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機會看已故日本Ozu Yasujiro （漢字為小津安二郎）導演的 Tokyo Monogatri （漢字為東京物語；英譯為Tokyo Story）。電影描寫年邁的父母滿懷興奮地從鄉下到東京看兒女。然而，中產階級的兒女事業繁忙，無暇陪伴父母。環繞簡單而低調的情節，描繪兩代不同的價值觀與對家庭關係的看法。經由導演與演員含蓄而精湛的鋪陳，拍攝出這部高品質的影片。Ozu的鏡頭，捕捉了二次大戰後日本社會變化的一面。優秀的導演，不但掌握電影的藝術層面，也表達他的社會觀察與分析。該片拍攝於1953年，而Ozu Yasujiro也於1963年去世。1993年轉錄為DVD時，同時也邀請7位外國導演、影評家共同紀念Ozu 90 冥誕。

7位受邀者，包含香港的Stanley Kwan， 芬蘭的Aki Kaurismaki， 法國的 Claire Denis， 英國的 Lindsey Anderson， 美國的 Paul Schrader，德國的 Wim Wenders， 與台灣的 Hou Hsiao-Hsien（侯孝賢）。他們是國際上頗有名聲的電影從業者。這個紀錄片經過個別獨白，讓他們表達對Ozu影片的感受與Ozu 對電影媒體的貢獻。

看過此片之後，有不少感觸。首先，是加深我對漢文與其它語文差異的認識。無論用芬蘭語，法語，英語或德語，五位受邀者提及Ozu 時，都是根據日文發音。然而，香港與台灣的導演提及Ozu時，則是以漢字讀「小津」兩字！類似地，其它導演談到這部電影時，有些直接就說，有些則說，而台港導演的口中，這部電影就成為<東京故事>！

似乎，日文中只要有漢字，在漢人地區都會遭遇如此的「漢化」。例如，世界各地多知道著名導演Kurosawa Akira以及他的代表作品，, , , 等等。台灣多數人們所知道的，則是黑澤明與他導演的<羅生門>，<用心棒>，<七武士>與<生>。諾貝爾文學獎得主Kawabata Yasunari， Oe Kenzaburo世界著名。然而，台灣則多以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相稱。研究原子核構造著名的物理學家Yukawa Hideki，也自然被稱為湯川秀樹了。如此「漢化」解讀日文的漢字，豈只是方便，也不只取巧，似乎反映更深層的意義。

日文從唐朝以來，受到漢文深刻的影響。也許因此，將日文中的漢字當作漢文，對漢人是相當平常的事。有人更認為：兩岸三地加上全球華人，能夠以漢文溝通者占世界四分之一，再加上從前受漢族文化影響圈，包含日本，韓國，越南，漢文使用者的範圍當然更廣泛。大漢沙文主義者甚至以為21世紀將是漢文世紀！

如此提法，有部份事實。以日本而言，日文中有不少從漢字來的詞彙。不但漢學家專研漢文，高中畢業生要認得1千個漢字，當年伊藤博文，乃木希典等知識分子能賦漢詩、寫草書，甚至浪人宮崎滔天也能與孫文以筆談。也許如此，使得一些漢人以為日文不過是漢文的一個旁支而已。

然而，日文中的漢字，有些固然與漢字完全相同意思，有些則否，有些漢字更是日本人所創造。如果取巧，想要依照漢字來讀日文，必定鬧笑話，遲早更要碰壁。以下一些日本漢字可以佐證：「五月蠅、面白、素人、玄人、現生、泥棒、出典、內申、女史、取締役、精一杯、卸商、交番、針金、厚志、寶算、荷物、餓鬼共、出張、水道。」他們看似熟悉，卻是陌生。難怪，梁啟超想由漢字來了解日文的簡便方法，根本行不通。其實，西方語言中也有類似現象。這個稱為False Cognate (Un Faux Ami) ，是指在不同語言中拼法或發音相同，但意思卻不同者。這是學習多種語言的挑戰之一。

日本從鎖國到對西方列強開放，從深受漢文化影響到成為亞洲第一個現代化國家，當然有不少因素。其中之一是有計劃的日文改革運動。當時的出名學者們明白，日文要現代化，日本人要現代化，就要將日文與現代化所需的語言聯繫起來。由此，一方面日文開始擺脫對漢文的依賴，一方面開始引入歐美外來語，而二次大戰後，更大量引入美語。日文雖然長期受漢文影響，卻保持拼音的性質。如此，有助於快速引入大量外來語的工作。加上頻繁而高品質的外文翻譯，日本得以迅速接受西方新科技、新思潮與新文化。明治維新以來的日本，經過百年以上的努力，日文已經成為豐富的現代語言。而且，日本在保存傳統、接受外來文化與創造新知之間，取得相當令人敬佩的平衡。

相較之下，現代漢文的結構、字彙、文法，數十年來改變委實不多。原因當然很多。然而，漢文非拼音的獨特性質，歷史包袱與其政治涵義，使得任何改變漢文的努力，都遭遇種種阻力。中共拼音化的無疾而終是個好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