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凡四十年」談起�n(1)
在台灣，曽經人人都得背誦由汪精衛所代擬，病榻彌留之際的孫文簽名同意的「國父遺囑」。「遺囑」的頭一句是﹕「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緊接又說「積四十年之經驗...」。在短短的百來字之中「四十年」連續出現兩次，可見不可等閑視之。孫文「致力革命凡四十年」的說法，乃成為多數人所接受，而且絲毫不必爭論的常識，偉大人物的形象當然更深植人心。

人們若能能夠相信孫文病危時的說法，那麼也許應該更能夠相信孫中山生氣蓬勃時的言論才對。只是，二者之間頗有出入。1897年間，正際盛年時代的他是這麼說的﹕
「時在西曆一千八百九十二年，予卜居於珠江江口之澳門，以醫為業，初不料四年後竟被幽居於倫敦中國使館，更不料以是轟動政界，甚且由英政府出而為實地之干涉，以要求彼使館之見釋也。雖然，予之知有政治生涯，實始於是年；予之奔走國事，而使姓名喧騰於英人之口實始於是地。」（「倫敦被難記」，1897年初，《孫中山全集》第一卷，49-50頁。這部全集由中國出版，收集孫的文獻最為齊全，超過國民黨的《國父全集》。本文以後簡稱《全集》。）

武昌起義後不久，他又對英國記者說﹕
「到一八八五年我十八歲時為止，我一直過著象我那個社會階層一般中國青年所過的那種生活。」
「一八九二年，我得到了一張准許以內科醫生行醫的文憑，我多方設法尋找一個可以開業的地點，最後，決定到珠江口的葡萄牙殖民地澳門去碰運氣。直到這個時候，還不能說我對政治有過什麼特殊的興趣。」（「我的回憶與倫敦〈濱海雜誌〉記者的談話」，1911年11月，《全集》第一卷，547-548頁）

民國成立之初，孫文曾經簡略說明自己的心路歷程﹕
「憶吾幼年，從學村塾，儘識之無。不數年得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見其教法之善，遠勝吾鄉。故每課暇，輒與同國同學諸稔，相談衷曲，而改良祖國，拯救同胞之願，于是乎生。當時所懷，一若必使我國人皆免苦難，皆享福樂而後快者。又數年即回祖國，就學於本城之博濟醫院…。僅一年，又轉香港雅利士醫院，凡五年，以醫亦救人苦難術。…若夫最大權力者，無如政治。政治之勢力，可為大善，亦能為大惡，吾國人民之艱苦，皆不良政治為之。若欲救國救人，非鋤去此惡劣政府必不可，而革命思潮遂時時湧現於心中。惜當時附和者少，前後數年，得同心同行者不過十人。得此十人，即日日籌劃，日日進行。」（「在廣州嶺南學堂的演說」，1912年5月，《全集》第二卷，359頁）

根據孫文的這些言論，他的政治生涯應該是開始在1894年左右。如此算來，他畢生致力於革命運動大概是三十年，而不是「凡四十年」。其中的差距是顯而易見的，連中學生都可以覺察出來。對於這個疑點，一些專門研究「國父思想」與「革命年譜」的學者專家，當然有責任提出解釋。他們辛勞終身所提出的一致解釋是，二者並無矛盾之處﹕因為孫文從1884年開始立志革命，傳播革命思想；1894年則標誌他開始組織革命團體，走向實際行動。

不過，這也不能完全怪罪這些學者專家。因為，「凡四十年」說法的始作俑者，正是孫文本人。辛亥過後僅數年，他已經開始說﹕
「予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由是以學堂為鼓吹之地，借醫術為入世之媒，十年如一日。
「…香港學校肄業。數年之間，每於學課餘暇，皆致力於革命之鼓吹，常來往於香港、澳門之間，大放厥詞，無所忌諱。…予與陳（少白）、尤（少紈）、楊（鶴齡）三人常住香港，…所談者莫不為革命之言論，所懷者莫不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為革命之問題。…故港澳間之戚友交遊，皆呼予等為”四大寇”。」（《建國方略》，1917至1919年，《全集》第六卷，229頁）

孫氏在這個特定問題上前言不對後語，或許是記憶錯亂有所疏忽，或許是有心自我推許而操之過急。無論如何，這事本身本來微不足道，不值得大驚小怪，當然沒有必要提出來大作評論。至多可以說明，孫文也是有血有肉的凡人，同樣有七情六慾，也有虛榮心作祟的時候。跟他所表現出來的艱苦不拔的精神相呼應，我們不能不說孫文委實相當的「古錐」。

革命活動究竟歷時三十年或者四十年，其實絲毫無損於一個革命家的光輝。一個從事革命事業僅有短短數年光陰的人，以其遠大的政治眼光，仍然足以成為一個令後人景仰的偉大人物。即使在思想見解上乏善可陳，以其常年不懈的努力，也是值得肯定的。從這個角度來看，孫文長期奮鬥所代表的意義是不應該被低估或者蔑視的。現在若是要把革命年數的差距拿來當做一個重大政治問題看待，並且用來否定孫的歷史地位，那是小題大做。

但是，數十年以來官方革命史上的說法，為什麼三十年不夠，非要四十年不可呢？是不是只因為孫文自己開始倡導四十年的說法，所以他的信徒們就不得有所懷疑，從而不准其他人有所懷疑？數十年以來，舉國上下被迫定期誦讀和緬懷「革命四十年」，大家安之若素，而且還有一大批人笨拙無比、卻是十分認真地試圖掩飾解說。「古錐」的孫文，偶爾忍不住「膨風」一下，居然帶來這麼大的後遺症，這不是有點滑稽嗎？

問題是，在這一個小得簡直不值一提的年數問題之外，官方所欽訂的孫氏革命事跡還有一系列的疑點。這些疑點事關重大，涉及了整個中國近代史的詮釋，已經不是「膨風」的雞毛蒜皮小問題了。數十年以來，大至「革命傳統」和「立國精神」的建構，憲法的制訂、修訂，小至鄉土地理的認識介紹，地方性諸般政策的決定，無一可以有違於這個疑點重重的史觀。在過去白色恐怖時期，血腥殺戮、政治迫害以及橫徵暴斂，無不奉這個史觀之名。當前台灣若干政治派系集團和主流媒體，隨時想要藉機挑起的洶湧政潮，甚至於海峽彼岸咄咄逼人的文攻武嚇，也都以這種史觀為精神依據。

過去，國民黨要維護自己所虛構的歷史正統地位，當然須要維護這個歷史正統地位所依據的「革命傳統」。這個政治需要是顯而易見的。「四十年」的情事，其實象徵著國民黨的政治文化體系是如何建立起來和如何維持下去的﹕罔視史實，纂改歷史，操控人民的歷史記憶。這是政治威權時代令人厭惡的遺產。在今日而言，它的時代錯誤性是不須要費力去論證的。

國民黨史觀粗陋地把許多訛誤傳說當做真理膜拜，實在經不起稍為細心嚴謹的考據查證，何須費力論證？一個社會對於過去歷史的態度，其實涉及對當前境況的關注參與，以及對於未來的構想、期待。多元社會要從事多元性的思考和再思考，不應該繼續受拘於任何「定於一尊」的欽定史觀所形成的心智枷鎖。這個道理也是十分明顯的。

孫文在原版三民主義中嚴厲批判馬爾薩斯人口論（世上的糧食是以等差級數增加，而人口確是以等比級數增長）的觀點，反對節育思想，主張隨著科技的進步，糧食生產必能高過人口增加，中國人必須致力於多多繁衍後代，以免在人數上被西方帝國主義者給壓倒，最後亡國滅種．．．．．．．

此一主張在經由毛澤東時代的共產政權發揚光大之後，結果如何，人所共知．

孫文的「革命」活動

國民黨的正史一再敘說孫文在1911年武昌起事之前，領導興中會與同盟會，前後發動了十次起義。又說，孫文的卓越領導終於促成了武昌革命，推翻滿清，一舉成功。這些都不能說是確鑿的史實。不過，孫氏自己卻這麼說﹕

「諸君皆知中華民國何以成？以有同盟會。故從前同盟會開始不過數十人，一兩年後就發展到若干萬人，所以到了辛亥年，一舉就成功了一個中華民國。（「在上海中國國民黨本部的演說」，1920年5月，《全集》第五卷，262頁）

事實如何呢？也許從興中會時期開始說起才對。

孫文雖然創立檀香山的興中會，並成為其領導人。但是香港興中會卻不曾選出領導人。原因大概是這個組織主要是經過楊衢雲與何啟等人的關係所建立起來的。而楊衢雲熟悉現代政治思潮的程度，較之於孫文毫不遜色，是另一具有領導能力，而且具有較好當地關係的人物。事實上，就當時的實際活動情形和對於後來歷史的影響而言，檀香山的興中會所扮演的角色，似乎遠不及香港所成立的組織重要。根據現有資料判斷，1895年的廣州起事並不是一場旨在顛覆整個大清王朝的革命起義，而是香港的興中會和其他改良派人物所策劃的兵變，著眼於建立一個獨立於北京的地域性自主政治實體，爭取英國的承認，得到英國的保護。（中國革命運動要成為一個真正的全國性運動，不再受制於相當複雜的地域因素的困擾，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興中會時期，明顯可以看到其中問題；同盟會時期亦然。）

1900年的惠州起事的策劃，孫氏原先希望與李鴻章合作。他也從李鴻章的幕僚劉學詢處得到三萬元，並聯絡香港富商，謀求他們的資助。他更經過何啟的關係，希望得到香港總督的協助。

這段歷史似乎顯示，孫早期政治活動的真正性質，跟官方革命史所記載的有相當差距。兩地興中會的創立和活動的實際情形，反映那個時期中國最先進政治人物的政治認識水準，也反映當代諸多複雜的社會條件，這些都不是國民黨官方史觀所能夠解說得清楚的。改良派和革命派之間犬牙交錯，不易嚴格分辨，似乎也沒有分辨的必要。因為這還不是當代人心目中公認為大是大非的課題。

孫文雖然還不是眾所公認的靈魂人物，至少是當代主要活動家之一。但是，並不能說他從一開始就成為革命派的代表人物。楊何等人後來從歷史舞台消失，而孫則百折不繞，逐漸走出改良情結，後來成為一個革命派的關鍵人物，這都是事實。在當代複雜的情況下，多方因素交互激盪的結果，孫最後脫穎而出。從這個歷史過程中來了解，似乎才能夠充分體會孫的可貴之處。國民黨官方史觀則是把其他人物的歷史事跡一筆勾銷，儘量不去討論，而且略去孫文曾經依違於改良與革命之間、見識漸增的心路歷程不提，把孫打扮成一個自弱冠之年就發起革命，而且從興中會開始就一往直前、不再回顧的中國革命第一人。這其實是把一段具有活力，充滿曲折變化的歷史發展，簡化成為一個天縱英才的傳統僵硬模式。這個史觀描述下的興中會的孫文，以及他的「革命」活動，在歷史上其實是不曾存在過的。也許是由於這個原因，關於興中會當年活動的細節，在官方歷史上都是語焉不詳、不清不楚，再不然就是偽造虛構。

讓我們繼續看，孫文在同盟會時期的革命活動情形。同盟會成立後，先後有若干次起事。這些起事究竟如何？

1909年間，孫因為同盟會裡陶成章等人對他個人操守的質疑和行事作風的不諒，為求平息紛爭，於是聽從吳稚暉的建議，將他的政治生涯「和盤托出，以解第三人之惑，而表世界之公道」。這篇文章除去嘗試解釋他不可能從各地捐款取利之外，對于同盟會成立以來的幾次革命起事有坦誠的交待﹕

「忽而萍鄉之事起，人心大為歡迎。時我在日本，財力甚宭，運調不靈，乃忽有他方一同志許助伍萬金，始從事派人通達湖湘消息，而萍鄉軍已以無械而散矣（此事不過乘一時礦工之變而起，初未謀而動，故動，他方同志多不及助，是以不支也）。」

「初從事潮惠，潮州黃岡以未期而動，事遂不成；惠七女湖倉促應之，亦屬無功。吾人遂轉向欽廉，…欽軍統領終以資少不肯如約反正，欽事遂不成。」（「致吳稚暉函」，1909年10月，《全集》第一卷，421頁）

孫文在此對吳稚暉的交心，清楚地表明1906年的萍瀏醴事件不是同盟會策劃的。史家考據，同盟會至多只有劉道一等少數幾個人參與，參與起事的群眾受同盟會影響也極為有限。這當然也說明，孫的參與是十分間接的。從中我們也可看出，有些「起義」不過是以金錢行賄來換取地方駐軍腐敗軍官的「如約反正」。

後來潮州黃岡起事則是由當地三合會首領許雪秋所策劃並領導的事件。孫文本人在事後曾經如此說過﹕

「.......許雪秋兄再辦潮事，深望各同志竭力扶助。前次雪兄辦潮事，子瑜兄辦惠事，皆能發起。弟謀運動軍火以為接濟，惜潮、惠皆一起即蹶，其散太驟，故不能應手。」（「復張永福陳楚楠函」，1907年8月，《全集》第一卷，338頁）

例如書說到一個故事--陳炯明事件時，犬養毅在船中問孫文:「你畢生的興趣是什麼？」
孫文答曰:「革命！」
犬養毅:「那除了革命之外了？」
孫文:「女人。」

然後說孫文的回答讓犬養毅大失所望。

但這個故事有另一個版本，一樣是犬養毅在船中問孫文:「你畢生的興趣是什麼？」
孫文答曰:「革命！」
犬養毅:「那除了革命之外了？」
孫文答曰:「讀書。」
犬養毅:「那除了革命跟讀書外呢？」
孫文:「女人。」

當然，國民黨系統專為主子粉飾的天性，大家都心知肚明。但孫文跟犬養毅到底是怎講的。我想除非找出犬養異的回憶錄，否則難以證實哪一項說法才是正確的。

-----------------------------------------------------------------------------------

該書中對孫文的批判，濃縮一下關於廣州大屠殺一段給各位好友參考----

孫文在廣州成立三次軍政府，但自鴉片戰爭以來，廣州市民已受盡中國各地兵匪及政府的劫掠屠殺。
而孫文手下無兵，只得不斷集結各地兵閥軍匪，旗下除警衛軍、河南軍、許崇智軍外，大多不受孫文指揮，於各地橫徵暴斂假革命之名行盜匪之實，市民繳納的稅金受到政府三四層剝削，逼使工商團體自組軍隊自保。

而廣州商團軍打出口號:「孫中山下野」、「打倒孫政府」、「擁護陳炯明」等，支持陳炯明的「廣人治廣」主張，並對抗廣東軍政府壓迫，呼籲廣東全省商民罷市。
共產黨葉挺、廣州勞工赤衛隊亦趁機在廣州成立蘇維埃政府。國民黨立即討伐，共產黨死傷四千人敗走。
接著孫文以「英、法試圖顛覆廣東政府」為由與廣州商團軍武力對抗。
(中國人思維---凡是自己人被反，反對自己的對方一定是受到異族煽動。)

在『孫文』（田所竹彦著／築地書館）一書中有不同的描寫

孫文說他最喜歡的事是「革命」,第二是「女人」,第三是「書」
犬養毅並沒有大失所望,他說:「你講話很老實,我還以為熱衷革命的你,會將書排在女人前面,想不到你把女人排在書前面。這實在很有意思。」
當時是１８９９年、孫文３３歲

現在還是讓我們繼續看，孫文在同盟會時期的組織活動情形。

孫文與同盟會

同盟會成立後，內爭不斷。同盟會中人對孫頗多不滿。1907年2月，孫文與黃興為設計國旗而發生爭執。孫堅持要用陸皓東設計的青天白日旗幟，而黃興則認為井字旗幟代表均田的看法，比較符合同盟會理想。孫堅持不讓，黃一怒離開，甚至想要退出同盟會。當時負責財務會計工作的宋教仁在他的回憶錄中做了如下的觀察﹕
「我仔細地考慮了慶午（按，黃興字慶午，號克強）不安的原因，我的結論是另有更深入的道理。為這個說來是小問題爭論而爆發以前，他的心中已經積累很久的怨恨；因為孫文從來與人來往不曾真誠，開放，謙虛或坦；他的處事幾乎是獨裁並且固執到無法令人忍受的地步。」（譯自 Liew, Struggle for Democracy: Sung Chiao-jen and the 1911 Chinese Revolution,P.71）

除了黃的不滿之外，章太炎，陶成章等人更極力主張孫應該下台。後來成為國民黨大老之一的張繼也在1909年要求孫文或者退隱深山，或者佈告天下，辭退同盟會總理。他並要求孫另立新組織而不應繼續用同盟會名義。孫文則回信表示，由于同盟會以及章太炎不曾向他道歉，他早已不是他們的總理﹕
「所云新組織團體，弟在南洋已有行之，是以南洋之組織與東京同盟會為不同物，此陶（成章）所攻擊之一端也。…」
「弟之退總理已在要求同盟會及章太炎認不是之時，同盟會及章太炎至今未有認過，則弟以不承為彼等之總理久矣。前、去兩年，兩廣、雲南之起兵，皆奉革命黨本部之名義，並未一用同盟會名義也。」（「復張繼函」，1909年1月，《全集》第一卷，426頁）

國民黨的正史，如何處理這段令人難堪的事，並不重要。重點在於孫文在此親自否認1907年秋天之後與同盟會的關係，也否認1907年至1909年兩廣、雲南起事與同盟會的關係。只是健忘的孫文，在民國之後，就大方地把這些起事全部作為自己領導同盟會的功績。

在當時，孫氏又在另封信中指出，由於陶成章等人對他的指控，同盟會已經面臨內亂危機﹕
「…東京留學界之不滿意於弟者，亦有為之推波。故從外人視之，吾黨已成內亂之勢。人心如此，真革命前途之大不幸也」（「致王子匡函」，1909年10月，《全集》第一卷，418頁）

1910年6月孫文聽說桂太郎組閣而秘密抵日。譚人鳳要求他重新改組並振興同盟會，孫表示同意。但是，在與宋教仁的會談時，孫認為同盟會早已解散，那些認為同盟會應該改革者，大可另外成立自己的組織。宋請問其原因。他表示﹕
「同志攻擊總理。同盟會怎可能缺少我？所有經費都是我募集來的。同志無權過問，更別說以此作為攻擊我的理由。」

譚、宋兩人接著與孫會談。譚依照比較現代化的組織觀念，指出﹕
「同盟會由心向革命的同志組成。你個人的話怎可解散組織。而且同盟會並無章程規定總理能夠懲處同志。」
「募款是以組織名義，因此所有同志都有權力清楚其用途。你怎能說我們不能過問？」（K.S.Liew, p.80）

孫文當時雖然同意召集各省代表，但從未兌現。在這瀕臨內亂的局面，孫有時繼續以同盟會總理的身份活動，有時則以中華革命黨領袖的名義出現。1910年2月，孫文在舊金山成立同盟會分會，仍然以同盟會名義進行內外聯絡，但是在盟書中採用新的組織名稱（中華革命黨），並修改了宗旨。3月他以同盟會總理的資格，發給美國人布思委任狀，授權其為同盟會駐外唯一正式財務代表。孫與各地聯絡，主要還是經過同盟會。同年8月，在回復南洋華僑鄧澤如的信中，他回答了鄧的疑問﹕
「…至於盟書之改良，則非舍重就輕，乃再加嚴密耳。其前之中間四語，今改為三語，各包一主義，以完其說。其前之‘中國同盟會會員’字樣，今改為’中華革命黨‘，以得名實相符，且可避南洋殖民地政府之干涉。」（《全集》第一卷，476-477頁）

孫文認為，不用同盟會的名稱，而用中華革命黨就可以避免南洋殖民地政府干涉。這種說法漏洞太多，不值得採信。他在這雙胞組織共存時期的身份，到底是內部分裂的同盟會的總理，還是鮮為人知的中華革命黨的領袖，或兩者皆是？也許他本人很清楚隨時應該扮演的角色，但是他的同志們顯然相當困擾。因此在上引信中，他指出﹕
「至團體與團體之往返，（同盟會與中華革命黨）兩者俱可並用，隨人擇之。」

孫文與武昌起義

武昌起義無疑是中國革命運動的最高峰。關於這個歷史事件，孫有過若干論述。武昌起事後數日，孫文在與日本駐紐約總領事所委派，萱野長知友人的談話中，表示﹕

「目前華中起義，系由本人所指揮」。（「與鶴岡永太郎的談話」，1911年10月24至26日之間，《全集》第一卷，543頁）

後來在《建國方略》中，孫中山再度呼應1911年與日人的談話，說明他的貢獻﹕

「時武昌之起事第一日，則揭櫫吾名，稱予命令而發難者。」（《全集》第六卷，243頁）

不久以後，孫文對於武昌起事開始卻開始有相當不同的說法。這時他的意見與從前幾乎完全相反﹕成功的原因是無意，而非有計劃的領導；成功的原因是新軍不再對滿清效忠，而不在於「吾黨」。

「前年之革命，武昌一起各省響應，其成功多不在吾黨，故弟不過因依其間。」（「復黃雲蘇函」，1914年10月，《全集》第三卷，129頁）

「…中國現局墮落，一至於此，乃革命不徹底所致。革命之所以不徹底，乃武昌之成功出于無意，成得太快太易，致墮革命黨之精神。」（「復徐謙函」，1923年7月，《全集》第八卷，3頁）

「屢次革命均遭失敗，至武漢舉義，各省響應，無意中反得成功。因及期事泄，黨人多被捕殺，幹部人物逃往上海，事將解散矣；工程營及炮兵營因懼禍及，遂先發難…時幹部尚在上海乏人主持…」（「在廣州國民黨黨務會議的講話」，1923年10月，《全集》第八卷，266-267頁）

「辛亥年之革命之所以成功，是由于全國已經發生了革命之後，段祺瑞便結合一般軍人聯名通電，贊成共和，才能夠達到推翻滿清的目的；革命黨因為降格相從，容納他們的意見，收買這一般軍人，以後才收軍事上的順利。（「在陸軍軍官學校開學典禮的演說」，1924年6月，《全集》第十卷，296頁）

可見孫文自己也曾經數度坦白承認，他沒有真正妥善領導同盟會，而同盟會也沒有真正「主持」辛亥起事。既然沒有人能夠有效領導這個鬆散的組織，當然也不可能從事一場列寧主義式的革命起義。事實上，無論就思想條件、組織條件、社會動員或者地域差距普遍存在等種種因素而言，當時中國的革命運動還沒有達到這個階段。如果說，「民國締造者」從一開始就領導興中會和同盟會，終而完成中國革命，那麼，當年的孫文顯然不易符合這個規格。千方百計去塑造一個當代歷史條件不可能產生出來的偉人模式，這或許是專制政權所不可缺少的。可是，當這個政治獨裁時代已成為歷史記憶的時候，為什麼非要繼續抱持這個模式不放？

誰嘲弄了孫文？

也許，把不滿三十年的政治生涯灌水誇大為四十年所引起的疑點，不致於有損於孫的歷史地位，也不是一個值得深究的歷史問題。可是，把一場複雜到不是任何當代人有能力確實了解和掌握的政治運動，把一個各種因素盤根錯節、牽扯互動的歷史大變動，削足適履地納入一個虛構的僵硬歷史模式，長遠看來，不能不傷害到孫文本人。國民黨在過去數十年所立意刻劃出來的孫文革命形象，都是無比的莊嚴神聖、壯烈完美。在這萬般崇高的形象對比之下，孫文的真正自我和當代實際發生過的革命運動，一旦無保留地暴露在人們眼前，就不能不顯得十分的幼稚可笑了。從神壇上跌落下來的偶像，能夠完好無損嗎？嘲弄者其實是國民黨本身。

我們不以為孫文（和其他當代人物）的政治活動有什麼可笑之處。在許多方面，他的見解言論和作為，甚至於他的浮誇，反映那個時代的特色。他不過是當代歷史條件的產物罷了。重要的是，我們應該了解當時的歷史環境和一般的政治認知傾向，方能予孫以適當的評估。（留待本文以後章節繼續討論。）¡
官方史觀不但間接嘲弄了孫文，更重創了歷史。

從辛亥迄今已有八、九十年了。在這麼漫長的歲月裡，有關整個中國革命的歷史研究，甚至於歷史敘述，貧乏到令人驚愕的地步。在法蘭西大革命時期的所有主要政治人物的一言一行，每一個大小城鎮的每一年一月一日發生的事跡，都有詳盡研究和爭辨。今日的美國學子，可以輕而易舉地找出當年華盛頓領軍渡過波托馬克河的經過詳情，知曉拉法葉將軍的一舉一動。在史學界裡，還存在有更多對於這些歷史的不同解釋。甚至於連那個比辛亥革命略遲幾年的俄國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也都有同樣豐富的歷史記載、研討和不曾休止過的爭端。活生生的歷史討論，正是活生生民族的最佳寫照。可是，今日海峽兩岸那些一天到晚都會隨時忍不住高喊「向歷史負責」、發誓要捨命捍衛「立國精神」的人們，對於「十次革命」和「武昌起義」的實際參與人物和經過實情，所知極為有限，似乎也沒有興趣去探知，而若有心去探知也幾乎完全無從著手。

其實也不能全然責怪這些「愛國者」不知好學。因為國民黨（中國共產黨也是一樣）的史觀，使得任何誠實的歷史研究工作完全無從進行。因為誠實的歷史工作，一定會瓦解國民黨的史觀，瓦解國民黨所虛構的歷史正統地位。一個傳播謊言長達數十年的政黨和國家機器，似乎沒有自行終止這個惡習的能力﹕它們已經成功地欺騙了自己。於是，這種史觀的強制灌輸工程，仍然在課堂教室和學界媒體當中繼續進行著。國民黨的史觀不但使得中國近代歷史（甚至於古代史）的研究陷入癱瘓狀態，也使得它的信徒喪失歷史的好奇心。嚴重的歷史無知和強烈的盲目偏執，恰成一個令人心寒的對比。封閉心智與僵硬史觀的關連，豈是偶然造成的。

一個毫無保留地全心相信歷史，卻不再有歷史好奇心的民族，能夠是一個善於思考的民族嗎？一個不能從歷史思考中了解到歷史複雜性的民族，能夠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知道保持一顆謙卑的心和一雙明亮的眼睛嗎？這能夠是一個胸襟廣闊、不輕易被煽動欺騙、適合於多元民主政治生活的民族嗎？

讓我們來看一看孫文革命活動的另一面。

民國成立之前，孫文的政治生涯幾乎完全以會黨活動為中心。他與會黨關係十分密切，這是沒有疑問的。可是，他的會黨活動的實情，會黨與革命運動的關係，到底真正性質如何呢？

孫文早期的立場

根據孫文在1897-1898年間所遺留下來的文字書信，他如此形容初次會黨舉事的若干經過細節﹕

「於汕頭及西江沿岸募集兩軍.......又有四百人自香港馳至。」（「倫敦被難記」，1897年，《全集》，53頁）
「宮崎﹕借名招勇，每人每日，十塊洋元。鄉愚貪利，應募紛紛。
「孫﹕當時弟已領千二壯士進了內城，已足發手。…後再向潮州調潮人三千名為彈壓亂民」（「與宮崎寅藏等筆談」，1897年8月至1898年8月，《全集》第一卷，185頁）

這次起事既沒有思想的宣傳，也沒有組織的行動，明顯地只是依靠收買三合會成員和「貪利」的「鄉愚」。事實上直到1910年間轉而倚重新軍與知識份子之前，孫的反滿起事活動幾乎都是這個模式。為了建立與會黨的關係，他加入致公堂（美洲洪門），並與舊金山致公堂大佬黃三德兩度前往美國各大華埠宣傳。他為舊金山致公堂起草其章程，與他們以手足相稱，並被尊為「孫大哥」。

「有一二康（有為）徒…極力造謠生事，以阻吾人之前途，所幸此地洪門之勢力極大，…，今已與各大佬商妥，設法先行聯絡各地洪家成為一氣，然後可以再圖其他也。」（「復黃宗仰函」，1904年6月，《全集》第一卷，241頁）

孫文還曾經試圖說服留學生去領導會黨。1905年，他在比利時首都會見當地留學生，討論建立革命組織時，談到學生與會黨之關係。他以為學生應該指揮會黨，並且設法防止其妨害革命﹕

「會黨之宗旨本在反清復明，近日宗旨已晦，予等當然為之闡明，恢復原狀，且為改良其教條，裨爾輩學生亦得參加。
「我同志必須能指揮下等社會有組織之團體，而後於事有濟。不然此等團體固在，我輩一動，而彼等出而阻礙，甚妨我輩之進行也。」（「與旅比中國留學生的談話」，1905年2月，《全集》第一卷，271頁）

同年夏天在東京籌備成立同盟會時，他對陳天華、宋教仁等人表示，經由領導會黨來成事，則「天下事從此定矣」！

「方今兩粵之間，民氣強悍，會黨充斥，與清政府為難者已十餘年，而清兵不能平之…。但其間人才太少，無一稍付有為人以主持之。去歲柳州之役，彼等間關至香港招納人才…若現在有數十百人者出而聯絡之、主張之，…件件事情皆有人以任之，一旦發難，立文明之政府，天下事從此定矣。」（「與陳天華等的談話」，1905年7月，《全集》第一卷，276頁）

1905年同盟會的成立往往被當作兩粵以外中國知識份子大量加入革命運動的開始。在成為同盟會的總理之後，孫文仍然與多處會黨保持密切關係，繼續主張革命活動應該以會黨為最主要的爭取對象。
1907年與友人日本作家交談時，孫文以秦末農民造反作為反滿運動的指標，並且以會黨領袖的資格發言﹕

「自去年秋江西省萍鄉之亂發生，風雲忽急，全國震蕩。…如不乘此時機起事，我黨又何能如陳（勝）、吳（廣）之救國！…即將傳檄十八省會黨，聯絡聲氣，立刻舉事。」（「與池亨吉的談話」，1907年1月，《全集》第一卷，332頁）

對于會黨這樣正面的看法，在這段時間孫文是相當一致。在同盟會中，對於會黨持有如此正面意見的不止孫文，胡漢民也有類似看法。1908年孫氏為了更有力地說服南洋華僑，去出資贊助當時在越南邊境的活動，而向池亨吉提供雲南軍佔領河口的經過。他所引用的資料正是以下胡漢民的第一手報告。胡認為會黨不難立即變為革命黨，並舉出黃明堂，關仁甫為例﹕

「以弟觀察雲南大局，確有把握。哥老會之糾合，息息相通…雲南最有名者今皆為我軍所用，而起轉會黨為革命黨。凡滇省之兵，前者俱會黨，今則不難立變為革命黨，而服從於國民軍矣！」

中國無法成為一個民主國家，孫文也要負很大的責任。民國初年，袁世凱派人刺殺宋教仁，孫文發動
討袁二次革命失敗，不但國民黨陷入困境，民國亦名存實亡，這就注定中國要連年戰亂。因為在當時，國民黨是第一大黨，但是國民黨在孫文的帶領下不是以民主、法治去矯治專制，卻以暴易暴，在政治
文化上與專制暴君同流合污，用包括暗殺在內的非法武裝手段去對待非法乃至意見稍有不同的自己人。如此導致中國繼清末立憲運動後，理應隨辛亥革命而至的民主共和制度也是曇花一現，從此以後，凡
是要搞政治活動的，總要去奔走軍人的門下，軍人的威權從此一步一步的增長，也導致中國人迷信
「槍桿子出政權」的反民主惡習。

另外，在當時，建立民主政制的主要阻力來自袁世凱及其追隨者，但國民黨有些領袖居然把長期追隨
袁世凱的前清官僚、時任國務總理的趙秉鈞和各部總長等所謂“國務員”拉入國民黨，然後心滿意足
地宣稱已組成了“國民黨內閣”。出面辦這件事的是黃興，但得到孫文的首肯和支持，與當時嚴格批
評監督政府的輿論頗不協調。最後國民黨不但在軍事上失敗了，在政治上也失敗了。

辛亥以後的立場

辛亥之後不久，袁世凱開始獨攬大權，排斥異己。被迫流亡日本的孫文又開始大力拉攏會黨去從事反袁的工作。他在1914年對會黨人士說﹕

「竊文自辛亥返國，與同志音問久疏矣。…此次組織革命黨，以服從命令為唯一之條件。…望諸同志團結，振作精神，再作革命工作，愛黨愛國，洪門之責任也，亦弟之厚望也。」（「致南洋各埠洪門同志函」，1914年7月，《全集》第三卷，104-105頁）

「當民國紀元以前，我洪門以自由組織，繼續活動，為國艱章，垂數百年。辛亥一役，韃虜政權遂覆，種族目的完全已達。回歸秘密結社之時代，尚幸不負初衷，有志竟成，諸公偉力，誠不容沒也。…文忝屬洪門一份子，以密切關係所在，意欲各埠洪門團體急起直追，共圖革命事業，並全部填寫誓約，加入中華革命黨。…倘天佑民國，完全之目的達到，則洪門之名譽將來益垂無窮矣。」（「各埠洪門改組為中華革命黨支部通兌」，1914年11月，《全集》第三卷，140-141頁）

不久之後，孫對於會黨的態度表現了曲折的一面。當蔡元培編輯中華民國國史時，曾經就會黨與反清運動的歷史關係如何處理的問題詢問於孫。孫兩度如此回復﹕

「至尊函主《國史前編》上溯清世秘密會黨，文於此有猶有異同。以清世秘密會黨，皆源起明末遺民，其主旨在覆清扶明。故民族主義雖甚普及，而內部組織仍為專制，階級甚嚴，於共和原理、民權主義，皆概乎未有所聞。其於共和革命關係實淺，似宜另編為秘密會黨史，而不以雜廁民國史中，庶界划井然不紊，此亦希注意及之也。」（「復蔡元培張相文函」，1919年1月，《全集》第五卷，8頁）

「…各秘密會黨，於共和革命實無大關係，不可混入民國史中，當另編秘密會黨史。」（「批蔡元培張相文函」，1919年1月，《全集》第五卷，10頁）

孫文在此表示反對蔡元培將會黨參與革命一事列入民國史，而且滿口否認會黨與共和革命的關係。孫氏與會黨此時關係轉化之謎，值得歷史學者探討。可是，這又不能說是孫的全部立場。在1922年間與記者談到軍閥吳佩孚時，孫文揭露了以下的驚人內幕消息﹕

「孫﹕（吳佩孚軍隊）若與吾戰，則更為難，因吾人皆同隸於一會也，北兵屬于此會者在半數以上，彼等並不反對吾也。
「記者﹕所謂之會，系屬何會？
「孫﹕此非國民黨，亦非同盟會，乃一種新組織，系秘密團體，有秘密符號，略與他國之共濟會同。君曾聞三點會、白蓮教及哥老會乎？此會大致相似。若吾人舉出秘密符號時，對方之兵即將不戰而與吾人攜手。」（「與西報記者的談話」，1922年5月，《全集》第六卷，p.137-138頁）

這個「秘密符號」的神秘武器為何不曾使用，以早日解除中國人民在軍閥壓迫下的痛苦，其謎題的解答，當然隨著孫文的去世而成為近代中國的最大秘密之一。

孫文的費解不僅如此。他1923年撰寫「中國革命史」一文，發表於《申報》五十周年紀念專刊。文章中他又恢復早期肯定會黨貢獻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