術、高投入、高消耗、高回報的特徵，使它對軍事謀略和作戰藝術的要求遠不如對武器技術性能的要求為高。以至在這場規模形同一場戰役的成功戰爭中，竟無一個出色的戰鬥可圈可點。與其所擁有的先進技術相比，美軍在戰術上明顯滯後，並且也不擅長捕捉新技術為新戰術提供的機遇。除了對先進技術兵器的有效使用，我們看不出美國人在這場戰爭中展示的軍事思想與其他國家有多大差距，起碼不會比他們之間在武器裝備上的差距更大。也許正因為如此，這場戰爭才沒能成為軍事藝術的傑作，倒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以美國為代表的高新技術武器的豪華博覽會，並由此開始了在世界範圍內傳佈美國式的戰爭奢華症。大把大把的美元在砸垮伊拉克的同時，也一度砸懵了全世界的軍人。作為世界頭號軍火商的美國人對此自然樂不可支。面對這場典型的技術先進、戰法單調、花費巨大的戰爭，一如面對情節簡單、特技複雜、模式雷同的好萊塢大片，人們在戰後很長時間理不清頭緒，以為現代戰爭就是這麼一種打法，並為自己打不起如此昂貴的戰爭而自慚形穢。這就是為什麼海灣戰爭之後，世界各國的軍事論壇上，充斥著一派對高技術武器的嚮往和呼籲打高技術戰爭的原因。
“21世紀美國陸軍需要何種師？”這是—個在20世紀的最後十年裏使美國陸軍備感困惑的問題[16]。海灣戰爭中，陸軍差強人意的表現和高技術兵器對作戰節奏的影響形成了鮮明對比。一向都比海空軍更保守的美國陸軍，終於意識到了對編制體制進行改革的必要。有趣的是，這一回扮演阻力角色的不是陸軍的上層，倒是那些剛剛從師級指揮官爬上更高位置和接替他們的新任師長們。向他們開火的，則是受到陸軍參謀長嘉許的一群上校和中校。由來已久的“師派”和“旅派”之爭戰端重開，雙方各執一詞，相持不下。肩上大多扛著兩顆或者三顆將星的“師派”認為，現行師的編制剛經過戰火考驗，可以小改但無須大動。而佩戴鷹徽和槭葉標誌的“旅派”們看法截然相反。認為正是陸軍師未能通過戰爭考試，才必須要動大手術。於是，“精銳師”、“模組師”、“旅基師”三種方案同時交到了沙利文將軍的手上。這位陸軍參謀長儘管傾心于體現了“未來作戰新思維”的第二方案，卻未能說服大多數將軍們接受它。結果是在他卸任後，作為介乎於保守和改革之間的一種折衷，美陸軍於1996年1月以第四機械化步兵師為基礎，組建了有1.58萬人的新實驗師[17]。“師派”的主張明顯占了上風。“旅派”們卻不肯就此甘休，他們堅持認為“師的編制過於龐大和笨重，難以適應21世紀的戰場需求”，從短射程來福槍時期就開始實行的師編制必須全部撤銷，應代之以5－6千人的新型作戰旅為基本作戰編成的新型陸軍。為了緩解將軍們的反感情緒，他們表現出人情練達的一面，在新方案中保留了與老式陸軍同樣多的將官職位[18]。正值“師”、“旅”兩派爭論不已的當口，美國陸軍戰鬥指揮實驗室主任、陸軍中校麥格雷戈另發新聲，他在所著《打破方陣》一書中，主張同時廢棄師、旅體制，代之以5000人左右的12種戰鬥群。它的新鮮之處在於跳出了編制大與小、人數多與少的窠臼，可根據戰時需要，採取搭積木的辦法，實行任務式編組。他的看法在陸軍中引起的震動有些出人意料，以至賴默上將要求所有陸軍將官都必須讀讀這本書[19]。也許這位現任陸軍參謀長獨具隻眼，認定中校的點子雖未必是解決難題的靈丹，卻不失為蛻去那些裹在將軍服裏的老兵們思維繭殼的妙藥。 本來，“群”的概念對美國陸軍並不新鮮，50－60年代的“五群制原子師”[20]的改革，被普遍認為是一次不成功的嘗試，甚至被指責為導致美軍在越戰中表現不佳的間接原因。而在麥格雷戈看來，一個早產兒未必就不能長大成人。如果說“群”誕生在三十年前是生不逢時，那麼今天對它來說則可謂恭逢其盛。現代化的武器裝備已足以使任何一支較小規模的部隊，在火力、機動力方面部不遜於以往規模比之大得多的軍隊，特別是C4I的出現，使優勢互補的軍兵種聯合作戰成了新的戰鬥力生長點，如果這種時候還抱著十八般武器齊備的師體制或旅體制不放，那才真叫不合時宜。但軍事技術的發展即或是高新技術的出現，也只是一種契機，並不會自動帶來先進的軍事思想和體制編制。一俊遮百醜，軍事技術和武器裝備方面的領先地位，遮蔽了這樣一個事實：美軍在編制體制上如同在軍事思想上一樣，明顯比其所擁有的先進軍事技術要滯後。從這個意義上看，用“群”打破由師、旅構成的方陣，這是海灣戰後美陸軍在體制編制上最有創意的構想，代表了美軍體制編制改革的新思潮。與陸軍不同，空軍和海軍沒有根深蒂固的“方陣”傳統，他們的調整步伐相對要顯得輕靈些。特別是空軍，它巧借沙漠風暴的勢頭，把師級編制一風吹，全部取消；順勢又將所有的作戰飛行聯隊改為合成聯隊，率先完成了第一輪體制編制的改革。在把“全球到達，全球力量”確定為新的空軍戰略目標後，它又繼續煽動改革的翅膀，開始試驗由約翰•江珀空軍中將提出的建立“空軍遠征部隊”的方案。根據這位元將軍的設想，所謂空軍遠征部隊，是由一支1175人和34架旨在奪取空中優勢、實施空中打擊、壓制敵空防力量及空中加油等飛機組成的、能在命令下達後48小時內到達戰區、並在衝突全過程保持空中作戰能力的精悍部隊。在這方面，美空軍的行動可謂是超音速，目前已組建了三支“空軍遠征部隊”並完成了實兵部署。當第四、第五支這樣的部隊開始組建時，它的前三支“空軍遠征部隊”已經在“南方瞭望”、“沙漠驚雷”等軍事行動中嶄露崢嶸[21]。 對海軍而言，既然已經有了《前沿……由海向陸》的新戰略，組建由海軍艦隊和陸戰隊混編的遠征部隊便是順理成章的事。與舉步維艱的陸軍、狂飄突進的空軍不同，海軍更樂意通過一次又一次的演習和實戰來打磨“海軍遠征部隊”的構想。從1992年5月大西洋總部的“海洋冒險”、歐洲總部的“雙重突擊”、太平洋總部的“無聲殺手”、陸戰隊的“海龍”演習，到建立伊拉克南部禁飛區的“警惕南方”、威懾伊拉克的“警惕勇士”，以及在索馬里的“恢復希望”、波黑的“精幹衛兵”、海地的“維持民主”，每一次行動，海軍都在孜孜以求地試驗著自己的新編組[22]。他們給這支出一個航母戰鬥群、一個兩栖戒備大隊和海軍陸戰特設部隊組成的“海軍遠征軍”規定的任務是，迅速控制海洋並在沿海地區作戰。最令海軍感到意外和驚喜的是，這支遠征部隊所需的兩栖登陸裝備，竟然出乎意料地獲得了國會批准的預算資金[23]。美國政治家們對海軍近乎某種情結式的偏愛，使海軍特別是海軍陸戰隊走出了海灣戰爭時遭受冷遇的陰影，並在建立新的海軍體制編制後，對佔據美軍中第一軍種的地位充滿自信。 海灣戰後開始的體制編制改革，不僅調整了美軍內部結構，而且也推進了武器的研製和戰法的變化，甚至對美國國家戰略也造成了深遠的影響。小型、靈活、迅捷，既可用於軍事打擊，又能執行非戰爭軍事任務的“遠征軍”，成了各軍兵種競相採用的新編制模式，也成了美國政府手中方便又有效的工具。我們發現，由於有了這幾支得心應手的“殺手鐧”，甚至促成了一種令人擔憂的危險傾向：美國政府在處理國際事物時，已經變得越來越喜歡動武，出手也越來越快，並且是睚眥必報。這種軍隊與政府、軍事與政治的互動，正在使美軍從體制編制進而到戰略思想都開始經歷一次深刻的但也很難說不是災難性的變化。目前，美國國防部試圖著手把地面、空中和海上的遠征軍組成一體化的“聯合特遣部隊”，就是這一變化的最新步驟[24]。只是這種充分一體化後的部隊，在靈便迅捷地完成美國政府賦予的全球使命時，是否會以同樣的特點把美軍乃至美國拖進某個令其傷透腦筋的泥沼，現在還難以逆料。
我們說美國軍事理論滯後，僅僅是相對其先進的軍事技術而言。比之其他國家的軍人，美國人充滿技術色彩的軍事思想，在假定未來戰爭就是高技術戰爭這一尺度下，當然處於無人可及的領先地位。也許率先提出“新軍事革命”的蘇聯奧爾加科夫學派，是唯一出現過的一次例外。 即使是在美國這樣一個很容易傳播相接受新鮮事物的國家，事情也遠不像沙利卡什維利以為得那麼簡單，隨著他的退役，美軍中對“聯合構想”的批評漸漸多了起來，懷疑論重新抬頭。海軍陸戰隊認為，“不要將‘聯合’奉若神明，而去壓制有關未來軍隊編成的討論”，“聯合的一致性將導致軍種獨特性的喪失”，而這是與“強調競爭、多元化”的美國精神相違背的。空軍則委婉地表達了“2010年聯合構想必須在實踐中發展，並鼓勵軍種間相互學習”、“在這個變革的時代，實驗的時代，我們的思想要靈活，不能僵化”的意見[26]，海軍、陸軍在這方面的看法也相去不遠，大有將沙利卡什維利的心血毀於一旦之勢。可見，並不是只有發生在東方的改革才會出現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的境況。我們作為旁觀者，當然會對為了狹隘的集團利益犧牲一種可貴的思想扼腕而歎。因為“聯合戰役”、“聯合構想”的實質根本就不在於對軍種利益的肯定或剝奪，而是意圖使各軍種能在統一的戰場空間內實現聯合作戰，最大限度地降低各軍種自行其是的負面效應。顯然這是在尚未找到真正一體化軍隊的辦法之前，人們能夠想出的上乘戰法。只是這一可貴思想的局限性在於：它的起點和終點都落在了武力戰的層面，而沒能將“聯合”的視野，擴及到人類可能產生對抗行為的所有領域。這種思想上的缺陷在二十世紀行將結束、廣義戰爭的端倪已然露頭的時刻，顯得如此醒目，以至於如果沒有美國陸軍在1993年版《作戰綱要》中提出“全維作戰”的概念，我們簡直就會對美國軍事思想界的“貧血”感到驚訝。 這份被第13次修改後的綱領性檔，極富遠見地洞察到了美軍在今後若干年間可能面臨的種種挑戰，首次提出了“非戰爭軍事行動”的嶄新概念。正是由於有了這一概念，才使人們認識到進行全方位戰爭的可能性，也就便美國陸軍得以為自己的作戰理論找到了一個非常大氣的新名字——“全維作戰”。有意思的是。主持修訂美國陸軍1993年版《作戰綱要》並表現出強烈創新精神的，正是在海灣指揮第七軍時被人們指責為作戰保守的弗蘭克斯將軍。如果不是後來發生的事情改變了美國人的思維走向，這位戰後初任的陸軍訓練和條令司令部司令差點就讓美國軍事思想史產生一次歷史性突破。雖然在此版《作戰綱要》中，弗蘭克斯將軍和他的條令編寫組的軍官們，沒能理清“在整個戰區實施太空作戰支援下的統一的空中、地面、海上和特種作戰”與“在戰爭和非戰爭行動的各種可能行動中運用所掌握的一切手段，以最小的代價去果斷地完成受領的任何任務”這兩句話之間的巨大差異，更沒能發現在作為軍事行動的戰爭之外，還存在著遠為廣闊的非軍事戰爭行動的可能性，但它起碼指出了“全維作戰”應具有“全縱深、全高度、全正面、全時間、全頻譜、多手段”的特點，而這正是戰爭史上從未有過的作戰方式最具革命性的特徵[27]。 很可惜，美國人，準確地說是美國陸軍，過早地中止了這次革命。在一片反對聲中，曾在弗蘭克斯將軍麾下任團長、後擔任陸軍訓練與條令司令部聯合兵種司令的雷爾德，對其老上司的創意詰難最甚。此時的霍爾德中將己不是戰場上那個沖勁十足的霍爾德上校，這一回他扮演的是陸軍中保守傳統的代言人。他的看法是，“那種認為非戰爭軍事行動有一套自己的原則的想法，在作戰部隊中並不受歡迎，很多指揮官都反對把非戰爭行動與本義上的軍事行動區分開來”。在霍爾德的身後，“陸軍中已形成這樣一種共識，即把非戰爭行動區分出來單獨對待是一種錯誤的做法”。他們認為，如果把“非戰爭軍事行動”寫入基本條令，將會沖淡軍隊的尚武特徵，還可能導致軍隊行動的混亂。事情走到這一步，弗蘭克斯將軍的革命歸於流產就不可避免了。在後一任陸軍訓練與條令司令部司令哈佐格將軍授意下，霍爾德將軍和98年版《作戰綱要》的修訂小組，以“一組單一的原則涵蓋陸軍所有類型的軍事行動”為基調，終於對新綱要做出了重大修正。他們的做法是不再區分非戰爭行動與一般軍事行動，只是將作戰行動劃分為：進攻、防禦、穩定、支援四種類型，把原本已歸到非戰爭行動裏的救援、維和等任務，重又裝回作戰行動的老套，以使其能納入統一的作戰原則之下，而對“全維作戰”的概念則乾脆放棄[28]。表面上看，這是一次正本清源、刪繁就簡的舉動。而實際上，這是一次美國版的買櫝還珠。因為修訂後的新綱要，在消除尚未成熟的“非戰爭軍事行動”概念所帶來的理論混亂的同時，也順手遺棄了他們不經意間採摘的頗有價值的思想果實。看來在跳進一步退兩步的舞蹈時，所有的民族都無師自通。 不過，指出美國陸軍的短視，並不等於說“全維作戰”理論已無可指摘。剛好相反，這一理論從其概念的外延和內涵兩方面都存有顯而易見的缺陷。誠然，“全維作戰”已比此前任何軍事理論對作戰領域與方式的認識都寬泛了許多，但就其本質來看，依舊沒有脫逸出“軍事”的範疇，比如我們在前面提出的“非軍事戰爭行動”這一比軍事性戰爭行動含義更廣泛、起碼可以與其並駕齊驅的作戰領域和方式，就被排除在了美國軍人的視野之外——可恰恰正是這一大片領域才是未來軍人們和政治家發揮想像力和創造力的空間——因而也就不能算是真正意義上的“全維”。更何況“全維”一詞在美國陸軍那裏，還沒理清究竟是指幾何學上的空間維度，還是與戰爭相關的各種要素，亦或是二者兼指。就是說，它還處在語焉不詳、混沌不清的狀態。而如果理不清全維是指什麼，各維間的關係又是什麼，當然便無法充分展開這一原本極富潛力的概念。事實上，沒有人能在360度立體空間加時間再加其他非物理要素的全維度上展開一場戰爭，任何具體的戰爭總會有所側重，總是在有限的維度中展開，又總是在有限的維度中結束。唯一不同的，是在可以預見的將來，軍事行動將不再是戰爭的全部，而只是全維中的一維，甚至加上弗蘭克斯將軍提出的“非戰爭軍事行動”也還其不上是全維。只有再加上除軍事行動以外的一切“非軍事戰爭行動”，才可能實現完整意義上的全維作戰。需要指出的是，這一思想在海灣戰爭結束後的所有美軍軍事理論研究中，都不曾出現過[29]。儘管“非戰爭軍事行動”、“全維作戰”這些充滿創見的概念，已經相當逼近從軍事技術革命開始的軍事思想革命，可以說，它已經來到了崎嶇山路的最後一塊懸岩之下，距離大徹大悟的峰巔還有一步之遙。但就在這裏，美國人停了下來，一向在軍事技術和軍事思想兩方面都領先於世界各國的美國兔子，開始在這裏發出沉重的喘息。無論海灣戰後沙利文或弗蘭克斯們在多少篇軍事論文中發出“兔子跑吧”的呼喚，也不可能把所有的烏龜都甩在它的後面。 現在，或許該是倫奈•亨利中校[30]這些對別國的軍事革命能力提出質疑的美國人捫心自問的時候了： 為什麼沒有發生革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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