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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發一個被統派控制的台灣派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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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統煤救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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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統煤救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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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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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SARS傳染初期，因為防疫得當，創下「三零」紀錄—零死亡、零社區感染、病例零輸出，結果被台北市立和平醫院打破；前不久好不容易控制疫情，維持「雙零」—可能病例零、死亡病例零成長，豈料又被台北市立陽明醫院給毀了。

台北市政府那裡出了問題外界並不清楚，問題也許是出在醫院本身，但既有和平醫院前車之鑑，再發生陽明醫院的院內感染，市政府的督導能力顯然有很大的檢討空間，特別是陽明醫院，在5月下旬就有媒體爆料，指控該院自收治SARS病患後，院長即藉故常不在院內，內科主任也未到過SARS病房，媒體指控不一定是事實，但市府似乎沒有進一步了解防範，「雙零」若繼續維持，反倒有一點意外。

意外還多著呢，幾個出事醫院的懲處，台北市府也搞得裡外不是人，先是處罰了和平醫院三醫師，後又以有傳真市府沒收到嫁禍傳真機，而撤銷三醫師的罰款；和平醫院暴發院內感染，市府遲未懲處，在關渡醫院院內感染後，市府手腳奇快，針對關渡醫院開重罰，且聲稱是第一件罰單，但在衛生署對和平醫院開出罰單後，馬上改口說和平醫院才是第一件，因為公文延誤遲了幾天；和平醫院延誤未幾，昨天又傳出前關渡醫院院長懲處罰單至今未送出，當事人無從訴願，甚至內部對是否有延誤通報尚有歧見。

位於高雄縣的高雄長庚醫院自從五月十六日起因爆發院內感染而暫停門診、急診之後，鄰近的高雄市也飽受影響，但高雄市在這波抗SARS的戰役中，並沒有發生社區感染，市立醫院也沒有發生院內感染，更沒有一所學校因SARS而全校停課。

反觀台北市，爆發院內感染的源頭正是市府所屬的市立和平醫院，市長馬英九與前衛生局長邱淑媞不但督導不周，而且因為和平醫院惡意隱瞞疫情，連帶著將感染的危機帶到仁濟醫院以及其他醫院，又讓仁濟醫院成為後來的高雄長庚醫院疫情的感染源頭。

兩相比較，台北市長馬英九與高雄市長謝長廷的施政能力，很快分出勝負。

◆高雄市跑給SARS追

事實上，早在台灣尚不屬於疫區時，長期處理高雄棘手登革熱疫情的謝長廷便十分注意SARS疫情的發展，他很清楚面對疫情時，「預防總是勝於治療」，因此四月便與相關幕僚研究，聽取專業幕僚意見，研擬防疫的措施。

高雄市很多措施都是走在SARS疫情前面，如首創發燒咳嗽特別門診、四十八小時設置SARS篩選觀察中心、最早提倡健康自我管理等，這些措施也是高雄市在面對SARS病毒威脅後，順利達成「無社區感染、無市立醫院院內感染、無學校全校停課」三項目標的最大助力。

咳嗽發燒特別門診中心是四月廿八日成立的，當時正是台北市府因和平醫院封院而焦頭爛額之際。謝長廷在當地民眾的強烈抗議之下，堅持讓咳嗽發燒特別門診開張，為的就是避免一般診所因擔心被隔離而「從寬認定」，甚至隱匿疫情，形成防疫漏洞。

咳嗽發燒特別門診設立之後，懷疑自己可能感染SARS的民眾便前往特別門診就醫，門診醫師一旦發現疑似SARS病患，便會立即通報並予以隔離，儘管咳嗽門診多數皆非真正SARS病例，少數通報病例事後也多被排除，但咳嗽門診有效扮演起監控疫情的角色。

謝長廷也在中央發起「全民量體溫」運動之前，從五月七日至十六日為期十天，早一步發起包括量體溫在內的「自我健康管理」運動，請市民「每日早晚量體溫，少摸口鼻勤洗手，拱手有禮不握手，常保空氣多流通，少去密閉的場所，車船醫院戴口罩，非有必要不探病，戶外運動強體魄，生活規律保健康，小心預防勿驚慌」。

◆謝長廷盯住各角落

謝長廷認為，防疫就是考驗一個地區的衛生狀況以及個人的衛生習慣，個人的衛生習慣必須由個人自行執行，政府能做的有限，因此鼓勵市民養成良好的衛生習慣十分重要。而SARS潛伏期約為十天，若保持這些習慣，經過十天後，如果出現沒有發燒、咳嗽、呼吸急促等病徵，即可證明是健康的。

此外，為了事前防止SARS疫情擴大，謝長廷也十分注重居家隔離是否嚴格執行。為了進一步掌握居家隔離者的動態，高雄市也比內政部早一步採用視訊追蹤系統，每天掌握被隔離民眾在家的狀況。

市政府在Ａ級隔離者家中裝設視訊追蹤系統之後，高雄市內幾乎沒發生過被隔離者「趴趴走」的情況。而且一向善於利用資源的謝長廷並且未花市府一毛錢，一百套的視訊設備是由台灣固網與泛亞電信所捐出的。

謝長廷對嚴格落實居家隔離相當堅持，他認為如此才能有效防止SARS病毒在社區蔓延，並造成醫院、診所在不知情之下受到感染。因此嚴格要求市府徹底執行居家隔離的管理，若發現有違反居家隔離情形者，市府不但要嚴懲執行人員，對直屬長官也要行連坐處分。

此外，除了衛生局，謝長廷並授權市府督導各行政區之局處，亦能對違反居家隔離者開罰單。而對於居家隔離中失聯的民眾，市府除責成警察局全面協尋外，也嚴格開出罰單。這是謝長廷在SARS病毒尚未大量蔓延到高雄市之前所做的措施的一部份，因此高雄市在面對高雄長庚醫院爆發院內感染之後，能在短期內讓市民恢復正常生活。

◆台北市被SARS追著跑

但台北市在和平醫院疫情爆發之前做了什麼？四月中旬，前衛生局長邱淑媞多次召開記者會炮轟中央，企圖藉由SARS病毒炒作意識型態之爭，市政府並在發給市民的防疫手冊中，對於SARS疫情來源，刻意不提中國，只含糊提到越南、香港。

當時SARS多屬於境外移入者，由於居家隔離並未嚴格執行，四月底行政院召開防疫會議時，謝長廷便在會中建議嚴格的居家隔離政策，認為居家隔離「寧可過不要不及」，呼籲民眾忍受一時的不便以永絕後患，但當時馬英九卻因為怕引起民眾反彈而反對，以至於台北市的居家隔離措施執行不夠徹底，讓全體市民皆生活在恐懼當中。而台北市各醫院的發燒篩檢站，則是在台北市疫情已獲得控制的五月下旬才開始積極設立。

和平醫院爆發隱匿疫情與院內感染之後，台北市政府依舊採取「好事馬英九，壞事歐晉德」的原則，由副市長歐晉德面對外界的責難，而馬英九則仍是英雄。SARS疫情捅出馬市府執政以來最大的危機，對馬英九偏心的媒體也不免加入追究責任的行列，而馬英九的危機處理，並非仔細研擬後續防疫措施，而是邀請媒體要人替他在媒體上美言幾句。

◆馬英九不忘十八相送

另一方面，前衛生局長邱淑媞則竄改和平醫院護理長陳靜秋的通報資料，意圖掩飾和平醫院隱匿病情的責任。馬英九尚意圖以犧牲和平醫院院長吳康文，來保住邱淑媞，避免直接傷到自己，最後才在內外皆反彈的情況下批准邱淑媞的辭呈。邱淑媞的離職，也只不過是政治操作的一部份，邱淑媞下台前馬英九還來個「十八相送」，希望以「邱淑媞沒做錯事」來讓政治責任「到此為止」。

馬英九的政治風格與謝長廷的政治風格差了十萬八千里，施政魄力更是大不相同。相較於謝長廷強力設立咳嗽發燒專門門診的魄力，馬英九在面對國軍松山醫院與和平醫院改為SARS專責醫院居民抗爭時的表現，稱之為「軟腳蝦」決不誇張。

松山醫院正式改為SARS專責醫院的當天，台北市政府才向附近的民眾召開說明會，引起居民的憤憤不平。對於和平醫院是否改為SARS專責醫院，馬英九更是一下子宣佈要改，一下子又宣稱有困難，並將責任推給評估專家，最後連親民黨副主席張昭雄都看不過講了重話，馬英九又低調地讓和平醫院進行部分改裝。

在整個防疫過程中，馬英九先是炮打中央，事後又督導不周、隱匿實情、推卸責任、縮頭縮尾，而謝長廷則是事前便與中央配合、推廣預防、有效控制，因此也就不需要在事後做任何政治操作。同樣是直轄市的市民，北高兩市市民卻是兩樣心情。

中國「非典」煞疫（ＳＡＲＳ），重演「車諾堡事件」的爆發軌跡，越過台灣海峽，擊潰阿扁政府的防疫煞「三零」紀錄，在「中國台北」（Chinese Taipei）發生突變，終於再度併發了「台北症候群」（Chinese Taipei Syndrome）。這株病毒所引發的中國「非典」肺炎，以ＳＡＲＳ之名在美伊戰後，搶進世界的主要媒體焦點，成為新世紀的致命瘟疫，台灣也在多倫多，新加坡和香港之後，陷入煞疫風暴中，五月上旬進入高峰期，台灣面臨著中國「非典」殘酷的打擊。

「台北症候群」頭一次發作，給台北市帶來歷史性的大水災。發生在二○○一年納莉颱風肆虐後的九一七洪水，台北市府團隊在無知和大意下，只忙著在媒體鏡頭前作秀「養望」，「玉成抽水站」意外淪陷卻後知後覺，造成的水淹東區，也把最昂貴的捷運系統泡湯癱瘓。不過，災情之慘重卻在媒體專為馬市長打造的「無過失主義」（Mas No-fault Principle）庇蔭下，有如雲淡風輕般地被「吸收」消化了，災黎只有怨天而不尤人，把「罪不及上大夫」的中華文化發揮得淋漓盡致。「台北症候群」就是在媒體全面拱造的新政治偶像下，成為「中國台北」特有的政治文化，其光芒足以掩蓋任何施政的錯失，甚至形象更加「迷彩」，一年後再以「傾城」般的得票率，邁向連任之路，即使扁總統都得找機會「登府」拉攏一番，「溺愛」情深連統派媒體都會吃醋。這種「禍延庶民百姓」的台北文化，確是一項政治奇蹟！

第二次「台北症候群」的發作，卻給全台灣帶來歷史性的大疫災。來勢洶洶的中國「非典」煞疫在四月廿二日「意外」地攻陷台北市立和平醫院，疫情有如美英聯軍攻入巴格達一般，原本由衛生局長塑造有如「海珊共和衛隊」的馬氏防疫網，瞬間氣化得無影無蹤，台北市立即淪為危城，「台北症候群」的各種症狀在和平醫院的裡裡外外，透過人性的扭曲，爆發浮現，那是劣化社區品質的清晰呈現，尤其是幸災樂禍的媒體，在有意無意中，放大鏡頭在驚嚇人民，恐嚇台灣，讓疫情變得更複雜。二週後，世衛組織ＷＨＯ將台灣列入旅遊警戒區，步入中國香港的後塵，災情之慘重應屬空前！然而，台北市馬團隊依然層層被馬氏「無過失主義」所呵護著。

封院防疫的和平醫院，非常類似在十七年前發生核災事件的「車諾堡」的四號反應爐，疫災有如爆出的輻射塵，迅速往外擴散。最大的不同是反應爐可以立即被「石棺」封鎖，和平醫院卻繼續引爆更強烈的連鎖反應，在粗糙的決策和粗暴的執行下，引發醫務人員拋棄最基本的專業倫理，做搏命式的反抗與掙扎，馬市長還以「敵前叛逃」論處，這樣不可思議的鏡頭不只遠揚四海，更為往後封街設院提供最負面的示範。台灣社會的品質，讓外人看傻了眼，空洞化而失效的教育品質，也成為「台北症候群」主要的內在因素。

至於「台北症候群」的外在因素，當然和中國的「親密關係」互為因果。台灣的中國熱，不只是統派的「朝京團」頻繁往返於中國，每年的三、四月間在「返鄉祭祖」的浪潮下，即使廣東和香港疫情險惡，「民間交流」仍然暢旺，立委甚至趁火打劫要求三通直航。遺憾的是，由台北市示範的不適當又欠宣導的隔離政策，讓中國煞疫因交流而進入台灣，因恐懼和掩飾而變為潛行流竄，導致「仁濟醫院」隨即淪陷。雖然現狀讓台北市不再堅持抗拒中央的「干預」，但是疫情已經演變成「社區封街」的嚴厲狀態，台灣幾乎變成統派媒體預言中的「孤島」。中國「非典」終於「統一」了「中華台北」，和平醫院的殉職人員，也被北京收納為「中華英魂」，台灣部份媒體竟然以「與有榮焉」地轉播，播報員臉上還沾上幾許「喜氣」，和台北喪家的哀戚成了強烈的對比！「認賊作父」，隱然是「台北症候群」的另種特徵。

「台北症候群」的文化裡質，在水災和疫災的前後印證下並無不同，只是中國「非典」直截了當地展露其病理脈絡而已。災情慘重雖都是相同的結果，但都毫無損及馬市長的偶像民調，因為馬市長相當堅持對綠色中央的「不馴」，那也是孤臣孽子族的主要寄望。由此不難理解，正當疫情惡化之際，五月十日游揆召集「北市縣及桃縣首長」共商防疫對策，馬市長在記者會上先行離席，丟給記者一句：「回去研商可行性」，表達對台北特有「不群」的堅持。相較之下，一九七九年電影「大特寫」（China Syndrome）的情節就遜色不少；慶幸的是台灣的核電廠不屬「中國台北」管轄，否則台灣就得活在「台北車諾堡」的夢魘中。

（作者林碧堯╱東海大學教授、台灣中社會員）

北市民不要自攬責任，不想要讓你們承擔所以
責任，因為你們要買水桶，又要買沙袋又要戴口罩，
已經夠辛苦。

你們的市長太遜了。

這種首都市民有榮耀感嗎？
我在其他國家的首都市民都看不出來
像台北市那樣低迷的企圖心。

因為一國兩制咩。台北市一定要跟其他地方不一樣才行。如果都跟其他地方
一樣如何顯示俺台北的與眾不同，如何顯示俺台北市是中國特區的一部份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