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學生只是國民黨恐怖統治的冰山一角。很多人都知道馬英九在美國哈佛大學讀書時，當過職業學生。各位有沒有想想，在美國這一個國民黨權力打不到的地方，就用重金叫忠於他們的學生打探消息，監視留學生，那麼在他們權力統治達得到的台灣，就用更恐怖、直接的方法。國民黨在台灣統治所留下的傷痕，遠比他們在海外留下的惡行，更令人扼腕與痛恨！國民黨以往在國內各大學都有他們的學生社團與黨部，學校的教官與訓導處公然是國民黨的學校黨部，不僅對學生的操行打分數，甚至公然對學生平常的言行進行監督、做紀錄。這一份資料不僅會影響學生的操形成績，對男學生，也會影響到他們考預官、當兵的權力！不僅如此，各大專院校的校長都是國民黨學校黨部的主任委員，許多國民黨的政策都是透過他們的各級黨部，從中央命令到各學校、各院、各系的分支機構。在這樣的體制中，最吃香喝辣的，其實不是老師、系主任、院長，而是經由國民黨體制內的一些工作人員與老師。他們才是這一個學校的統治者，最有實權的一群人。馬英九這種海外職業學生，只是國民黨罪惡的末端行為而已。他在海外的行為，只是他這一類型的人，在國內行為的延長與複製而已。

在國內，國民黨可以經由他的政治力，對他認為有問題的人質皆進行懲罰動作，那樣的殺傷力，絕對比馬英九光只有收集資料更恐怖。看過台大哲學系事件相關資料的人，都會為馮滬祥的囂張行為感到驚訝，為何一位學生怎麼可能產生這麼強烈的肅殺。其實這樣的學生在以往並不是偶例，這樣的事件會發生乃是一群當時有骨氣的人所做的正義之聲，產生的結果而已，如果老師要妥協，這樣的問題就不會被掀出來。在戒嚴時代，很多完社團的人經常被當的一屁股，這是常識。然而活躍於黨部社團的成員，經常是許多老師很生氣、側目又無可奈何的學生，尤其善於經營關係者，甚至能高分過關。因為經過繁繁複複的關係，學生的黨部關係竟然可以打到系級、院級、校級單位，甚至打到國科會，影響老師的升等、研究經費。如果瞭解戒嚴時代台大國民黨社團領頭者在國民黨知青黨部的地位、和台大國民黨黨部主委台大校長的相互地位，就可以瞭解國民黨學校黨部學生的神通。台大如此，號稱黨校的政大也應該另有相稱的故事。這種有國際地位的國立大學校長，都出現學生黨部負責人和學校校長如此「平起平坐」，其他學術與社會聲望較低的大學，學生黨部的黨工過份的行為就更令人髮指。台大哲學系事件抬出的背後重要人物是王昇，國民黨在軍特系統的掌權人，那麼，與王昇平起平坐的李煥難道沒有對應的魔手深入校園黨部？蔣經國本身難道沒有直屬勢力要進入校園掌控嗎？

整個學校體系都籠罩在國民黨的陰影下。大學是台灣教育體系中自主性、自由性最強的一集教育單位，國民黨的控制都那麼強，等而下之的各級學校就更難脫出他的控制。國民黨的控制體系是從小學直到大學，高中有教官，高中也有一整套的控制體系。國中當然也是這樣，國中很多訓導人員都是軍中體系轉出來，甚至是外省人所掌握，就可見一斑。國小難道沒有嗎？當然有。國民黨對中小學的控制，比之大學更嚴重。因為大學教授有專業要求及凡複的海外關係，這是國民黨所不敢隨便得罪的對象，甚至是國民黨要利用的對象。但是中小學老師卻不一樣，他們是國民黨意識型態的複製者，也是國民黨「忠貞黨員」、「忠貞國民」複製過程的最前線，當然要綿密控制。瞭解台灣在戒嚴時代的師範教育，就知道國民黨對中小學的控制是從老師在接受教育時就動手了。沒有加入國民黨，就不要想要有好的職缺。

在這樣的控制體系中，我們可以充分瞭解，任何在那樣體系下的人，都不可能脫離他們的牽制。有人會問：難道人們不能拒絕國民黨的控制嗎？不能。只要要在這一個職業體系工作，你就必然會遇到國民黨動員的問題。動員力強弱不僅是個人升遷的問題，也可能成為上級評判你忠貞的依據，人可以拒絕誘惑，卻很難不畏懼迫害。人就算可以勇敢的面對迫害，卻經常不忍自己的親人為自己的理想、堅持而受到傷害。「橫眉冷對千夫指，伏首甘為孺子牛」。在國民黨的統治體系中，他要的就是齊一，你不能比別人傑出，這不僅招忌，也會引來別人的注意，「別有用心」。當然人們也不可以比「別人落後」，這是消極抵制，一定對國家的忠誠度有問題。循規蹈矩就是最好的保命做法。「循規蹈矩」就是合作中的不合作行為。

當然很多人在現在會強調在戒嚴時代要有道德力量。錯，在那一個綿密控制資訊，強塑意識型態的歲月中，所有偉大的道德力量都指向「忠於蔣中正」！在這樣的風潮下，為了蔣中正，任何殺人放火的行為不僅都可以原諒，甚至是要讚美的。跑到海外去殺人的陳啟禮說：「難道愛國有罪嗎？」為那一個時代寫下最畫龍點睛的一句。任何一個在那樣氣氛下的人，很難從生活中找到一個強有力的訊息，認為抵制不公不義的體制，是人們應該做的事情。李敖最強調他的俠骨與義氣，並曾用之譏笑本省人。他錯了。他的省籍背景與社會關係，讓他可以在社交、發生事情時，找到奧援他的力量，這是一般人，特別是一般的台灣人都不易有的權力。沒有文星就沒有才氣縱橫之名的李敖，但人們不清楚，文星的老闆蕭孟能就是老國代的兒子。沒有這樣綿密的社會關係，就不可能在那樣的時代，出現那樣引領風騷的雜誌，自然就不會有那樣的李敖。不然，解嚴那麼久了，李敖又搞出什麼引領風潮的事情呢？李敖由這樣的圈圈往外拓展，那樣的關係也是李敖保命囂張的條件，如果仔細閱讀李敖寫的一些有關他生活周遭的人地事物，就知道他生活環境的複雜。雷震犯了蔣中正、蔣經國眼中的滔天大罪，然而出獄後的雷震依舊可以和國民黨的老國代交往、酬祚。雷震的妻子宋英，還是國民黨的監察委員，一個可以領乾薪，二十幾年不講話的監察委員。在那樣的時代中，一個沒權沒勢的人，又有甚麼能力去抵抗國民黨的惡行呢？

如今泛國民黨藉著其殖民政權所殘留的『歪哥體制』，繼續享有特權利益，立院保障十五席，軍公教優退十八趴，老榮月俸一萬三，眷村改建豪宅『請采登記』，所以能繼續收攬泛藍民心，確保其族群『世襲利益』，凡此皆為異族統治才有的不平等待遇，台灣人民不起義革命也罷，竟然奉待這樣的政權五十幾年，被圈選的『台青』爭相簇擁的捧國民黨的LP，所以台灣人悲哀不止，繼續任人割宰而不自知。

這幾年的作為
可以把它寫入歷史中
教育後代
多麼可笑的政黨啊
執政時黑金盛行
在野時謠言滿天飛

國民黨對人民的壓迫，表面上是政治方面的壓迫，實際上是全面的。因為建立一個強有力的特務體系，又能阻止人民反抗，心悅誠服的接受領導，就必須進行教育，然而這樣的教育違反世界潮流，所以必須對資訊進行攔截與改裝。政治固然不允許人民過度介入，凡影響到他們統治利益的，也是他們干預的對象，文化、藝術、語言、宗教等等，一大堆和政治無關的東西也是他們要干預的對象。因為台灣的國民黨和共產黨一樣，都是一個富有改造社會熱誠的政黨，他們對他們統治的社會，能依循他們的想法進行改造，而且所有改造的過程與結果，都要和他們想要的一樣。因而國民黨的高壓統治，不僅僅是政治方面，而是全方位的改造。

國民黨不相信人民，更不相信受過日本教育的台灣人民。有人說台灣的體制分成本省、外省，分成泛綠軍與泛藍軍，這些劃分都不如台灣是一個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如此的劃分來的精確。在兩蔣國民黨統治台灣其間，真正統治台灣的，不是政府官員，而是國民黨相信的統治工具。機關首長面對黨工，只有臣服。因為黨工才是國民黨相信的對象，在這個體系中，他們可以吃香的、喝辣的，機關首長只是國民黨的統治工具。這種讓沒有名分的人擁有組織大權，形成另一種形式的錦衣衛。

生活在那樣體制下的人民，他們的所作所為並不是由自己所決定，而是由政治人物的利益所決定。而隨著政治人物的利益改變，他們的政策也跟著改變。以救國團為例。他剛成立的名字叫「中國反共抗俄救國團」，是國民黨的組織兼青年團，不僅要反共，而且要抗俄。隨後改名字為「中國反共救國團」，此時已經將前述的「抗俄」拿掉。現在又改成「救國團」，連反共的招牌也不要。這種不斷調整的過程顯示國民黨的政策改變。然而如果你提前做出國民黨要調整的政策，這也是不對的。許多人在民國60、70年代到中國，都被冠以通匪罪名，最後不能回到台灣。知名的記者羅大任、演員岳陽、方晴就是這樣。這也就是說在那樣的體制下，只有他們，國民黨的統治階級才有完全的行動自主權，其他人都是他們玩弄的棋子。違反他們規定的人就是犯罪、流放和死亡。

今天的上流下流劃分，並不是根據你的能力、財力或政黨信仰，其實是根據你的血液特性。甚至連血液的純度都是別人考量的對象。連戰，一個父親本省人，母親外省人的政治人物，他雖然當上泛藍軍的領袖，也操著外省腔調的國語，過著所謂上流人的生活方式，但他從來沒有被上流人當作是自己人。2000年，泛藍軍支持的對象是宋楚瑜，不是他。2004年，外省人支持的是有宋楚瑜當副手的連宋配，外加他默許未來將政權交給另一個正泛藍軍馬英九。從這樣的層次往下降，民進黨的掌權會引發泛藍軍的抗議，絕不是因為民進黨不是國民黨，而是他是本土政權，是奴隸翻身的政黨，這樣讓他們受不了。這種帶有血緣、種族身份的歧視，印證即令選票全面的藍化，講著一口流利的國語，在上流人的心中，你依舊是不入流。

那是整套價值體系的判斷。跟著上流下流的分辨，實際上，他不僅是種族與血緣的差別而已，還帶來依整套的價值判斷。凡是中國的就是好的，台灣就是不好的。中國化就是應該，台灣化就是不應該。如果我們說他是殖民統治，我覺得他比殖民統治更悲哀。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黑人文學家索因卡曾說非洲的殖民歧視，被殖民者還可以經由膚色，知道他們和殖民者的差異。」但我們不能。因為我們同膚色。甚至我們比被日本殖民還不如。日本人雖然和被殖民的台灣人是同膚色，但他們公然指出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差異。被殖民的台灣人還可以經由明確的自我被歧視，瞭解自己的悲劇。然而國民黨一方面強調兩者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卻用盡各種方法證明，不屬於他們那一部份的東西，都是低劣而不應保留。他從內心到外表，強迫教育他的被殖民者看不起自己。這樣的民族改造，用之於個人觀點分析，就是透過教育要被殖民者經由個人對血緣、自我文化的悔恨，來印證統治者的英明與偉大。接受者如此，不接受者則仍然要接受前述的侮辱，還要接受經濟生活的抵制。抵制統治文化，就是抵制在那一個體制接受高教育的機會，也就減少過好日子的機會。

我們要反攻大陸，拯救苦難同胞，重建祖國山河。但是我的小孩必需是美國人，擁有美國國籍。這樣的矛盾現象並不是現在才有，早在國民黨撤退來台就出現，然而國民黨可以一方面要台灣人民為他們的理想犧牲奮鬥，一方面又要奉獻他們的心力與財力，為這一些權貴他們子女的美國國籍來犧牲。我不相信精明如蔣經國看不到這樣的矛盾，我也不相信國民黨權貴之間不知道反攻大陸這樣的夢已經無法實現。然而他們可以一方面大大方方的說謊，一方面勇勇敢敢的犧牲一大群人的一生歲月。這樣的政權難道有公義嗎？而目前在台面上的一些泛藍軍權貴，他們和他們的父執輩，就是犧牲台灣整體人民一代青春歲月的人，我們可以輕易放棄這樣的控訴嗎？

在國民黨的統治體制中，若是強調他的殖民特性，他有很多別的殖民帝國一些特徵，然而更大的悲哀在於他們是一連串說謊的統治體系。1950年以後的國民黨教育文化，可以說是一個強制性很激烈的中國nationalism的教育文化。中國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強烈不真實性與虛偽性，在他們設計的教育中也強烈展現出來。然而更嚴重的是規劃這一套中國nationalism的統治階級，他們本身根本不是根據這一套文化在做事情，形成欺騙文化的再欺騙行為，或者說是欺騙文化的活生生樣本。從國民黨的統治上層全面而完整的要求他們的子女去外國留學，然後讓他子女的下一代去拿外國國籍，就可以證明他們推廣的中國nationalism的教育文化，並沒有在他們身上發揮效應。甚至他們一方面強迫在台灣的所有人要愛國，對不愛國的人施以身體與內心的羞辱，另一方面又自誇自己的下一代在台灣以外的地區，取得中華民國以外的國籍。他可以背叛中華民國，但是別人不可以。如果我們比較民進黨統治下的政策與國民黨的表現，經由nationalism的檢視，我們可以民進黨的中國nationalism，在實踐與口頭上都是不合格。國民黨的權跪在中國nationalism方面是口頭合格，行動上不合格。然而從nationalism的角度，民進黨實踐的是以台灣這一塊土地、這一群人的nationalism，這是一種現代的nationalism，民進黨的統治是成功的。不過國民黨權貴呢？當他們無法獲取政權時，他們不僅連中華民國都不談，甚至連他們以往的敵人都要擁抱。他們從口頭和行動都不符合他們以往宣稱的中華民國的nationalism。導致這樣的問題，並不是國民黨政策方向的問題，而是他們自始所喊的nationalism，不管是中國nationalism，或者說是中華民國的nationalism，都只是說說算了。我們從他們子女的國籍就知道。

不過對我們這一群被統治的人來說，那不僅是他們的錯誤，更且是我們的悲哀。為了他們「說說算了」的nationalism，我們不僅要配合他們的言詞，演出慷慨激昂的中華民國nationalism的戲碼，不真，還要被誣以不愛國的帽子。我們的受日本教育的上一代，還要忍受脫離日本nationalism的精神改造，重新生活在國民黨的中華民國nationalism的生活世界。有知識的他們，明知那是一連串的謊話，還要犧牲生命陪他們玩。生命的悲哀，就在於此。更悲慘的是你不能演的比他們逼真，他們會說你是傻子。陳映真就是一個例子，他演的比國民黨還真，所以他被關，被封做統派，也被國民黨權貴當作瘋子處理。你也不能演的比他們差很多，那將會帶給你無限的生命危機。

在戒嚴時代，一個無權無勢的人要如何自處事很困難的。有人說台灣政府對海外留學生的監視，每二十個人有一位監視人員，中國則是每五位有一位。對留學海外的監視是這樣的比例，那麼國民黨對國內的監視網絡就更密集。不僅很多單位都有人事單位公然進行監視工作，而且這樣的監視工作是當時台灣人民一種不成文的共識知識。在政府的公家單位，國民黨可以設計監督體系，在私人單位，他們當然也會有，連海外這種他管不到的地方都有綿密的監視體系，他管得到的地方為何沒有監督體系呢？所以在蔣經國時代，不管公家、私人單位都有國民黨他們的監視體系。職務上有監視權與職務上無明顯監視權，在執行政策上有差別。無明顯監視權的人，即令遇到有問題的人、事，他可以舉發，也可以不舉發，因為他可以諉稱我的本職沒有這一項工作。然而有監視權的人就沒有這樣的好處，發現有問題的人、事，如果不舉發，那是會被監視體系檢討，幾次失誤，還會被懷疑忠誠有問題。在戒嚴時代，忠誠有問題是比貪污更嚴重的指控。當然有人會說不要去碰那樣的職務，不就可以。在戒嚴時代，其實很困難。因為國民黨那麼綿密的監視體系，自然會空出那麼多本職、兼職的監視職務出來，而且通常職位升遷，就會碰到這樣的工作，想要不接受這樣的職務，並不容易。另一方面，那樣的工作又不是載明在各項工作手冊中，經常是你接到正職後，同時也指派這樣的兼職。除非你不升遷，否則很難拒絕。即令要拒絕，一旦被查明是因為不從事監視工作，則監視體系自然會有人出面來特別監視你的日常生活。一個無權無勢的人，能做甚麼呢？

監視是對道德良知的強烈考驗。我的朋友說，在它們接受的日本教育中，道德教育的比重是很高的，他當然不喜歡從事監視別人的工作，那不僅對執行監視者的道德是一種羞辱，也是對被監視者的行為，一種侮辱。一旦被任命這樣的工作，就出現道德危機。他也想拒絕，不過，拒絕就算被接受，難道你下一個職位就沒有被任命監視別人的機會嗎？這樣的任命一次又一次的拒絕，等於讓自己及家人暴露在另一個監視體系注意的對象與危機中。捍衛自己的道德，等於出賣自己家人的安全。而且，如果深刻瞭解國民黨專職監視體系運作內幕的人很多都知道，那一群人的道德水準是不太高，「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腐化。」監視體系中權力，因為很難公開查證，而且即令錯誤，那樣的體系也不會公然懲罰，無形中使那樣的權力膨脹很多，只要不順眼，一報上去，不管長官或同事，就有可能丟官，甚至家破人亡。某一個監視人員將他看不順眼的人冠以匪諜、台獨的頭銜，以茲邀功，不僅可以得獎賞，還可以報私仇。我的朋友請問我，假如有這樣的職務，你要不要拒絕當呢？道德良知的考驗在那樣的世代中，監視不是唯一會考驗道德良知的工作，也不是少見的工作。我的朋友承認他很膽小，他並沒有宏圖大願，他只要奉養他的寡母、妻子與兒女。他說，在那一個時代中，卑微的我，很難找到兼顧道德的工作。

相互監視也是一種監視工作。我曾經想，如果他是當老師，他也不會有這樣的道德衝突，後來發現錯了。老師固然比公務人員、機關團體的行政商務人員單純，然而當學生在學校講到一些政治問題，也會被列入注意對象，列入監督範圍中。許多政治犯小孩的回憶文章，都出現他們在學校被特務及老師公開的羞辱。有時候這樣的羞辱並不是老師很願意要做的事情，但是如果老師不做，讓其他同學認同政治犯小孩的行為，這一個老師也會被檢討、懷疑。那些很多還是台灣民主化初期的現象，在戒嚴時代更不用說了。有一個機會，我聽到謝聰敏說彭明敏教授那篇「台灣人自救宣言」，他是如何安排去找一個不識字的印刷廠老闆去印製時，我才深刻體會，當老師，也沒有機會不監視別人。

我問我的朋友，在那一個時代，你如何處理你的道德良知與工作衝突的問題。他苦笑著說：在道德良知中，做一些沒有工作道德的行為。每一個可能引發監視人員注意的人或事，經常有一些蛛絲馬跡。只要在發現可能出問題之前，對當事者打個招呼，一般來說，當事者都不會為難。這一件事情只要在我的轄區內沒有出事就可以。就監視別人這樣的職業道德來說，我違反我的職業道德，然而這樣的舉動卻讓當事者收斂，也讓一件可能被提報為政治事件的案例消失。他說，也許我沒有很高超的道德，但至少比專業的監視人員高。我的本業絕不在監視，也不想從監視事業中求得輝煌騰達。我去點醒當事者要小心，他如果不聽，我可能會提報。我這樣做，用現在的人權講法是不對的，但如果這一件事情落入專業的監視人員手中，整個事件就可能由無變有，由小變大。人權，是現在的流行的語言，當時，甚麼叫人權？說真的，我也不知道。

我再問他，你現在反省你在戒嚴時代所做的事情，你會不會反悔或有道德痛苦呢？他苦笑，並沒有直接回答我這一句話，他說，在我的職業生涯中，可能會因為職務因素，提報一些現象，但是並沒有一個我管轄的人因為我的提報，就被依肅殺的政治判決成問題人物，然後被更高階的監視人員處理，受到傷害。我並不是很有高道德的人，然而在那樣的日子裡，我如果吶喊，誰替我奉養我的老母與妻女呢？

我再問他，現在民主時代，很多戒嚴時代的黑暗面一一的掀出來，假如有你以前的同事指責你以前的監視工作，你要怎麼回應？他苦笑，苦澀的笑。他並沒有回答我這樣的問話。

您提到【「知匪不到，與匪諜同罪」。老師也是學校監督體系的一員，監督的對象不僅是學生，甚至包括同仁。在學校負責防諜工作的老師或行政人員，假如同仁有過份的言詞或舉動，他若不往上報，他就會受到傷害與迫害。】。。。讓我想起小學時代有一位類似共匪黨書記的【督察】,那令人不寒而慄的角色,就是幹這等在校區裡【黨小組會議】交心的監督會議,選舉時,不用說∼負責買票,傳播耳語...等等。

在這種老K黨裡白色恐怖氣壓下當執行者的,正是現在極端中國黨高舉紅旗者的前身,所為為何？
好聽的是【保密防諜】,難聽點是【控制台灣殖民地的思想行動】最佳利器！也是純正藍軍血統象徵。
君不見菜屎丸馬上被踢翻一邊,也象徵蔣光頭屠夫血統,回師中央,殺阿舍爺立威的一石二鳥神帝君？
讓老K裡的台灣狗群搞清楚狀況！【台灣狗永遠只是狗奴,別想在純藍血統王室裡忘了身分？】
可預見。。。當過光頭王朝老師的藍狗,將會吠得更賣力,否則,純藍王室血統,對台灣狗的手段夠凶殘,
且看敏感度高的阿春ㄚ∼∼昨日吠得比誰都賣力？......

年底本土政黨過半？我很悲觀........除非藍軍養的台灣吠狗奴會變成人？

另一部份，我會寫這一篇文章，主要在討論被壓迫者如何在龐大的犯罪機制下尋找生存之道，以解放在國民黨統治時期，被壓迫者的心靈困擾。

西方與非西方文明對「罪」的定義差別是很大的。假如我們仔細分析東西方對犯罪的定義，我們就會發現兩者的差別很大。對東方，所謂犯罪涉及到法律與倫理的認定。法律上不視為是犯罪，就不能看做是犯罪。另一個方面是道德方面的問題，一些殺人、不當妨害別人利益、個人可以抗拒卻不去抗拒的犯罪行為，都可以看做是犯罪，但是對別人沒有明顯傷害，也是個人無法抗拒的壓力，這樣的行為經常是可以原諒的。上述的分析甚至可以用積極與消極的角度來說，只要不是積極去傷害別人，即令身處容易犯罪位置，仍可以寬宥。反之，若是積極要去傷害別人，那麼處在甚麼位置都是不對的。東方的罪惡觀很佛家又消極，這在西方文化就不同了。西方人對罪的認定有宗教道德方面的先天性要求，凡是在宗教道德上認定不應該，就不能犯錯，個人必須要有為這樣的道德殉教的基本要求與準備。這樣的要求貫徹到法律上，就會出現個人應該對組織、環境各種不合理的要求，提出抗議與不合作態度，如此才能證明你的道德純潔性與沒有犯罪，否則法律就有權力追溯責任。東西德合併，西德對原本守衛柏林圍牆的衛兵，以機關槍掃射投奔自由的人，予以判刑，就是根據這樣的要求，這些衛兵從當時東德的規定來說並沒有錯，但是這樣的行為卻違反西方文化做為人的基本要求，所以他們要被判刑。這些衛兵如果在東方、在我們的社會，他們是可以被原諒的。這種文化差異使得這兩個社會對「罪」的認定不同。我不能說哪一個社會對「罪」的認定是對的，畢竟不同文化呈現在社會條件差異太大。一個不合理的規定下來，如果大家都接受，個人想要拒絕，其實也很困難，尤其從經驗來看，接受道德不公的命令，不僅沒有被罰，又經常受到獎賞，在此，拒絕可能不一定正確。更何況在東方，根本缺乏那一種標準的道德認定。一個奉公守法，並沒有做傷天害理的行為，這在東方的道德要求，已經足夠了。

不同的價值體系會出現不同的「偉大」。東方的價值體系既然和西方不一樣，認定的標準就有問題。柏楊曾經說一個故事，他說他被國民黨抓去關時，負責刑罰他的人之一劉展華，在他出獄後的一個朋友聚餐場合，他和劉展華同桌，劉展滑向他敬酒說：「過去的種種都是時代造成的錯誤，過去的就讓他過去了。」柏楊不接受。柏楊舉一個例子，一個日本人在二次世界大戰時，當日本特務警察，戰後特地向從日本到台灣，向一位台灣人道歉，他說：做為一個特務警察，我監視、捕捉你是對的，法律上、職務上我必須這樣做，至少不違反法律，但是我不應該用槍托打你，這已經超越我的職權，使你受辱，所以特地向你道歉。柏楊顯然對這樣的日本人、這樣的道德有某種程度的認同。我不一定同意柏楊這樣的講法，因為法律給予的職權不一定是對的，不然，「惡法亦法」就是對的。但我必須說，「在法律允許下的行為不一定是對的」的觀念在東方並不強調，東方強調的，在道德的角度是「不可以傷天害理」，在公務方面是「奉公守法」，如果法律有問題，那麼要追究責任的，應該是先追究設計這一個法律的政府單位、制度，而不是執行這一個法律的個人。不僅如此，在東方，「不執行惡法」不僅不被視為是英雄，甚至是違法行為。尤其在罪惡淵藪的極權專制的特務社會，更是如此。東方，既無西方的先天基督教道德，又無實踐那種道德的認知與環境，能用西方高道德標準來看到東方社會嗎？

近代國家與非近代國家的動員性對抵制道德瑕疵的困擾之影響不同。有人會提出拒絕出任有道德瑕疵工作的論點，強調道德的重要性。以國民黨全面而深刻的控制、動員社會的條件下，個人想要完全脫離國民黨這種非道德的指派，某種程度是很難拒絕的。政府中的許多職務，表面上都是公務，但他們會附帶一些非公務的工作，這些工作在移交過程中一併移交，所以個人在那一個體系中，如果抵制，也會受到後接任者的牽制，所以要嚴拒那樣的工作是很難拒絕的。在有點規模的企業，都會出現國民黨的黨組織，這些小組織常具有監視的附帶責任，表現傑出者，可以被甄選進入工會，當工會幹部，那是一個肥缺，也是國民黨監視體系的一環。擴而大之，「知匪不報，與匪諜同罪」，就讓執法者有很大的模糊空間，也讓很多人陷入道德危機。戒嚴時代，經常出現同寢室的人，一人被認定是共產黨同情者或台獨、整個寢室被抓去審訊、坐牢。此時某一位室友若是有嚴厲的政治主張，明明知道他的論點沒有錯，我們是要支持？漠然以對？還是報請相關單位處理呢？對印製彭明敏教授「台灣人自救宣言」的印刷廠來說，到底要申報給特務系統知道？拒絕印製？還是隱匿不報？我想很多人會困擾？對個人最安全的方式不是不報，而是最好從頭都不知道。但明明知道卻假裝不知道，根據西方的道德標準，這依舊是有道德瑕疵。近代國家這種全面性動員、控制的結構，其實讓想要抵制道德瑕疵者產生強烈的困擾。國民黨無孔不入的控制，必然會讓很多人想要潔身自愛而不可得。

我從前面的反省，深感個人的無力。一個身處在國民黨風聲鶴唳的強力壓制下，「活著是很辛苦而無奈」。我想一個曾經身處那樣的時代，又因為個人職業因素，必須兼有從事監視工作的人，他應該也會很不快樂。他的無力抗拒，正證明了我們這一個時代的幸福，感念到他們的苦悶，我想，讓那樣的情境不再重現，應該是我們這一代要做的重要事情。為了他們，也為了我們。特別當我看到泛藍軍高層為了奪回政權，甚至和中國，一個比國民黨戒嚴時代更恐怖的政權，在隔海相應和，甚至有互通款曲之嫌，我想我們不僅要讓泛綠軍國會過半，而且要打倒泛藍軍，唯有如此，才能讓以往的悲劇不再發生。

二、 個人處在戒嚴那種處境下，那種人的權力要如何解決。一般人討論都強調接受這樣任務或主動爭取這樣的任務，算是犯罪，應該要懲罰。然而一般並沒有討論到假如哪一個工作是被迫接受的話，我們要怎麼認定呢？假如他是少數、個別的案例，他們對社會的影響不會很大，但在辯證道德問題方面，依舊算是很有新意。我們覺得應該要深入討論這樣的問題。

我的重點不在sin，因為我們的社會很不強調這樣的概念，但是在台灣自由化後，台灣很多人在討論「共犯結構」，也在接受大量西方文化後，要以西方認定的罪責概念解釋台灣很多的社會現象。這些就產生不同制度、不同觀念下解釋罪責的問題。同時台灣被安排在共產黨化的國民黨下，那樣的社會不僅和台灣的文化概念不同，甚至和西方社會的概念也不同，我們要用甚麼方式處理這複雜體制下的「個人處境」。台灣目前的狀況就是有很多人對運用西方概念處理台灣問題，也運用的很順，問題是假如我們處在那樣的狀態下，我們如何自處？這涉及到指責別人犯罪的人，是否也應該設身處地的去想像別人的難處。我並不是要替他們卸責，畢竟它們接受那樣的職務，也獲取一些利益，尤其比之堅持道德清高者，更是如此。然而我們必須要問，接受這樣的職務如果不是本意，那樣怎樣處理？如果他本人在當時的時空下不認為是犯罪，又將如何處理？如果堅持道德清高，拒絕被任命那樣職務的人很少，甚至沒有，乃至在那肅殺的氣氛下，不敢拒絕者，又將怎樣處理？這種不是在自由意志下，被迫接受工作的狀況，我覺得在台灣戒嚴時代不僅很多，而且很廣泛，處理這樣的問題很重要。

「被迫接受工作」是一個很東方、很不自由時代的產物。運用西方概念去討論各項社會制度，必須注意他們那是一個經由競爭機制發展出來的文化與制度，社會上在許多方面也有共識，不可以輕易強迫別人做他不願意做的事情，特別是涉及到宗教「罪」的問題。但是在東方，普遍沒有這樣的概念，東方是建立在獨佔體制文化下的產物，一個人的政治才能如果不能在自己的國家內被重用，就等於一生報銷，不像西方還可以找別的國家去發揮。因而逆來順受是東方文化很重要的一部份，「被迫接受工作」就是在那樣的體制下產生的現象。因此「被動犯罪」就很容易出現在東方社會中。「被動犯罪」是犯罪，但是當一個人沒有選擇拒絕的權力時，不管這一個「不能選擇」是個人主觀認定或客觀事實就是這樣，這樣的犯罪怎麼處理？西方文化中曾經處理這樣的難題，偷東西是不對的，但是一個人如果不偷東西吃，就一定會死的話，他偷東西就不能算是犯罪，因為保護自己生命不僅是人的本能，也是宗教賦予的基本權力。其實在東方也有類似的概念，偷東西是不對的，但是如果父母飢餓，為父母去偷東西也是不罰的。這也就是說每一個國家文化都有一些超越一般認定的罪與罰，如果不在那樣的文化體系去理解，很多是很難懂的。同理，那麼在台灣戒嚴時代，為保護自己生命，去做一些可能危害別人的工作，卻又沒有執行這樣的指令，要如何處理呢？

殺人是不對的，但是在自己的家裡殺人，有些西方法律卻認定是無罪的。這種有罪無罪是法律認定，也可能進入某一些人的意識型態，認定這樣的無罪本身就是天生的無罪。既然如此，意識型態型態就成為很重要的行為標準，那麼我們在那樣的狀況下，我們要如何去追蹤那一些原本就不認為在戒嚴時代的某一些行為是對的人，他們的罪責呢？新的觀念判定他舊的行為是錯誤的，然而新觀念是他做為舊行為後出現的判斷標準，並不能因此稱他們為錯，就以法律從寬從輕原則，他們也有權力選擇罪責，而罪責的選擇與我們施用新觀念判斷他們的行為，也是不對的。

當然這樣的分析會產生很多的脫罪行為，但是做為法律哲學或是倫理哲學，我們必須對這樣的問題提出看法。
領導者應有領導者的罪責，他和一般人不一樣。對一個國家的法律邏輯，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然而對倫理哲學來說 ，統治者或上位者由於他有比較多的權力，所以他必須承擔較大的責任，從這一個角度來說，處在一個選擇機會很少的制度下，人們所承受的責任與處在選擇機會很多的制度下，當然會有不一樣的狀況。更進一步說，自由意志的選擇是決定罪責很重要的標準，我們可以說透過這樣的判定標準，我們才能夠進行跨制度、跨觀念間的分析。

自由意志的重要性在於行為的自主性。很多人目前強調原始狀況、先天的道德良心，但是這些東西放置在現實狀況都會出現爭議，不同文化可能出現不同的認定，而按照所謂的先天標準，又會產生忽略各民族、文化的差異性。即使在相同文化、相同制度下，也會出現不同客觀環境下的選擇問題。所以即令有人清楚知道某一些行為是不可以的，但客觀環境就是讓他不能這樣選擇。而這種客觀環境的限制，也會影響我們對「人」定罪的標準。

注意這種被迫性工作，實際上在東方有很多重要意義。許多人在分析過去的社會、歷史現象，都會產生一些不同時空下的判定標準。例如蔣中正對在中國時期，他對日本初期的軟弱態度，由於後來蔣中正有機會對日宣戰，又贏得勝利，所以很多人就不追究他前期政策的好與壞。但是對於汪精衛呢？汪精衛也是對日軟弱，他這樣的政策好不好？他沒有像蔣中正那麼幸運，有後期的抗戰證明他的偉大，但這樣就能說汪精衛不好嗎？顯然不能。相同例子，清朝康熙皇帝有機會打倒鼇拜。很多人都說他聰明，但其他沒有機會打倒權臣的人，我們要怎樣認定呢？就以台灣的例子來說，蔣中正、蔣經國對台灣的影響，誰比較好？目前大部分的人都說蔣經國比較好？這可以成立嗎？蔣經國如果不是選擇李登輝，讓後蔣經國時期展現民主、本土，由於欣賞李登輝的成就，進而嘉許蔣經國的成就。然而假如孫運璿不生病，權力不落入李登輝手中，你們會相信台灣後來的走向會民主化、本土化嗎？或者將蔣中正、蔣經國的統治時間對調，我們能推論蔣經國比蔣中正更民主嗎？這些都是疑問。當然我舉的很多例子不是被迫，但是在不同評價的統治者下，就會出現不同的評價。周佛海、陳公博難道就比蔣中正統治下的宋子文、孔祥熙不愛中國嗎？張文環、龍瑛宗的封筆，也不能證明他們比鍾肇政不愛台灣。廖文毅固然不好，然而假如讓他活過蔣經國世代，也許他也會講出一些令人驚訝的內幕。而廖文毅的侄兒廖史豪等，他們都有令人要解決、瞭解的重要秘密。我們若在當時的情境下，應該要怎樣處理呢？

選擇的自由本身就是很重要的判定標準。我們看到的許多引用外來標準去評論台灣以往政治人物、一般人的行為，經常忘記他們處在特殊條件，不能用西方正常社會的標準去看待。忽略東方社會的客觀差異。

選擇的代價是很重要的。選擇就會出現取與捨的問題，在互斥的兩個選項中，選擇會涉及到成本問題，選擇其中一案，就不能選擇其他方案，其他方案中，最有價值的，就是（機會）成本，也就是責任、代價。在相對較自由的社會中，人們選擇的機會較多，也比較不需要付出許多不必要的成本，在這樣的條件下，要展現個人意志、道德良心是相對比較容易。在戒嚴時代就比較難。相同職位，在解嚴與戒嚴時代所應該承擔的責任也不同。職位高低，所負擔的責任不同；職位內容不同，負擔的責任也不同。自願與被迫，他們的責任當然更不同。

不正常時代下的人們，經常有不正常的悲歌。在一個犯罪體制下，人們要規避犯罪的空間很小，甚至經由各項權益與利益的傳承，一些遠遠逃離犯罪體制的人，也不能說他們完全無罪。大者如戴安國者，他是蔣中正懷疑是自己的後代，卻成為他結拜兄長戴傳賢的子嗣。他長年擔任駐德國代表，在討論戒嚴、蔣介石罪責時，他並沒有，但是沒有蔣介石，他能夠擔任那一個職務嗎？同理，一個戒嚴體制下，強迫成為那一個互相監視體制下的公務人員子弟，他們和其他小孩一樣成長，他的父母也是付出勞力在工作。但就是在一個犯罪體制下，他當然不能說他完全沒有責任，至少他身上某一部份的利益和那一個犯罪體制有關。，我們可以說經由那樣的追究，很多人要逃離共犯結構是很困難。然而這些很多是無奈的，他是不正常時代的傷痕。即令現在是民主偶像，也有那一段不正常的罪責與苦悶。雷震曾是那一個共犯結構的高級官員，他的妻子在他入獄後，還當了數十年犯罪體制下的不改選監察委員。李敖的父親是高中老師，許信良、張俊宏曾任職國民黨的中央黨部，黃信介曾是老賊。李登輝是國民黨的高官，彭明敏是國民黨體制下的十大傑出青年，陳水扁領過國民黨的獎學金。陳水扁及年紀比他大的那一個世代的大學生，都曾被強迫或不自覺的加入國民黨。然而這又怎樣，在那一個體制下，有時候必須這樣才能生存，必須這樣才能避免不避要的傷害與付出，甚至必須這樣才能深入虎穴，改革體制。因而再那樣的大環境下，「犯罪」經常是不可避免，但重要是你是那一個體制的積極幫兇，還是為了生存的「應付」；重要的是有沒有在有限的選項下，做出最有良心的抉擇。李登輝曾經悲嘆他當過國民黨的所有高官，但是他的好朋友彭明敏卻必須流落海外數十年。從體制角度，彭明敏與李登輝當然是敵人，但是讓「彭明敏返國」絕對超過政務委員、台北市長、省主席及副總統的權限。過份逾越權限，不僅不能幫助別人，甚至帶給自己危機。即令當上總統，李登輝還是不一定有能力讓他的老朋友回國。這些都指出深入討論罪責，也應該討論與罪責同時的權力選擇與作為問題。

回顧在於重建社會倫理。以往根據西方的共犯結構論點，我們幾乎可以說在那樣的戒嚴、強迫體制下，很少人會成為漏網之魚，每一個人都是罪犯。然而那是一種「質」的分析，「每一個人都罪犯」也有犯罪輕重的問題，當然也有受益多寡的差異，我們不能因為大家都犯罪，所以每一個人都該死，這樣對犯輕罪的人不公平，對沒有選擇自由或較少自由的人也不公平。當然，我們也不可以因為大家都犯罪，所以都不追究他們的責任。回顧在於重建倫理，重建一套依賴比例與權責的社會倫理。我們要這樣的社會倫理也在追求一種社會公平。我相信很多處在過去戒嚴體制下，被迫做他們不要做的事情，那樣的人只要有強烈的道德心、責任感，就會有自責的現象。這樣的自責可能會形諸於行動，但更多卻將自己心中的陰影，潛藏在記憶深處，不敢告訴人。這樣的故事很多，這樣的事跡遍佈台灣各處。我們現在要探討的事情，就是希望建立一個可以「告解」的過程，也告訴他們，他心中的陰影、他過去的作為固然不對，但是過錯不應由他個人負擔，整個社會要進行社會重新反省，重估以前他們做的事情的社會責任，讓他們有機會走出心中的陰影。

認同無法在生活中實踐。泛藍軍找出一大堆理由，包括替台灣這一塊土地找母親，替台灣這一群人找祖先等跨行、跨業的行徑，並由此推論台灣必須和中國統一。但這些論點就算成立，就算有理，不僅鶴佬人、客家人不一定接受，就算他們自己也不一定會接受。最簡單的例子就是去問他或他的兒女要不要回中國，他的故鄉居住？他們用那麼多的心血，結果連自己、自己的小孩都不回故鄉，請問那樣的統一，意義在哪裡呢？有人說只要在中國的任何一個地方就可以。1949年來台灣的那些外省人，他們一大堆在中國是不曾到過上海、北京，現在他們強調統一、故國，結果他們要回的，卻不是故鄉，而是他們以往連去都未去過的地方去定居，這不是很荒謬嗎？而他們現在講的上海、北京的各項生活措施、制度，一般評價又低於台灣，那麼這一群人的選擇不就是笑話嗎？

「國家安全」的訴求也是笑話。「國家安全」、「反戰」是泛藍軍強調統一的另一項訴求。喊了數十年要去打人家，所謂「反攻大陸」，結果一淪落政權，就高喊「不可以打」、「一定打輸別人」，這不是笑話嗎？由避免戰爭而提出接受一國兩制或與之接近的一國兩府、邦聯體制等，證諸他們現在的反軍購，也很值得玩味。瞭解談判的人都知道，談判要得出對自己有利的結果，一定要有實力。與中國談判台灣的安全問題，當然要以堅實的國防實力做後盾，不然，中國為何要在談判過程中妥協，讓出較多的利益？而一旦現出要和中國和談，建構一個國內關係，西方先進國家的武器就不會賣給我們，他們可是和中國有對立關係。那也就是說台灣一旦要和談，就不可能有強有力的武力作後盾，談判的結果會對台灣不利。一個掌握台灣數十年政權的政黨，國民黨，竟然想不到這樣的問題，難怪國民黨在以往和中國共產黨談判都失敗。有這麼豐富失敗戰績的政黨，你還相信他？

泛藍軍的統一的爭議也是笑話。國防是抵制別國強制改變自己國家現況的武力基礎。台灣的統獨選擇就是那一股武力的控制權由自己或交由北京決定？統一就是將這一個權力交出去，獨立或維持現況就是自己握有那樣的權力。到底哪一種選擇能保障台灣現有體制，不是很簡單、清楚嗎？有人說中國的「一國兩制」不會改變台灣現況。既然如此，那就讓現況維持不就可以了，需要在台灣這一個中央政府上面，再多一個中央政府嗎？也許有人會說那樣中國會打過來，所以一國兩制會比較好。我可以說那樣的顧慮是多餘的。就是打不過來，所以他才要一國兩制，讓自己統治管理複雜化，不然西藏、新疆與中國本部如江蘇、浙江差異還大，為何他們不一國兩制？而要和香港、台灣一國兩制？以目前中國讓上海發展自由的程度，他們允許上海如香港一般的「一國兩制」也非不可，為何他們不要？因為香港背後有國際勢力在看、在做後盾，但上海沒有。所以若我們依從泛藍軍的論點，接受統一，那也就是讓台灣相對比較沒有國際勢力在支持，比較容易「上海話」、「內地化」，而不是如泛藍軍所講的安全。至於中國在台灣接受「一國兩制」後，會不會遵守承諾呢？各位只要看泛藍軍大家長蔣中正罵共產黨的話就知道了。老國民黨泛藍軍被騙走了一個大中國還不能覺醒，現在還要將僅存的一塊土地去讓共產黨騙，其愚不可及已昭然若揭，不用我多說。這樣笨的政黨及其領導者還敢宣稱若台灣在反軍購、更差的談判條件下，能和中國談出更好的條件，如果不是騙選民的選票，然後另有他圖之用，不然就是愚而自負。

那是納粹之聲！很多人將這一次的「非常報導」的事件看做是新聞自由、表演自由等等的問題，但這不是問題重心，整個事件被引導向這一方面是模糊真正焦點。引導者居心不良，被引導者頭腦不清楚。這個問題的核心是：政治人物竟然利用黑、白道勢力進行恐嚇。民主與不民主國家的界線是自由，而自由所產生的權利義務的評定是法律，而如何引用法律來決定是非則是司法。司法是決定爭執最重要、也應該是最必須被尊敬的權力。今天「非常報導」最重要的問題在於他的發行受到政治人物公然語言暴力，然後黑道封殺印製場、威脅演員，演員工會威脅演員，經濟部、台北市政府利用公權力威脅印製廠，甚至暗示如果讓泛藍軍掌權，將要進行政治報復。這已經不是普通違法，而是集體違法，而違法者在他的政治崇拜與信仰的基礎下，對他們的行為不僅不認為是違法，甚至是光榮的，並且要戮力進行這樣的違法。這種氣氛像極了納粹要掌權之前的社會現象，納粹鼓勵他的信仰者對一些他們看不順眼的人物、種族進行迫害，而整個社會竟然對這樣的行為竟沒有發出譴責的聲音，又以默然甚至鼓勵的行為，承認他的正當性。如果這樣的政治人物掌權後，他絕對會用他的政治權或明或暗的迫害現在的反對者，當然也會壓制現在的不支持者。同時會對現在支持他的黑、白道勢力進行獎賞行為。這有沒有像納粹掌權前後的現象呢？

我們關心的是基本人權問題。有關「非常報導」到底如何？可以用各種角度去討論，但是抵制他的方法只有一種：合法。尤其他所面對的是政治人物，政治人物更應該用合法得方式去解決這一種問題。當然宋楚瑜及其支持者會說他們一切合法，然而這些都是遁詞，當一個人或物，受到來自政治人的評論，所引發的各種反應，廣義來說都可以說是政治事件，而這種影響如果會讓當事人感受到心理或實質上的迫害，就是一種社會危機。因為政治人物有機會掌握國家大權，現在他的評論會讓合法的人感受的威脅，等到他掌握政權，那樣的威脅就很有可能實現。民主政治、法治社會一定要防範這樣的事情發生。今天「非常報導」的光碟片壓制不出，發行不出，查證的訊息是來自黑白道的威脅，這就是一種政治迫害，就是一種社會危機。有人說宋楚瑜不是執政者，所以不是政治迫害。這種說法不對。納粹對人民迫害，也不是從納粹掌權那一天開始，而是在他的氣勢起來以後，很多人都依照納粹黨的宣言與說法在壓迫他們不喜歡的人或事。執政者壓迫是政治迫害，在野政治人物壓迫也是政治迫害。

這是要發出聲音的重要時刻。很多人並不將「非常報導」視為政治事件，僅將他歸類在新聞、傳播自由方面的問題，但他們沒有細思整個事件，明的由統派媒體集體鞭打，暗的由偏藍經濟部官員關切、黑道威脅、抵制，整個過程是一個有系統、組織運作的現象。各位也沒有注意到，離總統大選尚有三個多月，藍綠尚未進入白熱化短兵相接的階段，泛藍軍就如此的大規模操兵演練，若正是進入的話，那時有誰說一句讓宋楚瑜不高興的話，後果不知道會如何？

假如中國在1945之前被日本統一，則1937年領導中國對抗日本的蔣中正，就不一定是民族英雄。就如同滿清入關後的南明諸王一般，那只是一個腐敗王朝的臨死掙扎、落日餘暉了。降清的洪承疇、吳三桂固是漢奸，但對促進中國民族融合，具有很重要的催化作用，他決不是華奸，而是民族英雄。就如同國民黨推崇的吳鳳一般，是一個世人要尊敬的對象。這個論點若成立，那麼汪精衛、陳公博、周佛海當然不是民族罪人，他是促進未來民族融合的大功臣。

現在很多強調台灣被需被中國統一的人，應該去想一想當中國被日本統一後，他們的感覺是甚麼？我前述的假設現象：中國被日本統一。就是建立在目前海峽兩岸的爭議中的不平等性。統獨爭議在台灣呈現不平等的狀況。台灣要獨，中國目前那一塊土地都不會減少，然而台灣要統一，中國的領土卻擴大，這樣就呈現台灣對前途選擇題目中，中國或偏統的人，基本上都不會讓中國現有領土減少，這就是一種不公平下的選擇，也反映不公平的心理。另一方面，中國少了台灣，影響不大，但是台灣被統，那些支持獨立的人就等於希望全部沒有，這也是一種不公平，所以我覺得有必要這樣的思索。

我的假設當然在現實不成立，不過這種現實不成立的狀況，卻也反映人心的自私面。吾人從而再自私面的邏輯推論，更可以看出假如大家立在相同的條件下，去思索相同的問題，我想很多事情就應該會有較相近的答案。當中國人高唱神聖的抗日戰爭時，他們有沒有想到中國的抗戰和台灣的抵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意義是極為相近，甚至更為重要。中國的抗日是一種民族戰爭，台灣的抗中，不僅含有民族戰爭的意義，也含有政治、經濟方面的問題。日本統有中國，日本也許會推動民族差別的政策，但他們對政治、經濟方面的干預就很難說會有大差別。即令有，在都是資本主義、都是型式的民主體制下，不可能出現全面而深刻的改變。然而中國統有台灣卻會有這樣的改變，畢竟中國發展的政治制度、所信仰的經濟制度，和台灣有很多方面的差別。就算民族問題方面，中國也不將在台灣的外省人視為是中國內地的人，台灣人在中國的定義就是住在台灣的這一群人。所以很多外省人，認為自己是中國大陸人，中國人也會這樣看待，那是一種沒有實際案例支撐的想像。中國勢力侵凌台灣，也是一種民族戰爭。

許多人認為他們和中國人是相同的人，那是從血統的角度去看待，然而這樣的想法，放置在現實也不一定成立。中國那麼大，誰能證明他和中國的維吾爾人士相同的呢？即使認為他們現有的居住地不能和他們的故鄉分為兩國，這樣的現象若發生，他們並不能接受。然而，他們為何能接受自己或自己的子弟、後代子孫移民美國的事實呢？顯然他們是在矛盾的邏輯下做出連自己也不覺得奇怪的矛盾事情。

要建設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一直是舊國民黨對台灣所有人民的承諾。然而當他們發現民主對他們不利時，他們就開始調整他們以前的訴求。他們說不能台獨。不能台獨本身不是民族問題，因為台灣就算獨立，統治台灣的這一群人，與台灣不獨立時，所統治的人是一樣的。台灣不能台獨，一言以蔽之，就是台灣不能放棄中國大陸的領土，就是這樣的命題，他們認為可以為此放棄民主、民生方面的理想，甚至連國家領導權歸於以往他們討厭的政府都可以。到底台灣獨立為何成為他們誓死反抗的答案呢？這應該很重要的命題，然而他們沒有資格回應這樣的問題。他們的誠信與矛盾行為讓人不相信他們的言論可信度。

將台灣獨立的問題納入國民黨的思考範圍之中，可以想見國民黨對於領土的重視度，遠比他們統治下人民要怎麼生活，更受他們重視。國民黨完整控制台灣已經數十年，這一段時間中，他們絕對有能力和機會推動民主改革，但是他們並沒有做。他們的理由是要反攻大陸，但是如果反攻大陸那麼重要，則為了要完成這樣目標的那一個世代人民，不就犧牲了民主生活的權力嗎？當然，國民黨也強調他們在台灣也推動民族主義和民生主義，他們真的有在推動這兩個主義嗎？這是很值得疑問的。我會這樣說，就是因為如果民族主義像他們那樣在推動，那台灣應該是中國的領土，國民黨的教育應該也要我們愛台灣，就如同愛自己的國家、領土一般。然而凡是強調愛台灣的政治思想，在兩蔣時代都被封殺，甚至被冠以台獨而抓去關。也就是說在台灣不能愛台灣，只能愛中國，這意味只有中國，也就是國民黨版圖裡面的秋海棠才是國家，台灣根本不是中國人的國家、領土。民族主義的認同不僅是人民、政府，也包括領土。國民黨封殺台灣愛，怎麼能說他們推動民族主義呢？至於民生主義就更不堪聞問了。由這一邊推論，國民黨所要做的事情，根本不是他們的三民主義，而是佔領。

原來你們也心知肚明，台灣人意識的將愈來愈多，
５１％敲響了國民黨執政的喪鐘，（以後可能會更多）
最害怕的是50年前早已不存在，又想借屍還魂的秋海棠吧！
認命吧∼你們這些該灰飛煙滅的獨佔利益者的時代結束了！

台聯台獨性的強與弱將會受到大環境而調整。台聯的屬性包含激進的台獨路線、相對保守的美麗島民主路線等。所不同者，當年的民進黨發展是以美麗島系統為領導層峰，而相對較支持台獨的新潮流系統、台獨勢力則是扮演強迫民進黨往台獨路線移動的勢力。但台聯在李登輝的影響下，他是激進台獨路線強迫保守路線往台灣獨立方向移動。

我們應該要走的路，就是繼續壓迫今日「李登輝」往台獨路線移動。今天的我們和以前的我們，從相對政治認同與路線觀察，扮演的角色都是一樣。往日，我們有一部份人可能較強調民主，而不敢講台獨，然而那樣的態度相對於當時李登輝當政的搖擺於保守與激進之前的政策來看，我們在當時也算是激進。就像我們現在強調台灣獨立，相對於民進黨政府，我們的主張也是較激進的。所以從相對位置來說，我們和以往一般，都是台灣政治光譜上的激進勢力。我們應該要秉持以往的態度，繼續鞭策民進黨往台獨路線移動，就如同往日我們鞭策李登輝總統要往民主路線移動一般。

支持台聯，就是逼民進黨政府不可以向相對保守、只求民主的一些民進黨內部勢力、泛藍軍有一些可能開明派過份遷就。這樣的動作並不奇怪，我們在以往也曾支持新潮流、獨盟牽制泛美麗島系統，甚至支持建國黨抵制施明德、許信良勢力和保守勢力妥協，同樣的，我們也將以相同的態度處理今日的政局。我們這樣的做法一定會造成陳水扁總統、民進黨政府的困擾，但同時也給他們往台獨路線移動，一個很好的藉口。

感謝國民黨的獨裁統治歷史，讓南嘉生得以繼續生活在戒嚴時代；感謝戒嚴時代的二分思維法，讓南嘉生得以劃分敵我勢不兩立；感謝劃分敵我勢不兩立的單一觀點，讓南嘉生得以反省敵人不思己身；感謝反省敵人不思己身的作為，讓南嘉生得以理直氣壯的批判泛藍，原來此次立委選舉的真義不是在為國舉材，而是為了防止警備總部再度復活！解嚴至今已將近二十年，以往國民黨獨裁統治的不義也被逐一挖掘出來，但是總統大選尚有六百四十多萬民眾支持國民黨，這是為甚麼？如果此次立委選舉泛綠未過半，南嘉生，獨裁歷史的悲劇是否又會重新上演？

2004阿扁連任後，連宋已經不是他的對手，對手已從泛藍轉變成中國，因此立委泛綠過半阿扁勢在必得，可以預期的是國會握有絕對優勢後，阿扁必須把握剩下不到三年半的任期改革，分分秒秒都是黃金時間，能否把握關係著他能否創造比你登輝還輝煌的歷史，李登輝先生在他的任內創造了許多歷史改革的奇蹟，源自青出於藍更勝於藍的壓力，阿扁自不能把改革當等閒看，你說他忽快忽慢，若非國會未過半，泛藍一直亂，以他市長任內的改革魄力，怎麼會駐足停擺？

公投制憲變更國體，國家才能正常化，此一目標目標不只是推翻五權體制，翻修政府組織架構，也包含挑戰中國領導人對台灣的容忍程度，如果說這就叫做激進的獨立路線，阿扁不敢作或搖擺，因而說需要台聯來推動，逼迫阿扁往獨立路線勇往直前，這部分我不認同，我不認為台聯有這麼大的力量可以單獨完成這件事。獨立路線能否快速達成，關鍵還是人民的支持。

台獨在台灣早已不是什麼禁忌，從1992年蔡同榮、陳唐山、張燦鍙等台獨領袖紛紛回國後，都能順利當選縣市長、立委，證明台獨在台灣社會尤其是南部已經是主流趨勢，台灣人接受台獨的比率逐年升高，政黨輪替後國軍也改以效忠台灣兩千三百萬人的生命安全而目標，電視扣應節目裡觀眾可以大聲嗆聲台獨的主張而被鼓掌與認同，獨立的意識型態比起國民黨統治時期可以說是大幅成長，這股力量更是支持民進黨大二次政黨輪替的主要力量。

先不論國民黨現在還有沒有六百四十多萬票？那是因為在這次大選之前，很多人不知道國民黨竟然是這樣一個輸不起的亂黨！犯藍怎麼這麼阿Ｑ？到現在還在想著自己有六百四十多萬票？當只有兩組候選人競爭時，得票數自然差距不會很大，除非有一方很肉腳，以國民黨五十幾年來的統治，在黨政軍公教一體、政商利益糾結、組織盤根錯節、黨工數倍於民進黨、統媒全力護持的情況下，拿到六百四十多萬票有什麼奇怪的？重點是陳呂為什麼比２０００年多了一百五十萬票？而不是為什麼連宋還有六百四十多萬票？為什麼不問連宋一加一以後怎麼只有六百四十多萬票？重點是連宋選輸了，輸一票也是輸！連宋有六百四十多萬票就能造反嗎？

>>以往國民黨為了彰顯自己是中華的惟一正統，全力批判中共的罪惡，以往國民黨為了灌輸民眾仇日心理，也一樣全力批判日本的罪惡，你為了打倒泛藍軍而批判國民黨的罪惡，承襲以往國民黨為特定目的而批判罪惡的手法，你不覺得你實在沒資格批判國民黨嗎？

這是什麼邏輯？現在犯藍軍就沒有為特定目的而批判民進黨嗎？為什麼不能批判不能打倒犯藍軍？如果犯藍軍得人心，誰也打不倒！
最不知反省的就是犯藍軍！誰在搞敵我勢不兩立？去看看３２０到現在，連宋跟犯藍立委說了那些煽動言論？國親新三黨，尤其是國民黨執政五十幾年，有為族群平等和諧做過什麼貢獻？打倒鏟除這種沒有台灣主體意識的親中黨何錯之有？

大部分你的觀點我都可以認同也認為情勢發展將如此，過去李登輝執政時，民進黨在體制外扮演火車頭衝撞體制內不合時宜的議題舉凡是廢除動員戡亂條款，廢除刑法一百條，廢除國民大會，總統直接選，李總統都有民進黨在體制外裡應外合，當時若非李登輝願意接住這些球，並拿來當作反擊黨非主流復辟派的利器，李登輝怎能順利完成許多項民主改革，並獲得「民主先生」的榮譽成就，這一段過程稱為「寧靜的革命」，李登輝因此在民間聲望很高，時勢所趨因勢利導，這不是歷史的偶然發展，而是歷史的必然發展，民進黨站在浪頭上衝浪，李登輝懂得在後頭亦步亦趨的跟進。

總統大選後，民進黨黨內傳出主席直選的聲音，當時傳出阿扁有意退讓黨主席，那時候我看到民進黨執政後的許多無奈，阿扁是執政黨的總統又兼主席，自己不能在像以前一樣，把許多改革議題拿到街頭去衝撞，改革法案只能寄望國親在立法院幫忙表決通過，因此寄望過王金平院長，也支持他續任立法院院長，選後藍軍靠立法院表決多數變相作亂，選後民進黨可以說是兩頭難，背負著執政黨的包袱，明知中國憲法不合台灣使用，明知國會亂象需要改革，但也只能等待立委過半，台聯並沒有像當年的民進黨帶頭上街頭與阿扁裡應外合，中華民國憲法選出來的總統不能直接挑釁中華民國的法統，改革的議題只能透過合法程序依法辦事，若是藍軍一直阻擋，也只能利用選舉場合拋出議題喚醒選民的目光，這個時候我們沒有看到台聯針對國會亂象出來衝撞，若是有，動作也不像民進黨當年的成果，除了制憲正名大方向的議題外，台聯不像當年的民進黨善於創造改革的議題，督促民進黨作出更多改革的讓步，於是所有改革的議題只能排在立法院程序委員會等待付委，改革的途徑只剩下立法院這個唯一窗口，這是阿扁執政與李登輝執政所不同地方。

支持台聯的獨派指責阿扁改革不力我不這麼認為，台聯沒有銜接民進黨在野時期的反對抗爭角色是原因之一，過去四年來，立法院成為亂源，其實是一個很好的議題，只是台聯沒有好好把握，台聯與民進黨有著不同的政黨背景與屬性，台聯來自國民黨本土派的出走，別說不習慣當在野的角色，連如何製造議題與民進黨裡應外合也是問題之一，我同意若非去年的九一六十五萬人正名大遊行，若非今年的228手牽手守護大台灣活動台聯辦得這麼成功，阿扁也許贏不了這次的選舉。但我不同意現在支持台聯會使獨立建國的力量大幅成長，用台聯制衡民進黨往獨派目標方向前進是沒錯，但若說台聯壯大，建國才會有希望，我不這麼認為，如果這項推論是正確，則這一次大選台聯席次應該大幅成長合理，甚至是全壘打才對，如果不是或不如預期，則原因出在哪裡，泛綠選民還是認為民進黨是比台聯更有能力對付中國，選民將制憲建國的希望寄託在民進黨身上就不言可喻。

出這口氣的人,好像很熟習[李狂傲]; 我則是首度看到李文.

【Henry】，不必太理會網友的作文，就如台北市的人渣，它們的發言都是【預設立場】。
【浪費時間與精神】不如教育下一代，反而有成就感。

【台聯與民進黨同是台灣派，應該同心協力才是最重要，何必一定非爭個誰輸贏。】

【台聯】的危機是要學習【老二哲學】，若是扛著【ㄚ輝精神】大家理應該投票給他們，那就是大錯特錯了。【台聯】原罪是國民黨本土派的亂來，也是【民主改革】的石頭，他們必須面對。

台灣人口2300萬人
2300萬減掉(537171*4)=2085萬人...(註:一家四口計)

1500億/2085萬=7194元/人.....連初生嬰兒都要負擔7194元

那些將自己子女送往國外，甚至一些華僑也是一樣，當他們高喊統一優於一切的時候，他們那個時候正在做「脫離中國」的工作。為何他們要「脫離中國」？不管他們講的理由是甚麼，基本上都不離現在的中國無法滿足他現在需要，所以他要他及他的子女短期或長期離開中國。對那些長期統治台灣的國民黨權貴來說，台灣現在的發展已經逐漸達成他們對台灣人民宣稱的自由、民主的境界，越接近他們希望他們子女住的國度的政治生活狀況，結果他們越不滿意台灣。再反觀台灣推動民主的歲月中，假不管是身居主流派、非主流派，我們可以瞭解，他們的立場是一致的：權力才是他們關心的問題，其他都不是。
兩蔣時代，他們有權，他們反共，拒絕統一。
李登輝時代，主流派有權，他們反共，拒絕統一。
非主流派無權，他們親共，鼓催統一。
陳水扁時代，
主流派的連宋無權，他們親共，鼓催統一。
連宋支持民主、自由嗎？當他們有權的時候，他們會宣稱他們支持。但這沒有意義，因為權力已經在他們手中，兩蔣不也是宣稱支持民主，但從不舉行具有民意基礎的總統大選。

高中時，我也算是思想比較早熟的高中生，買了幾本較偏左派的書籍來看，也很欣賞一些有名的共產人物，因為他們厲害。我這樣的想法決不是孤例，「人不輕狂枉少年」。當時也有平常不怎麼親近的朋友突然和我熟捻，也談了不少事，甚至附和我欣賞的共產世界人物，當時我也不以為意。

數十年後，我再回顧這一段歷史，想想那一位朋友的背景，我不禁想到，他是不是教官派來的人呢？也許是，也許不是，我不知道。只是我很慶幸，我讀的是台北的公立高中，不是鄉下的高中。一般國民黨的特務對台北學生比較不會那麼少見多怪。同時，我那單純的家庭背景，也讓別人在看我的安全資料時，不會被列為危險份子。

大學，我就讀社會科學院，研究許多有關社會科學方面的書籍，也接觸不少所謂「思想有問題」的書籍，那些有問題的書，許多內容，就是因為和三民主義不一樣，所以被列為有問題的書。那些有問題的人物，就是國民黨不對味的人，所以被列為黑名單。連一代諧星卓別林都被列為共產黨員，他的電影不能在台灣播出，傳說他的事蹟是禁忌。這不是可笑嗎？然而那樣可笑的事，在當時卻是可怕的事，誰知道有一點政治意識的人，哪天會不會被抓到警總去呢？思想警察連大學都有。

誰能管你的思想呢？憑甚麼說教官有資格管學生的思想？如果教官那麼厲害，他應該可以當大學老師，教大學生政治學、社會學和經濟學，可惜當時的教官連社會科學基本蹲馬步的功夫都不懂。他又有何能力瞭解你經由社會科學前提、邏輯、思考模式、理論推導出來的答案，就是正確或錯誤的呢？很多人都說自私是不好的，甚至說楊朱「拔一毛以利天下，不為」，是錯誤的。經濟學可以經由他的邏輯推論，自私是對的，對社會大眾是非常好的，因此，楊朱的行為並沒有錯。教官懂嗎？
價值判斷的問題。就算教官懂，我們從經濟學理論，也可以推演出經濟學大家凱因斯的理論可以得到相近於管制社會的結論，而這樣的結論在海耶克的論點中，凱因斯理論是共產世界的先聲。估不論海耶克的論點有多少信徒，但是他所呈現的價值判斷卻是很重要的問題。凱因斯反共，但他的理論會出現共產社會的某一些現象，誰決定凱因斯理論能不能提倡呢？這一切都是價值判斷。當名演員岳陽跑到中國，台灣全力封殺他在台灣電視上的所有鏡頭，但是調查局長沈之岳曾任毛澤東的秘書，誰又能證明他的思想沒有問題？一切都沒有科學依據，只是主觀認定。

白色恐怖已經過去了
我們要活在未來
否則不管台灣戰爭有無發生的可能
不管島上誰是泛藍誰是泛綠

你如果用你批評泛綠的標準來看泛藍，那還真是更貼切呀，我已經很大方了，都假定您說的
是真的．如果不是真的，而是你個人發洩，那你請自己看著辦吧！

就像我ㄧ個藍軍友人說的:
游錫堃,蘇貞昌,謝長廷這幾年真的做的很好
可惜他不是外省人不然我一定投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