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我不想談阿扁的憲法，不是他不重要，而是大家覺得他不重要，因此大家不提、不討論。既然如此，那我就提我自己的憲法。本人對本欄內容採取不主動回應的立場，因此若有人想和我討論，請另開欄位對話。對不起。
語言教育
我其實對台灣本省人的自覺與行動很失望，這一個台灣本省人當然包括我自己。我的妻子和我都是鶴佬家庭出身，我們在家都用鶴佬話交談，但因為兩者都在工作，所以小孩就麻煩奶媽照顧。奶媽也很用心照顧，但是小孩子的環境就是這樣，奶媽家的哥哥、姊姊回來，是用北京話和小孩交談，所以我的小孩也是說北京話的。我和妻子一直想要糾正他，但是效果不佳。當然我們也不趕去要求別人的小孩不可以用北京話和我的小孩交談。這樣因此也就眼睜睜看著小孩以北京話做為他的母語。

我們其實可以做很多事情的。很多人高唱要如何愛台灣，要愛台灣，其實不難。就弄出一個好的母語的小孩教學錄音帶、錄影帶就是一大工作了。聽到小孩在聽孫叔叔（孫越）講偉人的童年的北京話錄音帶，我就在想，其實這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做，為何沒有人做呢？另一方面，如果怕市場太小，得不到利潤，那就將一己的努力，放在網路上，供別的人下載，這也是一件很重要又很簡單的工作。但我卻看不到有人在做這樣的工作。

「台灣是一個國家」這樣的命題是很有爭議性的。在實質上台灣具有一個國家的所有特性：最高主權、人民、土地、政府。但世界上就是有一群人硬是要否定台灣是一個國家，這一群人還包括他的一部份國民。

對一個正常的國家，他們對他們自己國民的教育，會想盡辦法去尋找一些國民的優點，然後跟他國民講，你是這樣傑出，所以你要有自信，要勇敢的以這一個國家的國民為榮。請問台灣目前所強調的國民優點，是以台灣這一群人的特質發展出來的嗎？

對一個正常國家，他會將國家的發展設定在現實基礎上，然後向國民強調，根據這一個國家範圍、國土特性，建構他們的國家藍圖、國家願景，請問台灣目前所強調的國家藍圖、國家願景是以台灣這一國家領土為範圍、海洋國家特性為主體嗎？

對一個正常國家，他的國家歷史是以他的國民、國土為主體，發展而成。並由此讓他的國民知道他目前所居、所長之地，他的人民是怎麼發展而來，土地環境是如何演變。請問台灣的歷史教育真的是這樣嗎？

對一個正常國家，他們國民對泥土的愛是很真確的，不敢說含有無限的憐愛，至少擁有深沈的敬意。他的國家與泥土是一致，他的鄉土與國土是同義，絕不會鄉土是低階的愛，國家是尊嚴到幾乎不存在。請問我們的國家與自家環境的土地之愛，是否具有雙元認同？

在前述的三個偉大的夢，台灣人要和中國統一，中國人要和台灣統一，及日本人與中國的統一等三個夢，若放在實際狀況中，內容都是強國用以鼓勵他們國民進行國土擴張的夢想，所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只有台灣是弱國，我們作夢要和一個比台灣強大的國家「武力」統一，然後推動帝國主義政策，這不是很荒謬的想法嗎？但那樣的夢曾經是我們及我們上一代的人，夢寐以求的「白日夢」，那樣的夢，等於是要一個弱國國民以一個完全不符合他們國家的實力與條件，建立一個帝國主義想法的政權。這樣的想法若是回歸社會，有被社會實際的力量制約與點醒，也許還能避免衝動，但是當整整一兩個世代的人都以那樣的夢為努力方向，那這一個國家要走向災難就不遠了。

三民主義的解釋如果不一樣的問題。根據憲法第一條，其實隱含中華民國是一個宗教國家，只是他的宗教不是基督教、佛教，而是現代宗教-三民主義信仰。然而，就像宗教會有解經問題，三民主義難道沒有解經問題嗎？如果遇到這樣的問題，要怎樣解決？這種解經問題及其爭議，就將整個中華民國帶回中古歐洲世界，誰擁有聖經解釋權，誰就擁有天下。用這一個角度，我們才能理解為何高中的三民主義，一段孫中山講的話，就緊接一段蔣中正講的話，這是要確定三民主義的解經權是由蔣中正決定，從而確立蔣家、國民黨萬世一系的地位。但這是中古歐洲的想法，經過啟蒙時代後的現代社會，面對這樣的問題，他只說：「管他甚麼主義，只要有民意，你就有政權！只要是人，就有權利決定自己要信仰甚麼主義，管他哪一個人解釋某一個主義的哪一個說法是正確的，你相信，那就是正確，如此而已。」
原來我們經過繁複的高中以來的三民主義教育，並不是要我們成為現代國民，而是要我們重返中古歐洲的宗教信仰的爭執中。
廬山煙雨浙江潮
未到千般恨不消
及至到來無一物
廬山煙雨浙江潮

我前面那一篇有關中華民國憲法第一條爭議的討論，一定會有人這樣說，反正我們可以存其精神，靈巧應用。然後。。。面對這樣的對談，我只能苦笑。因為一旦模糊，就沒有是非，就會出現「寧為母狗」的行為，中國近代史與台灣的歷史發展，不就是這樣嗎？毛澤東面對國民黨的獨裁指控，提出一個新民主主義，一旦是新，國民就相信一定比舊的好，卻不去探究毛澤東的新是怎樣的新法，因為這樣的差不多，讓中國變色。

台灣目前也遇到這樣的問題，很多人希望在原本的憲法基礎上，發展下一步，不管是泛藍軍的走法，或是民進黨內部強調和諧等，都是一樣。如果一個一千萬平方公里、五億人口的中古大陸型國家，所擬定的憲法，可以適用在一個三萬六千平方公里、兩千三百萬人口的已經現代化的海洋型國家，那並不證明這一個憲法寫的多好，而是證明這一個憲法「有」跟「沒有」差不多，而這樣的國家視這樣的憲法及憲法解釋法則，如無物一般。

憲法法條的規定及執行，如果可以「差不多」，那經由憲法發展下來的六法及其執行，就會是「差不多」，這樣的國家就不會是已經現代化的法治國家，而是人治國家。

看著朋友給我的兒時照片，他和他父親很親近，他父親很疼他，因為人家都說他們長的很像。我想他父親小時候，他祖父應該也是很疼愛他才對。戰爭讓他流離失所，也讓我與他兒子有機會認識，歡度欣喜的童年。在孤燈下，我曾經想這樣的問題，如果沒有戰爭，也許人間不會有那麼多的悲劇吧！而規避戰爭，不僅有賴智慧，也有賴寬大、悲天的心胸。宋楚瑜在2000年後，想盡辦法要當總統，這是他個人的人生規劃，很難說錯。但是他想盡辦法要和中國統一，就很有問題。宋的父親帶宋到台灣，要宋及他的兄弟姊妹出國，甚至不要回來台灣，不就是希望他們的未來光明遠大，不就是要他們遠離戰火。說的更遠一點，他們那一代的悲劇，不要在他們的下一代及下下一代重現。宋鎮遠移民、入籍美國，其實是實現宋楚瑜父親的希望。現在台灣有機會、也有可能走向獨立，只要他成立，就可以讓支持宋楚瑜的千千萬萬的老兵，有一個避免戰火的家，老兵的下一代及下下一代，有一個不再流浪的未來，但宋楚瑜卻沒有這樣引領他們，反而背其道而行，透過台灣與中國再繼續的不確定關係，讓他們的未來繼續生活在恐怖當中。任何一個有良心的人都會覺得不忍，更不用說有悲天憫人胸懷的人。

很多支持連宋的人，其實在做一種自我毀滅的行為。一方面他要他的兒女出國，不要回台灣，所以台灣不是他的家。另外一方面，他又認為台灣是中國的，所以台灣不能獨立。問題是台灣如果不能獨立，則台灣將終日處在戰火的威脅下，這樣的威脅是他們所畏懼的，所以他們才要讓他們的後代子孫遠離戰火。推演到最後，反對獨立等於毀滅自己生存地方的安全。這樣的問題用於那些無力移民，或者他的後代子孫無力移民的人，更為精確。一方面他要安全，一方面他又要毀滅安全，這就是一種矛盾。而他們忠實的支持對象，所採用的政策，簡單一句話，就是要出賣他們的安全與利益，結果他們趨之若鶩。這樣的矛盾並不是我首先發現，但我們看不出外省菁英分子，曾對這樣的矛盾現象提出精確的論點，並且有力的引導台灣的外省人，不要作這樣自我毀滅的動作。

台灣獨立與移民在某種意義上是同義的，也是低成本的行為。很多外省人認為美國是他們移民的終止地，我們也看出許多外省人那種拼命要到美國的努力。但是他們並沒有仔細去想一個重要問題，到美國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要一個安全的生存環境，只要安全，他們的目的就達成一半以上了。至於美國比較經濟發達、比較好過活等等，我們只要細緻分析，就會發現那是決定移民美國後所產生的連帶理由而已。但是這一群人並沒有想到，假如台灣安全，則他們移民的動機將會消失，因為一旦安全，就沒有戰火，沒有戰火就不需要經歷戰亂，也就逃開他心中的最怕。所以追尋的安全，對一個理性的人來說，應該也是他選擇生存的重要選項。只要台灣安全，台灣與中國隔著台灣海峽或太平洋，意義是一樣的。然而很多外省人並沒有想到這一點，他們一方面要安全，另一方面卻又要將安全毀滅。我相信這樣的矛盾絕對可以找出一大堆的理由，但是在求生的意志絕決下，我堅決相信那樣的理由只是一種附帶、不重要的理由而已。

中華民國憲法並非重視人權的憲法。中華民國憲法可以分四部分，關於國家大原則的總綱方面；人權部分；政治體制部分；國家發展的目的部分。但這一部憲法的規定不好。從憲法的第一條「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就是錯誤！是先確定民有、民治與民享，再由人民的選擇，決定要不要三民主義！人民才是國家的主人，不是三民主義。也由這一個角度，我們可以看出中華民國憲法中，有關人民的基本人權規定的洋洋灑灑，可惜只是具文，沒有意義。因為那是從外國憲法中，抄出來的列舉條文，沒有具體意義。就是這樣，才會出現憲法第一條的荒謬條文，也會出現以五權憲法，增強政府權限的政治體制規劃。那樣的規劃基本上是違反近代文明及政治科學的基本原則。簡言之，是以統治者利益為主要考量，不惜侵犯人民基本權力的政治體制。

制憲的目的是增進、保障人權。制憲不應該從「總合」概念發出，然後考量整體國家的利益，再來規範個別組織、個人的利益。他應該從人的基本權力開始發展，從尊重每一個個人的選擇，這是自由權的問題，這一個自由權涉及到個人的自由及個人內在自由的問題，再由這一個選擇推演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係，也就是每一個個個人自由間的互動關係，那是建立在平等基礎上，然後在從這一個基礎上，發展個人與組織的關係、組織與國家的關係。這樣的基礎，這樣的推演既以個人的自由選擇為推論基礎，自然以保障人權為前提。這樣推演出來的組織運作道理，就是要保障人權、協助個人發展的國家體制。

這樣的制憲邏輯，是基於兩個角度：
第一是近代國家發展的基本原則。所謂的自由、平等精神，乃是一種從對人的尊重、對國家、政治權力不信任所發展出來的一套思考體系與法政理論，如果沒有顧慮這樣的發展歷史軌跡，反以國家利益為優先的制憲方式，不僅顛倒近代國家的思考邏輯，也喪失近代國家重視人權的原意。在那樣的國家體制下，發展的社會，決不是人們所期待的西歐式公民社會，也決不是由那樣的社會發展出來的資本主義或近似體制。特別在我們這樣會很輕易強調國家利益，要求個人要犧牲的社會中，憲法的運作最終將成為具文，憲法將會變成替專制體制背書的文章而已。

第二是基於海洋國家的特徵，台灣與英、法、美同是海洋國家，他們有相同的發展地理背景與條件，同時，台灣大多數民族也是以海洋民族的特性著稱，或以海洋民族所發展出來的歐美式國家體制為景仰對象，要建立那樣的社會，不是從國家的利益開始思考，而是容忍個人能夠盡力發揮自由權力的條件下，逐漸成長茁壯。台灣各民族所面臨的各種國際商業環境，台灣各民族的發展走向，莫不以國際環境為其舞台，這樣的客觀條件，只有伸張個人權力，讓個人有發揮空間，才能建立他們更輝煌的事業，尤其台灣又是一個36000平方公里的島嶼，國家體制不僅不能強調閉關自守，更要以舒張海外關係為要，這是台灣的條件。

台灣要的是甚麼主軸的憲法，這是很重要的。一個陸權國家與一個海權國家，他們對貿易、經濟的想法會不一樣，一個強調自保的國家，不會以維持世界和平為己任，最多只是促進世界和平而已。一個強調尊重私有財產的國家，一定會避免憲法中，有藐視私有財產的法律條文。當然一個尊重人權的國家，不會將「XX基於XX主義，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

我們努力的方向在文化、在經濟。如果我們將中國歷史教育仔細分析，他們除了領土擴張，就是政治統一，也就是說，除了政治與軍事，其他都不重要。這樣的精神也會融入在他們的憲法精神中，但他絕不適合台灣，因為台灣除了發展經濟、文化，其他都不是他最適合發展的方向。實際上，我們從國民生活的角度來看，領土擴張與政治統一是一個國家的上層問題，不是一般問題，將這一個問題以國民必須全面認知並且不斷強調，本身就是錯誤。國民所需要的並不是一個總合的利益，而是個別國民在這樣的國家內，所想要過的一般生活而已。經濟在此呈現重要的意義，有好的經濟，才有好的生活，忽略經濟活動而過渡強調政治，卻以「重利輕義」一詞掩飾這樣的缺失，那是不對的。哪一個強調國家要強大的皇帝，願意犧牲他遠高於一般人數千萬倍的生活享受？但他卻可以一方面重利，又一方面罵別人輕義，這種道德是不一致。在擁有相當的經濟生活條件後，很多人開始運用他的所得，追求不一樣的生活方式與享受，這一部份可以歸為文化生活。在一個普遍富庶的國家，經濟依舊最重要，但他卻隱藏在眾多且各式各樣的文化活動中，不被一般人所覺查到。廣告、商品設計既是經濟活動的一部份，也是文化活動的展現，只是一般人強調他的經濟性，卻忽略他所展現，正是這一個社會的文化。甚麼樣的文化是我們需要的？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但卻不是任何人可以回答，畢竟每一個人的感受不一樣。文化與經濟活動既是人民生活的主軸，也在我們之前的分析中，肯定他比國家領土擴張重要，國家的憲法就應該對此做更多且完整的規範。

加速文化發展將維繫這一個國家發展的重要動力。近五百年的世界歷史發展，表面上是許多偉大人才、現象的不斷出現，導致世界呈現今日的面貌。但是更深層的答案卻是有辦法讓自己的文化與人才發展的國家，主導了世局變化，而他們的成就導致別人的跟隨，才讓歷史發展的風貌有如此風味。英、法兩國在二次世界大戰後世沒落了。但是他的影響力依舊在，原因是他們以前的人才所建立的制度，到目前仍是主導世界文明的重要制度。更進一步說，近代世界各國文明很多是以各種變種的盎格魯薩克遜民族文明與變種的法蘭西民族文明在發展。文化是歷史發展的動力來源。

令人發笑的呆子教育。許多中國人經常會說，中國如果強大、海峽兩岸統一會。。。，從制度來說，對壓迫者而言是虛榮心，而被壓迫者還是被壓迫者；從私有財產權角度來說，他沒有意義，從民主政治來說，他造虐。國家利益是公有的，除非個人可以化作公法人，否則國家利益與個人利益根本不相等，甚至是互相衝突。國家擴張、強大與國內的壓迫制度、私有財產權與民主政治是有可能會互相影響，但關係不明確，所以很多人想到如果中國強大，那救。。。，彷彿自己就成了統治者，可惜是領土擴張與統治者、被統治者是不一樣的概念。秦漢強盛，被統治者依舊是被統治者，不屬於你的財產，不會因為你國家的強大，就變成屬於你的財產，除非你參與戰爭，並被允許去搶劫，問題是在你的幻想中，你並不是戰爭的參與者，只是幻想者。而在一個民主國家，一個國家的領土擴張，增加的土地，原本屬於別人的，還是別人的，原本屬於那一個國家的，依舊還是屬於國家的，和你的私有土地無關。在一個民主體制中，增加人民只表示多一些權利義務和你一樣的人，你並沒有因此而增加權力，但卻有可能因為戰爭而喪失利益。當然領土擴張對統治者的虛榮心幫忙很大，但可惜的是，大部分的國民都不是統治階級，而是被統治階級。

整部中國歷史課本，竟然是以一些無關國民切身利益的虛榮心與不合理的帝國主義想法貫穿其間，難怪這樣的國家會高喊打打殺殺。從國民教育來說，他既不正確也不正常。在現代世界中，一個國家的領土很難有更張的條件，因此訴諸領土變動為主的教育，不僅不正確，而且會導致國民陷入帝國主義的思維中。另一方面，對一個國家的國民，不管他的哪一方面的人文社會科學的訓練與內容，都應該是設定這一個國民在正常狀態下最常遇到、最應有的社會訓練才對，強調砍砍殺殺，不僅內容不宜，對絕大部分的國民來說，也不是正常會遇到的現象。從歷史長程與短程變化來說，領土變化只是歷史變化的一個剖面而已，並且是一個不應過份重視的面向，真正重要是這一群人在那樣的一段時間內，以哪一種方式進行各種生活文化，那才是重點！就以中國歷史課本強調的重點來說，他強調的重點也是錯誤的。並不是一個國家強大，所以他的人民很幸福、很爭氣。反而是因為這一個國家的國民很爭氣、制度很健全，才使得這一個國家強大，我們強調強大，卻忽略強大背後的深層意義，這樣的歷史教育本身就是錯誤，而這樣歷史教育的用心與重點也是錯誤的。簡言之，我們遇到的歷史教育，是一個錯得很離譜的歷史教育！

台灣在320以後所發生的現象，某種程度是一種獨裁政黨與民主國家並存的現象。不管泛藍軍怎麼認為，連戰在2000年敗選，理論上就應該進行檢討，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連戰沒有魅力，又沒有親和力。但國民黨並沒有檢討，依舊讓他出來。這樣的組織有問題。而連戰在2000年以後所推動的立法院干擾政策，很多角度都可以說是選輸不爽，在發少爺脾氣。國民黨那一些立法委員在立法院的表現，實際上是表演給他看，讓他爽。其中的權力關係，只是因為連戰佔有黨主席這一個位置，大家需要他釋放出來的政黨利益而已。

當個人利益優於國家時。320以後的泛藍軍抗爭，從國民黨的角度來說，我想很多人都會說是連戰選輸，所做的呸面行為。但是從理性的角度來說，連戰並非不理性。他利用宋楚瑜做壞人，延緩別人追究敗選的壓力，然後再繼續掌握黨主席的位置，只要這一個位置在他手中，他依舊可以東山再起。但連戰並不問他這樣的作法對國民黨、泛藍軍及國家傷害有多大。從這樣的邏輯理性與政治組織，透露了一些問題。他將個人利益放在政黨利益之上，然後又將政黨利益放在國家之上。這樣風格的人並不是只有他，其實在很多地方都看到。但我們關心的是這樣的人掌握政黨，尤其是有力的政黨，對社會大眾權利的威脅。在政治組織上，我相信很多人對連戰也不服，也不想和他共亡，但是整個政黨組織架構，讓身居黨主席、高位的人擁有難以牽制的力量，後面的人若想要有一點利益，只能順勢共存亡了。從這樣的角度，如果政治組織相對合理的話，我相信會有很多人出來糾正連戰在320以後的缺失，不需要等到410以後。同時，這對國民黨與整個國家也比較好。

國民黨的問題其實也指出政治組織中，存有一個獨裁因子，我們可不可以縱容他繼續存在，或者以政黨是個別組織，不是像政府那樣的公法人，所以不管呢？顯然不可以。一旦這一個獨裁因子擴張，他就有可能敗壞整個社會。今天國民黨的黨主席是連戰，一般認為他野心雖大，但還算守規矩。若是宋楚瑜的話，我想大家會很擔心。這就顯示政黨組織必需健全。我們不是台塑員工，王永慶的任何決策可以不理，但是政黨領袖一旦握有政權，所有的國民就會受他影響。因此政黨組織必需納入國家法律的規範內。

民主，就是民主。我們如果要成立一個民主國家，我想我們必需將我們的政黨以民主的方式處理。一個政黨決策對外其實是很獨裁的，一旦決議，黨員就要遵守，這是任何一個組織會運作的基本原理，我們無力推翻。但是這一個政黨的決策形式就很重要，他可以是民主的，也可以是寡頭、獨佔的，若是這樣，則這樣的政黨在議會表決，就呈現兩種結果，一個是呈現政黨領袖的想法，一個是呈現政黨內部廣泛決策人員的想法，我想後面才是我們要的。將這樣的決策型態納入國家體系，則會出現一個很重要的答案：

如果政黨決策模式有獨裁因子，最後的國家決策可能是獨裁的。
如果政黨決策模式是民主，最後的國家決策就會是民主的。

退出「中原」？退出「中原」！諸葛亮在隆中，對劉備提出的戰略概念，就是退出中原，爭霸天下。以劉備當時所據有的根據地，新野，連自保都有問題，更何況要進兵中原。所以諸葛亮首先不經意的點出劉備一心要爭霸中原，是一種痴心妄想的作法。其次，他點出善用別人尚未注意的邊陲力量，在當時，巴蜀是中原政權一直忽略的地方，但卻擁有強大的潛力，因為別人忽視，所以劉備僭取，遇到的阻力不大，但是他潛力強，對劉備爭霸天下的助力大。第三，諸葛亮也為劉備點出強弱之勢，他說出三國演義中，大家都知道，卻又不點明的大問題：劉備根本不曹操的對手。既然如此，就算劉表將荊、襄交給劉備，劉備依舊無法進兵中原。所以進兵中原之勢在於天下有變，而非據有荊襄、巴蜀之後。所謂天下有變，指的就是曹操過世以後的大局。因此在曹操過世之後，諸葛亮為劉備擘劃大局，就是鉗形戰略，一個是進兵秦川，走漢高祖劉邦的路，據有西秦，先保有半壁江山再說。另一條路則是派遣大將，直攻宛、洛（曹操帝國的心臟地帶），馬上握有天下。

我重視的是這一段話的前部分：退出中原。評論前面那一些東西，我目的在強調，認清自己的局勢，找出可以發展的方向。海峽兩岸在過去60年，都受到中國傳統的思維所影響，軍事決定一切，政治高於一切。除此之外，其他因素在看待國際關係上，都不重要。過往60年，台灣政軍的想法一直是反攻大陸，好像沒有反攻大陸，台灣就甚麼也沒有。中國（至少許多網友曾這樣表示）則是收復台灣，不惜一切。但這樣的想法是不對的。首先，目前的國際政經情勢，很難容忍一個國家的領土有大的改變，除非有強烈而正當的理由。台灣如果據有重要戰略地位，則台灣的歸屬權必然是國際強權關注的焦點，就算台灣政府願意無條件的成為中國的一部份，美國與日本也會出面干預，進行許多綿密且重要的規定，以減少這樣的變局對東亞均勢的影響。而台灣反攻大陸，那根本就是笑話。就算台灣有這樣的能力，美國與日本也不一定同意。假設蔣中正的軍隊（會有這樣的假設，是因為台灣至今為止，只有蔣中正這位總統在總統位置上，有這樣的想法）能夠據有長江以南，長江以北的共黨政權也會轉向依賴蘇聯，這樣的不確定變數太多，美國、日本不一定同意。更何況蔣中正的軍隊據有江南，這樣的可能性實在太低，美國根本不做這樣的想像。當然會有人說，我們反攻大陸，根本不需要美國同意。會說這樣話的人，我想是笨蛋（我指的是現在），美國只要將台灣武器補充的中止，國民黨的軍隊就沒戲唱了。另一個角度，假如讓老共橫越台灣海峽，那日本未來的經濟發展不就受制於中國，美國的太平洋霸權不就出現嚴重的漏洞了嗎？這一切都指出政治、軍事變動在東亞是不太可能以簡單了兩區域對抗處理的。既然台灣在政治、軍事方面都不可能有所行動，為何要像劉備死守新野，心向中原呢？

另一個「退出中原」的意義是放棄軍事、政治的稱霸，改以經濟發展為主。1945年之後的國際情勢，已經由原先的領土佔領為主的國際競爭，改以經濟發展為主體的競爭關係。甚至在1900以後，這種以經濟對抗為主軸的國際關係已經隱隱然成形，像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希法廷的「金融資本論」、布哈林的「帝國主義與世界經濟」，都已經指出這樣的發展情勢，原子彈出現更強化這樣的變化。當國界不易變動時，要改變影響力，就必須仰賴軍事與政治以外的力量—經濟。
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後，能夠執世界牛耳，乃是他的經濟力在當時佔世界一半，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辦琺和他對抗。美之後，國勢力會沒落，乃是他的國民生產毛額由原先佔世界一半降到世界的三分之一。隨後，美國的影響力再度擴張，並不是他們的政治力再伸張，而是他國內的科技與經濟重新站上強權位置，主導世界各國經濟發展使然。
與這一段時間相同的，日本、歐洲的經濟力擴張，讓他們的地位越加穩固，增強他們的政治地位。這些國家的領土都沒有改變，軍勢力也只能在發生爭執的地區使用，並不能加諸任何和平國家。
再以蘇聯和日本來說，蘇聯讓人家怕的時代是1950到1960年代的高速經濟發展，1960中期以後的蘇聯，就只能以他日漸擴大的軍勢力，驕其國力，此時卻也同時是他國力沒落的開始。
日本的政治力在於1960年代中期，確立他強大的經濟力，並以之增強他的軍事與政治力。1990年代，日本勢力沒落，乃是經濟成長出問題，並不是他的軍勢力不行，因為日本的軍隊在1945年以後到2003年，都沒有出過日本國土，他的軍事力在世界沒有影響力。

中國對外的影響力，在於經濟，而非軍事與政治。中國向來以其政治、軍事影響力居世界重要位置為榮。但他們卻不去想，他們現在的軍事力，對先進國家來說，根本是小兒科。他們的洲際飛彈、火箭、飛機等等，都是歐、日幾十年前就已經擁有的優勢了，中國再強調，根本是笑話。其次，中國除了對北韓、台灣海峽局勢有一點影響力外，其他地區，人家根本不理。美伊戰爭，法國與德國還敢大叫反美，中國連屁都不敢放。中國目前的對外影響力，是因為中國的經濟表象很繁榮之故，除此之外，世界各國都不會很重視他。甚至連經濟力量，也只是我們在鬼叫而已，要不然，世界經濟高峰會G8，為何不邀請中國？

台灣的國際戰略，應該以經濟為主。台灣已經被國民黨體制誤了數十年。中國在1966年原子彈試爆成功，實際上等於宣布國民黨武力反攻中國無望。此時不投入經濟發展，等於是自找死路。然而台灣本身在此的國家發展，卻呈現雙元分裂性格。一方面推動經濟，一方面還是不放棄武力反攻中國。這也就是說，從1966年到2000年，有一大群人被國民黨騙了，其中很多的軍事支出，基本上是浪費。現今世界政治強國中，都是經濟領先政治、軍事，硬要將政治、軍事取代經濟，那只有自取其辱。以台灣目前的發展，也是這樣，必須以充沛的經濟發展為主。硬是要強出頭，最後只要自取滅亡。我們看台灣過往的發展，其實在1950年以後，台灣在國際上的地位就是一個美國的附庸，這是國民黨不講的事實。不然，蔣中正一方面對內宣稱不承認中蘇友好條約，不承認外蒙獨立。但是外蒙要進聯合國，為何他不敢行使否決權？台灣的地位是因為1970年代，石油危機後，美國、日本必須產業升級，才將一部份的訂單都到東亞一些國家來，這才造就台灣的經濟奇蹟。也就是這樣的奇蹟，才有往後龐大的外匯與強大的外貿能力。讓台灣可以獨立負擔自己的軍事支出、台灣的商品得以行銷全世界，台灣的經濟發展讓人家刮目相看。台灣以往每年用了那麼多的錢在軍事，也不見台灣的軍事力在國際上多受人尊敬，台灣的軍事只是美國軍事工業的消費者及市場，美國國際安全體系的一環而已，台灣的政治力會被尊重，並不是兩蔣的獨裁，而是李登輝的民主。若沒有經濟，台灣今天甚麼也不是。

自衛性支出依舊需要。我不是說台灣不需要花錢買武器，而是超越台灣自衛以上的武力擴張，都沒有意義。因為台灣的武力擴張，必須是國際各種勢力許可下才能有的動作。舉例來說，不管美國賣台灣多少先進武器，除了自衛外。這些武器都不可能在台灣以外的地方使用，不然就會受到美國的政治、軍事制約。這也就是說，兩蔣時代的反攻大陸，相當程度是笑話。而在中國武力不斷擴張的條件下，提高台灣的軍備支出是一種自衛動作。

台灣走向經濟建國，有何意義？既然經濟是國際目前公認的國際比賽的標準「武器」，也是台灣經濟力可以自由進出和平地區（非中國地區）的力量，我們就應該要好好推動經濟發展，只有強化經濟擴張的力量，才能強化台灣在國際上的各種關係，也才可能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許多人在考量自己國家的國力時，都舉美蘇，但是問他們想居住的國家，很多都指出要住瑞士。瑞士的人口比台灣少，土地條件比台灣差。從稱霸世界的政治眼光來看，他一點都不夠格。但是他有著全世界前幾名的藥廠、咖啡公司及許多多多有名的產業，他的每人國民所得居世界前茅，生活環境令人羨慕。這些都是經濟力在支撐。瑞士的人口不多，但是高級的學府很多，學術很發達。瑞士人不需要佔領全世界，任何一塊瑞士以外的土地，但是他們的國家定位與經濟力，讓他們的國民可以到世界任何一個國家的任何一個地方，這是美、日、俄羅斯的國民所做不到的地方。台灣也可以具有這樣的優勢！

台灣的國旗所插之地，不需是台灣的國土。台灣人在1978年之後，不需將坦克開上中國，只要有美金，就可以「反攻大陸」。許多在上海、北京的高級飯店，他的所有權、經營權都是台灣人的。這塊土地當然屬於中國所管，但是在有限的歲月中，他的使用權是屬於台灣人的。也許有人認為這樣不夠，如果管轄權也屬於台灣，那該多好。也許這樣的想法是對的。但是，我手中如果有一兆美金，我會想，為了讓這一兆美金可以用在軍事上，讓我們的軍隊有可能（還只是有可能而已）佔領上海，然後在這一家飯店面前宣稱：這一家飯店不僅所有權、經營權是台灣人的，連土地所屬國家也是台灣！還是我讓這一兆美金好好應用，連倫敦、紐約、東京與巴黎，主要地段、飯店、企業都是台灣人經營，不僅插上該企業的旗幟，也插上台灣的國旗呢？我想這樣比天天喊著以軍事、政治反攻大陸，有理性且有利多了。

只有經濟與技術最容易穿透國界，成為影響世界的主流。忽視這樣的力量，最後都將失敗。
退出「中原」，稱霸天下！

在舊日幽雅環境消失中懺悔。中學以前，每一次我看到外國的風景照片，都會覺得他們的地方怎麼這樣漂亮，為何我們的地方不會呢？做為外國人真好，有那麼好的環境可以生活。直到高二時，我一個同學去爬山，拿了幾張他拍照的照片給我看，我覺得那樣的景致真的很漂亮，怎麼我以前不知道呢？當時我就在想，台灣的好，是不是沒有人報導，以致我們都認為好地方只有在台灣以外的地方才出現。隨後，我經常注意看我周遭的環境，數十年來的經驗累積，讓我感受很深，發現我對我環境的愛，竟然是從不斷的懊悔中反映出來。我小時候，住在一個小鎮的繁華市區中，從我們家走到小學的路上，必須經過一段很長的宿舍區，這些宿舍都是日據時代留下來的，除了建築形式是日本式的以外，每一家前面都有四、五坪的土地可以種花、種樹。在這一段路外，還有一段路很長，沿路兩旁，都種著尤加莉樹，樹蔭很大、很涼的路樹。當時並不覺得怎樣。我大學以後，看到一些美、日的社區照片，都覺得很美，真的很想在這樣的國家生活。但是這數年比較注意自己生活與環境變化，才驚覺我以前身在寶山不知好。我小時候的生活環境，就是日本人他們認為最好的環境，以這樣的方式建立他國家的都市。我當時就是在享受先進國家國民，所過的都市生活環境。也許我小時候，當時台灣經濟不好，每人國民所得不高，但是他的外在環境還是相當好，學生上下學，還有完整的體制在運作，路隊、小隊長、副隊長等都有。這一些制度，隨著台灣的經濟發展，一一被推翻，原本寧靜祥和的宿舍區已經沒有，代之以高樓與停車場。路樹則在追求經濟繁榮的藉口下，一一砍倒。路隊、小隊長制度也消失，因為家長有車子，可以載小孩上下學。經濟發展真的要這樣發展嗎？日本的小學依舊有路隊、小隊長制，他們的家長中，有車子的比例比我們高。他們對道路面積的需求也比我們強，但他們卻不是以砍倒一棵棵的路樹因應。至於原本寧靜的宿舍需要改建嗎？我住的小鎮，數十年來，人口也沒有怎樣增加，反而原本吵雜的宿舍喧鬧聲，因為下一輩紛紛出外求學、工作，現在都只剩下老夫妻兩人，原本的空間還略嫌太大呢！

反省台灣現代化的路。我在想，其實在日治時代規劃台灣都市發展的那一群人，他們的知識水準與能力，比之四、五十年後，統治台灣的這一群具中國國籍的菁英來說，他們的能力應該較弱，對這一塊土地的愛也應該較少，畢竟台灣是他們的殖民地，不是母國。但是他們為何為有成功、進步的都市建設，但我們沒有？我覺得他可能跟養成教育有關。台灣對知識份子的教育，都不是要建設好台灣，而是要反攻大陸，要將美好的東西帶回大陸，台灣是一個不重要的地方。另外一方面，我們的教育也不重視對環境的認識，許多教育盡量抽象、盡量對自己的土地沒有感情，所以我們也就漠視自己環境的觀察，更不要說他的發展。與這一個有關的問題，人們對大環境的變化，一般就無力左右，然而環境對人的影響卻是極為深遠。台灣的知識份子處在一個相當矛盾的條件下，屬於鄰里、鄉鎮等自治事項，許多知識份子不願也不屑介入，屬於市政、縣政的問題，又因個人的能力不行、影響力不夠，而不能介入。所以就鄉鎮鄰里的小範圍變化，任由一群相對較無知識的人在做事，至於縣市政府事項，又只有罵，卻沒有能力改變。因此，從這些角度來看，台灣的現代化，從環境的角度來說，是一個任由失控、沒有管理、沒有先進知識、知識份子引入的現代化過程。別人的現代化是凌亂走向秩序，我們是秩序走向凌亂。比較日據時代的統治官員心態與現代知識份子心態，我認為那是一種有愛與無愛的表現。因為有愛，所以即令是殖民地，也要將最好的東西帶進來。因為沒有愛，即使是自己的故鄉，都可以放著讓他爛！

台灣的教育文化與土地、人是無關的。在台灣接受、觀察那麼久的教育，我發現台灣的教育是一種意識型態的教育。那種教育內容要左右一個人的想法，特別是在做某一些政治、文化選擇實是這樣，但是脫離那些領域，在現實生活中，教育並沒有發揮積極正面的功能。然而國民黨要的政治、文化選擇經常不適生活中的重要因素，所以那樣的教育跟人的生活是連不在一起，這樣的現象對必需和人有關的社會科學、人文學問，關係特別密切，對於自然科學就不那麼重要。所以各位會看到台灣的經濟發展，很多人都說他是教育的結果，但是台灣的社會與人文發展有很多卻嚴重出問題。這就是台灣的自然教育比較貼近事實，也可以應用，但是台灣的人文社會教育很有問題。很多商人、學者的成就，並不是得自學校教育，而是自學與到國外學習。台灣這樣的教育在以往的國際經濟環境也許還有用，但是在未來就很難發揮作用。將這樣的問題，放在社會環境中，更可以看出台灣人文社會教育的失落。因為我們對環境沒有感情，又怎麼會關心我們生存的環境呢？台灣會那麼多人移民，並不是沒有道理的。

制憲是種宣示。我們將對環境的愛拿到憲法層次已經被很多人認為很誇張，我們更且是將他提到憲法層次。然而做為一個國家國民的基本條件，難道有很多其他因素會比「愛」更重要呢？沒有。台灣整體的教育既然對台灣沒有愛，那我們就不用期待國民喜歡這一群人、這一塊土地，這樣，成為這樣的國家有存在的意義嗎？沒有。制憲就是宣告一組行為模式，做為這一塊土地上、這一群人的一份子，你就要有成為這一個國家國民的基本條件。不僅憲法規定中的積極與消極條件必需符合，甚至其中還有很多根本無法行諸於文字的基本信念， 都必需完成。舉一個例子，能不能說「愛台灣」？這一個是基本前提，不用說大家都知道。身為日本人當然要愛日本，這是一個不需要證明的公理，但在台灣竟然有執政黨的重要國會領袖喊出「不要說愛台灣」，這就顯示台灣連基本身為國民的前提，都認識不清，那請問台灣是不是一個國家？將這種「愛自己國家」的前提納入憲法，並不表示這一個憲法制訂得很好，而是這一個國家的國民沒有資格被稱為國民，因為那是一種基本常識，不是知識。前一陣子歌手張惠妹被中國抵制，不能到哪裡演講，這基本上就是很正常的現象。如果台灣和中國是兩個不同的國家，中國當然可以為他的國家利益，阻止別國的國民、歌手到他的國家來表演。我們會陷入聲援、反對張惠妹，正表示我們對海峽兩岸，「一邊一國」的概念不清楚。更清楚的說，我們對自己國家的國土範圍、國民人數的概念根本不懂。類似這樣的問題還有一大堆，多到連數都很難數清楚。解決之道，決不是從教育上、課本上耳提面命，而是以一個形式，正式宣告台灣現有統治區域，與其他地區是互不隸屬的政治團體，這一個形式、儀式就是制憲。

憲法是情與義的剛嚴表示。憲法絕對不是像憲法條文那樣令人感到嚴肅的不可親近，他是淬煉我們對台灣的愛，所產生的結晶。憲法，就是規範我們這一個國家的全體國民，將以甚麼樣的形式、制度來發展、增益我們這一塊土地的這一群人永久的利益。其中有的就是愛、愛與無限的愛。如果對這一土地沒有愛，我們不會很用心的去規範一個條文，這樣的條文是經過各種方式的深思熟慮，也將在未來的十餘年、數十年內，將會適用這裡這一群人及其後代應用，而不需更改。那樣的條文那麼神奇，當然要許多的高手介入才能制訂，這就顯示憲法條文的剛正嚴謹。然而他的出發點就是「愛」！憲法許多的規定，很多人會覺得無情，但是，如果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卻是多情多義。「國民有服兵役的義務」，這句話有著肅殺的氣氛，但是就是因為國民的兵役要求，讓我們有更安全的生活環境，對這一土地上的另一群目前沒有當兵的人來說，是一種保障，對那一些服兵役的人來說，他是在保衛他的愛，是一種武士的精神與莊嚴的成人禮。當這一群人退伍，他們也將享受別人「國民有服兵役的義務」的好處。

如果你愛這一塊土地，你就不會讓他繼續委屈。我知道很多人反對制憲，他們的理由一大堆，我不想一一列舉。但是我要問，如果他的親人穿著不合身的衣服，他會要求他的親人將衣服換下嗎？如果他的好朋友有很強的能力，卻領很少的薪水，你會叫他跳槽嗎？如果各位很好的朋友要去別人家做「小」，你會鼓勵他去承擔「紙頭、紙尾無名」的身份壓力嗎？如果你的答案是不會。那你連別人都有這樣清澈的思維腦袋，怎麼對自己的利益竟然輕易放棄？你會熱愛別人，卻不愛自己；愛別人的小孩，卻輕忽自己小孩的利益。那是不正常的，而這就是我們教育要教我們的內容。如果你愛台灣，你願意他繼續受委屈嗎？

李登輝做到許多蔣經國沒有做到的事情，因為他有一個好制度。由蔣中正全力培植、在台灣掌權二十幾年的蔣經國，於民國58年就任行政院副院長時，就高喊十大政治革新，這是他要人民眼睛一亮的政策，也是他從政數十年來，覺得很重要的問題。然而這一件事情，直到他死于總統任內，都做的很不好。他任行政院副院長到他死時，台灣的政治革新不能說沒有進步，但是進步的不明顯。蔣經國想解決的這一個問題，並不是台灣特有，而是在中國文化、中國式政治、經濟制度下，必然出現的結果。兩蔣時代的官僚問題與清朝是一樣的，所不同只在清朝的官僚是受傳統中國經典教育，沒有現代文明的洗禮。但是國民黨時代的官僚卻有，至於官僚問題，都是一樣，只有官府威嚴差異以外，其他沒有很大的差別。革新官僚問題並不是李登輝最關心的問題，不然他也不會縱容黑金。李登輝最關心的問題，前期在於穩定政權，中期在於台灣民主化，後期在於鞏固民主及本土化。在這些大目標下，官僚問題根本排不上他關心的一欄表上。然而就是民主、不牽制言論，許多媒體不僅批評李登輝本人及其政府，也為了要讓李登輝出醜，連政府當中一些有的沒有的問題全部抖出來，迫使行政官僚體系在媒體監督下，被迫收斂修改。由於媒體曝光，會使很多高官知道，許多中低層的問題必須馬上解決。這樣的效應就如同全國有好幾十個蔣院長在巡視地方一樣，整個官僚體系為之改觀。李登輝的第二個革命就是總統直選，只要有能力、有選票，不需要中央關懷，你就有機會出來選總統。而要選總統，需要很多樁腳，縣市長就成了總統大選的大樁腳。就是這樣的機制，使得許多有能力的地方首長，都已建設地方、贏得口碑，做為以後躍登龍門的踏板。陳水扁主掌台北市，他努力工作的目標就是躍登上總統大位。宋楚瑜強調他全省走透透，目的也在當總統。乃至現在的謝長廷、馬英九都是這樣。許多傳統中國官僚問題，都在「做總統，大家有希望」的狀況下，被各有新的首長革除。除了這一些「大咖」之外，許多縣市首長也發現，他們雖然不能一步登天，像那一些「大咖」直接跳上去選總統，但是這一些要選總統的人，一定要仰賴他們做為地方選舉的大樁腳，才有機會選上。而成為大樁腳，就是要反映在縣政建設，縣民支持度上。所以這一些縣市長也努力建設、改善人民到政府機關辦事的觀感，做為他們的政績。如此在省市長直選後的十年，第一屆總統大選之後的八年，我們看到台灣很多地方的建設與政府的地方服務，都比以往有長足進步。蔣經國努力數十年要完成的事情，卻被李登輝以不到十年的時間完成。

好的制度比有能力的人重要。中國自明太祖朱元璋以來，六百多年都是為官僚體系的貪污腐化問題而頭痛不已。其間出來好幾位權大勢大、作風強悍、能力超人的皇帝、名臣，但都無法解決這一個問題。想不到他竟然被李登輝解決。我不認為李登輝的權力穩定杜、作風強悍性等能比得上朱元璋、張居正、雍正等人，甚至也看不出李登輝的能力一定比他們強。但李登輝卻解決他們想要解決卻無力解決的問題。其中的重點不在能力，而在李登輝的民主制度是一個好制度。

以競爭代替壟斷、以尊重人性代替命令人性。李登輝會解決他們的問題，很重要的差別在於李登輝所做的是一個開放的競爭體制，但他們，包括兩蔣，卻是封閉的獨裁體制。在開放的民主體制下，每一個人民都是國家的主人，都可以為自己利益去和政府官僚挑戰，官僚體制的權力與任意受到相當程度的制約。甚至官僚體系內部的傑出人才也不需討好長官，只要有人民肯定，他就有官位好做，就有升官機會。因此他們也會努力為自己的利益著想，強有力的監督自己的屬下，好好對待人民。說的更清楚一點，他就是透過人性對利益、利潤的貪婪之心，讓每一個人在追逐權力、利益之計，無形中達成革除或減少貪官污吏的問題。壟斷體制卻不然，在那一個體制中，最上面的人固然希望官僚體系要達成他想要的目標，然而下面的人若努力過頭、用心過度，也會影響其他相對比較沒有政績的人的表現，這一群人就有可能成為努力者往上爬的阻力。甚至產生「功高震主」而被拔除的現象。即令沒有這一些問題，貪官與上面的獎賞對一般官員固然都是好處，但他們的好處大小卻不一定，不必然升官比較好。所以上面的人要革除貪官，下面的人不必然要清廉自守。因此，我們可以看到蔣經國當行政院長時，風塵僕僕的各處巡視，表現出他親民、愛民的政風，但是他的十大建設卻讓很多人有貪污的機會，貪污與他要革除貪污，恰好形成對比。蔣經國對革新政治，不可謂不用心，但方法不對，成果自然不彰。

李登輝做到許多蔣經國沒有做到的事情，因為他有一個好制度。由蔣中正全力培植、在台灣掌權二十幾年的蔣經國，於民國58年就任行政院副院長時，就高喊十大政治革新，這是他要人民眼睛一亮的政策，也是他從政數十年來，覺得很重要的問題。然而這一件事情，直到他死于總統任內，都做的很不好。他任行政院副院長到他死時，台灣的政治革新不能說沒有進步，但是進步的不明顯。蔣經國想解決的這一個問題，並不是台灣特有，而是在中國文化、中國式政治、經濟制度下，必然出現的結果。兩蔣時代的官僚問題與清朝是一樣的，所不同只在清朝的官僚是受傳統中國經典教育，沒有現代文明的洗禮。但是國民黨時代的官僚卻有，至於官僚問題，都是一樣，只有官府威嚴差異以外，其他沒有很大的差別。革新官僚問題並不是李登輝最關心的問題，不然他也不會縱容黑金。李登輝最關心的問題，前期在於穩定政權，中期在於台灣民主化，後期在於鞏固民主及本土化。在這些大目標下，官僚問題根本排不上他關心的一欄表上。然而就是民主、不牽制言論，許多媒體不僅批評李登輝本人及其政府，也為了要讓李登輝出醜，連政府當中一些有的沒有的問題全部抖出來，迫使行政官僚體系在媒體監督下，被迫收斂修改。由於媒體曝光，會使很多高官知道，許多中低層的問題必須馬上解決。這樣的效應就如同全國有好幾十個蔣院長在巡視地方一樣，整個官僚體系為之改觀。李登輝的第二個革命就是總統直選，只要有能力、有選票，不需要中央關懷，你就有機會出來選總統。而要選總統，需要很多樁腳，縣市長就成了總統大選的大樁腳。就是這樣的機制，使得許多有能力的地方首長，都已建設地方、贏得口碑，做為以後躍登龍門的踏板。陳水扁主掌台北市，他努力工作的目標就是躍登上總統大位。宋楚瑜強調他全省走透透，目的也在當總統。乃至現在的謝長廷、馬英九都是這樣。許多傳統中國官僚問題，都在「做總統，大家有希望」的狀況下，被各有新的首長革除。除了這一些「大咖」之外，許多縣市首長也發現，他們雖然不能一步登天，像那一些「大咖」直接跳上去選總統，但是這一些要選總統的人，一定要仰賴他們做為地方選舉的大樁腳，才有機會選上。而成為大樁腳，就是要反映在縣政建設，縣民支持度上。所以這一些縣市長也努力建設、改善人民到政府機關辦事的觀感，做為他們的政績。如此在省市長直選後的十年，第一屆總統大選之後的八年，我們看到台灣很多地方的建設與政府的地方服務，都比以往有長足進步。蔣經國努力數十年要完成的事情，卻被李登輝以不到十年的時間完成。

好的制度比有能力的人重要。中國自明太祖朱元璋以來，六百多年都是為官僚體系的貪污腐化問題而頭痛不已。其間出來好幾位權大勢大、作風強悍、能力超人的皇帝、名臣，但都無法解決這一個問題。想不到他竟然被李登輝解決。我不認為李登輝的權力穩定杜、作風強悍性等能比得上朱元璋、張居正、雍正等人，甚至也看不出李登輝的能力一定比他們強。但李登輝卻解決他們想要解決卻無力解決的問題。其中的重點不在能力，而在李登輝的民主制度是一個好制度。

以競爭代替壟斷、以尊重人性代替命令人性。李登輝會解決他們的問題，很重要的差別在於李登輝所做的是一個開放的競爭體制，但他們，包括兩蔣，卻是封閉的獨裁體制。在開放的民主體制下，每一個人民都是國家的主人，都可以為自己利益去和政府官僚挑戰，官僚體制的權力與任意受到相當程度的制約。甚至官僚體系內部的傑出人才也不需討好長官，只要有人民肯定，他就有官位好做，就有升官機會。因此他們也會努力為自己的利益著想，強有力的監督自己的屬下，好好對待人民。說的更清楚一點，他就是透過人性對利益、利潤的貪婪之心，讓每一個人在追逐權力、利益之計，無形中達成革除或減少貪官污吏的問題。壟斷體制卻不然，在那一個體制中，最上面的人固然希望官僚體系要達成他想要的目標，然而下面的人若努力過頭、用心過度，也會影響其他相對比較沒有政績的人的表現，這一群人就有可能成為努力者往上爬的阻力。甚至產生「功高震主」而被拔除的現象。即令沒有這一些問題，貪官與上面的獎賞對一般官員固然都是好處，但他們的好處大小卻不一定，不必然升官比較好。所以上面的人要革除貪官，下面的人不必然要清廉自守。因此，我們可以看到蔣經國當行政院長時，風塵僕僕的各處巡視，表現出他親民、愛民的政風，但是他的十大建設卻讓很多人有貪污的機會，貪污與他要革除貪污，恰好形成對比。蔣經國對革新政治，不可謂不用心，但方法不對，成果自然不彰。

媒體先是商業團體，然後才是公器。很多人說媒體是公器，所以。。。，這些都是鬼扯。媒體成立的本身就是先以他能在市場上站立起來為首要目標，不然就是一份印的出來，賣不出去的印刷品，有甚麼用呢？電視台也是這樣，拼命報導，卻沒有人看，有甚麼鳥用呢？只有當他們站立起來，隨後才有後續的問題。

媒體的消息正確性問題是商譽問題，不是公器。媒體的功能就是要傳遞正確的資訊，必要的時候才又加上自己的看法。所以正確資訊是他提供商品的基本道德，消息有問題，就如同廠商提供瑕疵品，依法可以要求退貨。在消息正確的條件下，為了爭取更多人能夠看他們的新聞，才有提供獨家新聞的必要性，獨家新聞是一種商業活動中，提供特別新且好的促銷手法，是一種商業手法而已。而當一家報社（公司的別稱）不斷透過他的新聞報導，取得社會大眾支持時，他就成為一個令人重視的企業。報紙、報導就如同我們每天買的菜、喝的飲料一樣，他是一種商品。報導錯誤就有損商譽，如此簡單而已。

新聞是一種商品，然後才是公器。很多人會認為新聞報導會影響很多人在各方面決策，他應該算是一種公器。但各位仔細去想，一個理性人的決策是依據正確訊息，而不是訊息去做判斷，所以當一家報紙的訊息已經被證實會出問題的時候，他的訊息就不再像以往那樣，成為別人判斷事情的依據。訊息不被信任，那一個媒體也就不是一個令人尊敬的媒體，當然就不是公器。你能說壹週刊是公器嗎？公器事件立在他「被信任」的基礎上，也就是這一加媒體很重視他的商譽的條件上才能夠成立。假如一家新聞，他能夠珍惜商譽，他的報導都是正確，則他的消息就會成為別人決策的依據，此時，這一家報紙才具有「公器」的特性。為了讓這一個大家所信賴的公器發揮更大的作用，才有支持新聞自由的問題。

台灣的問題不是新聞自律問題，是人民對新聞的要求程度太低，又不敢公然告新聞。台灣的新聞經常出錯，台灣新聞市場是一個提供劣質且又不安全的商品，還經常出現瑕疵品，這樣的市場本來就是爛市場，如果消費者的反應快，本就應該放棄這個市場，或是公開譴責這一個市場，但是台灣人民沒有這樣做，當然會讓爛貨繼續。如果每一個被新聞亂報而受傷害的人都敢告媒體，發現錯誤訊息就公開譴責，甚至不去買他的報紙，我就不相信媒體的水準不會提高。至於新聞自律，那是不應該要求的項目。只要大家對新聞商品的水準要求高，他們自然就會玩出一套規則，那就是他們的新聞自律。

謝謝賜教. 的確清楚定位新聞媒體的公器與商業特性，才能避免媒體勒索。
這裡涉及憲政設計上『言論自由的保障』如何周全的問題, 所以希望本次制憲也一並研究如何參酌外國立法例, 適度保障『言論自由』, 又能防衛社會公共利益.

當下就是一旦告媒體, 他們動不動就抬出『言論自由』來擋, 甚至 指責檢調打壓『新聞自由』, 這樣辦起來也就困難多多, 想告的人也氣餒, 久了媒體自然橫行.

小弟以為:新聞媒體的公器與商業特性可以分別處理.

1. 商業性質的用商業配套提升新聞品質, 例如: 媒體記者編輯應比照技師通過資格考試發給證照, 並參加專業公會為會員之後, 才可以執行業務, 這樣可以維持一定的新聞品質, 通過專業公會的自律及執行業務規範, 包括吊牌 停牌 等, 可以約束會員的失序行為. 媒體不得錄用沒有擁有有效證照的人充當記者或編輯....... 這涉及人民工作權的憲法權利, 似乎也有必要在憲政設計上週全考慮.

2. 憲法性質的在憲法設計解決, 例如設憲法法院, 對於有關媒體言論的訴訟(包括搜索 扣押 強制處分.....等)由憲法法院專屬管轄, 充分保障言論自由, 又可收到較好的辦案效果. 告媒體也比較容易收到效果.

謝謝賜教. 的確清楚定位新聞媒體的公器與商業特性，才能避免媒體勒索。
這裡涉及憲政設計上『言論自由的保障』如何周全的問題, 所以希望本次制憲也一並研究如何參酌外國立法例, 適度保障『言論自由』, 又能防衛社會公共利益.

當下就是一旦告媒體, 他們動不動就抬出『言論自由』來擋, 甚至 指責檢調打壓『新聞自由』, 這樣辦起來也就困難多多, 想告的人也氣餒, 久了媒體自然橫行.

小弟以為:新聞媒體的公器與商業特性可以分別處理.

1. 商業性質的用商業配套提升新聞品質, 例如: 媒體記者編輯應比照技師通過資格考試發給證照, 並參加專業公會為會員之後, 才可以執行業務, 這樣可以維持一定的新聞品質, 通過專業公會的自律及執行業務規範, 包括吊牌 停牌 等, 可以約束會員的失序行為. 媒體不得錄用沒有擁有有效證照的人充當記者或編輯....... 這涉及人民工作權的憲法權利, 似乎也有必要在憲政設計上週全考慮.

2. 憲法性質的在憲法設計解決, 例如設憲法法院, 對於有關媒體言論的訴訟(包括搜索 扣押 強制處分.....等)由憲法法院專屬管轄, 充分保障言論自由, 又可收到較好的辦案效果. 告媒體也比較容易收到效果.

一、 「公器」，就是因為是公器，所以要建立在公評之上。就是公評不出現，所以沒有公器。許多媒體高唱要言論自由、新聞自由，請問除了他們同業之間，有誰認定他們的自由很重要呢？公器是信譽問題，新聞媒體先要注意他們的信譽，也就是他們生產的報紙消息，具有公信力，自然有人會為他們追求真相的努力，提供足夠的社會支撐力。

二、 台灣的媒體問題不在記者，而在媒體運作機制發展不公平，因為今天的新聞市場不是由競爭產生，所以經由新聞競爭市場產生的新聞訓練，很多在戒嚴時代派不上用場，西方的新聞自律也沒有意義。按照卓拔人才的管道看訓練嚴格度與頭腦清楚度來說（這是約略之談，不能說通例），政大、輔大、文化和世新新聞系的人才應該較強，但是台灣新聞市場有很大一塊、很長一段時間是由政戰學校新聞系掌控，這就不合理。

三、 現在報社規模大小和市場競爭無關，而與受國民黨黨國體制保護的時間和程度有關。言論市場亂七八糟，就是言論市場的影響者「出身不正」。如果你注意分析那一些報紙，你就會發現越年輕的報紙，所報導的內容越有可看性，反之，越老的報紙，他的可看性越低。而報社的年紀越長，受到國民黨保護的時間越長。其次，電視台中，越和國民黨這一個政黨關係越密切的電視台，新聞記者的水準越低。越和老電視台訓練出來的記者關係越密切，他的水準也越低。這種現象，一言以蔽之，那些報紙、新聞根本就是政治運作的報紙，而不是報導政治的報紙。這些和記者的腦袋、意識型態有關，而記者中，越和國民黨有關係，水準越差。你說要證照，要。。。，你能說中時傅建中、彭蕙仙水準差嗎？他們的功力不差，腦袋不差，就是良心差了一點，會利用他們手中的筆，按照他們的利益，將他們手中的消息，對他們有利的部分放大，不利的部分縮小。這一方面的問題是不能用執照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