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贊成你的看法，但是有許多東西就連我們以知識份子自居的人仍有思考盲點。需要再釐清。
我們網上有許多法律高手，但是沒有人去思考這樣的問題：新聞報紙報導錯誤的消息，是否具有「違約」的關係？

因為新聞報紙基本上是一種訊息傳播事業，人們也是根據要接收訊息的角度去買報紙，所以消費者與供給者間的商品買賣關係中，隱含有必須提供正確消息的基本要件存在，不能有報導錯誤或故意報導錯誤的行為。就像輪胎公司出售的輪胎必須能夠乘載車子運動一樣。買輪胎和賣輪胎間並不需要簽訂契約說輪胎一定要能轉動，而且安全轉動才可以，因為那已經成為此種商品的基本要件了。所以輪胎出現不正常的爆胎，消費者有權要求輪胎公司賠償。同理，報紙報導消息必須正確是報紙和買報紙者間不成文的規定，消息不正確或故意不正確，誤引人們做錯誤判斷，本身就是違反買報紙者對報紙的基本看法，而這樣的看法是一種常識，不是一種特定人物對報紙的特別看法，因此「消息正確的意涵」在報紙刊登之時就已經存在，在有人買報紙（這是一種商業行為，一如買土地的交易一樣。）報社就和消費者間有一種無形的、制式的契約存在：這家報社提供正確的訊息。一旦消息被認定不正確，消費者有權控告報社違約。消息不正確就存有這樣的關係，那麼消息故意不正確，所應負的責任就更大了。此處所謂的消息正確僅指他報導的消息而言，對報紙中出現的評論不在被課徵責任的範圍內。因為評論是記者或報社的看法，本身就可以有不同的角度。由此推論出來的政論雜誌的政治評論也不需負消息一定要正確的責任。而為避免干預新聞自由，我們將「消息正確」依新聞學的角度，定義為：記者在善盡查證工作後所刊登的消息謂之。

上述透過法律契約關係來檢討台灣媒體大量製造新聞與消費者每天在錯誤訊息下生活的問題，應該是很重要的工作，而且也是重要的新聞學術議題。因為在民主國家有這麼蓬勃的（錯誤）新聞製造產業，也算是台灣奇蹟！更是台灣知識份子要正視的課題。

反省李敖，緣於他代表新黨出來選總統。李敖和政治正式結緣的時候，也是我和李敖別緣的開始。

我高中開始，就長期看李敖的文章，在他諸多的文章中，我對他的論點讚譽有加，因為他一直堅持以民主、自由的方式評論政治，甚至認為採極端自由和民主的方式都可以。在那蔣家王朝統治下，一個高中生，面對蔣家建構的苦悶呆滯的高中生活，李敖的文章像是一種活泉，不僅滋潤人生，也啟迪新思。如果說文星時代的李敖為現今50歲左右的人開啟新知的世界，那1975年李敖的復出也為我開啟一個新頁，讓我知道有這種獨特的新思維。尤其在黨外運動時代，李敖對黨外的評論，雖不一定和我的看法一致，不過他堅持「民主和自由」卻一直是我尊敬的，即令那一種民主、自由在我大學已接觸社會科學後，已感到有一點膚淺、有一種只有口號、沒有內容的感覺，一種對外國文化強烈崇敬，但沒有深入瞭解的反應。但堅持自己的想法畢竟有其可愛之處，在人格上也令人崇敬。

對李敖印象的破滅始自上一次總統大選。這一次的破滅也宣告我對學人風範的崇敬消失。李敖標榜自己是民主、自由的思想家，但他不是。李敖，一個想做進步思想家，卻做不成的保守民族主義者。民主自由的李敖在面對統獨問題，面對民族主義時，他放棄以往對抗國民黨的豪情，也放棄以往堅持民主的雄心。為抑制台灣獨立思潮的興起，台獨力量可以在這一次總統大選中取得政權，他背棄自己原則，和保守的勢力結合，他強調選宋楚瑜的重要性，強調獨立會帶來的危險，強調統一的好處。宋楚瑜，一個以往在他的書中被罵的狗血噴頭的人，一個被視為反民主、反自由的幫手、代言人，想不到在統一的路上，在民族關係他們攜手合作。如果李敖現在的論點是成立，那以往的論點就是錯，反之亦成立。不過這一種說法在李敖的論點中又會出另一種說法，「大丈夫當大處著眼」、「一個人要在大處用心，不要斤斤計較小地方。」至於如何分辨大小，李敖又有自己的看法，以往別人的權衡措施叫做背離，因為他會說堅持的重要性，他會說民主只有一個，不可以打折。但如果是符合他的利益，則上述的論點又可以暫時拋棄。如果這叫中國文化，那這樣的中國文化也就太遜了。李敖師輩的人物，殷海光面對問題就比較清楚，也沒有所謂的權衡。殷海光在被鄭南榕問到，經由民主、自由的方式往下推理，則本土化是必然的，台獨則是本土化的結果。殷海光並沒有回答他的問題，只是一臉很痛苦的樣子。對於殷海光這樣的感覺，我們可以諒解，許多熟知中國文化的人，當他被要求一定要在獨立和統一中下一個決定時，都會有這樣的感覺。不過作為思想家，這樣的過程是要克服的，這也是李敖一直自我標榜的。但李敖退卻了。作為政治參與者，背棄自己主張民主自由的李敖是宣告自己政治生命死亡。做為學者，那種飄忽不定的標準也讓人質疑。更重要的是他的基本人格也出現破產。我們並不是說獨立是民主必然的推論或結論。但是民主是必然和這一群人的選擇結合在一起的結論，卻是不變。而一位理性的個體在抉擇前途時，會將自己的利益擺在最前面則是正確的。基於這樣的推論，當活在台灣現在的2300萬人以選擇不和中國合併的方式來決定自己的前途則是合理的，進而以偏向獨立的方式來表達對靠向中國的厭惡也是正確的。而這些都指向台灣選民會選擇一位偏獨的政治人物也是正常的。今天台灣人的這樣的選擇實際上也反映中國的落後，中國的不爭氣。這和島國民族性、偏狹的地方主義沒有關係。李敖的女兒不也放棄較落後的台灣，到美國去。李敖以民族主義的角度選擇宋楚瑜，其實也就是放棄自由和民主。將自由和民主就李敖的思想中拔除，那李敖的思想還剩下什麼？

李敖一直以思想家自期，也想以思想家終其一生，不過他做不到。李敖一生的地位來自文星時代的引進新知，與對抗國民黨的勇氣，但這和他本人的學問能力無關。一旦國民黨倒了，國民黨干預知識引進的能力衰退了，李敖「引介新知」的功能就消失；同時李敖的影響力也會衰退。李敖曾在他的評論書中提到，殷海光因為他同學王浩被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的衝擊感嘆很深，李敖勸他，「做學者是怪物，做思想家對世人的影響才會深遠。」我想李敖不僅這樣勸殷海光，也同樣如此自期。在黨外運動推動的過程中，李敖在自己的書中一直強調他的大哥、先知的地位。實際上，在當時以李敖和國民黨對抗的經歷、條件來說，李敖也確實是具有這樣份量的人物之一。不過隨著李登輝時代的來臨，李敖發現自己的地位有下滑的現象，因為李登輝玩的政治鬥爭方式已超出李敖可以充分掌握的條件；台灣民族主義也已經浮現在政治舞台上，原本同民族內的爭民主、自由的政治鬥爭轉為民族間的政治鬥爭，這也超出李敖的理解世界；資訊逐漸開放，使得這一位知識的先知突然出現「破功」的現象。因為他的知識、論點在解嚴後，西方新知如長江大海般的湧進台灣，讓人有機會檢證以往他那一些精闢論點，這樣就會讓人發現李敖的論點不僅不新奇，而且在西方社會科學中也是較落伍的那部分。就李敖的「國民黨學」方面，也在大陸書籍開放後，讓人發現李敖的「國民黨學」很多和中國大陸已出版的書籍有很高的雷同性，甚至有抄襲之嫌。上述這一些原因都使得李敖對社會的影響出現退潮的現象。陳芳明曾經就李敖的一句話，「李敖是超越時代的」，寫一篇文章來說李敖並沒有超越時代，不過他一直是「與時代同進步」，陳芳明的這篇文章並沒有貶低李敖，不過卻似推褒李敖的最後一篇文章。因為自此之後，整個社會、政治的遊戲規則改變，李敖的地位出現嚴重下滑的現象，一些「小老弟」再也不尊重這一個老大哥的意見。李敖就往保守主義移動。李敖對民進黨、國民黨的批評依舊犀利，但卻是酸話很多，可以參考的價值有限。因為他的話不僅在現實不成立，就算理想性也消失。就李敖來說，民主與自由的重要性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才有意義，也在這一個條件下，批判國民黨才有意義。如果國家會因民主、自由而分裂，則李敖就退居民族主義者。就是這樣的退後，讓我們發現李敖以往「責人以嚴」的民主、自由的標準，在他自己也許都未想清楚，因為自由不是建立在民族主義的基礎上，他甚至是民族主義的敵人。民主也和民族主義不一樣，是兩個不同範疇的概念，一旦用民族主義來界定自由，那這樣的自由會出現孫中山的論點，「個人不可太過自由，國家要得完全自由」，很容易淪為國家主義、集體主義，李敖最後會支持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和集體主義出身的宋楚瑜，這可以在李敖「限制條件下討論的民主、自由」思維中推理得出。也在這一個程序中，我們找到一位憧憬西方文明的「抗議者」，他最後放棄他的憧憬，還是回到他文化的母土。以往的一切理想還存在他的空中樓閣，但他已無機會接近。文化，他浸淫的中國文化，讓他和他的理想越走越遠。

李敖以往的言論一向很反中國，他要西化，要完全西化，但是他不懂西化是什麼？他說的西化是他想像的西方生活，不是真正的生活。一旦社會發展真的往他說的西方社會移動，他才發現他要的不是這個。李敖前半生反中國文化，但他讀的是歷史系，他尤精通中國歷史，使的他一生必須和他反的中國文化作殊死搏鬥。但即令他「未到千般恨不消」的翻攪，到頭來，還是「廬山煙雨浙江潮」，跑不出窠臼。李敖對中國文化有很深入的瞭解，這是很多人都同意的事，不過李敖專精的卻是考據，心中感應的是五四的北大校風。在台大，他以自認為北大的方式過活，也以北大的反傳統、求新、救中國自期，這也許就是李敖反中國的源頭。這種將自己從民國50年拉回民國10幾年的狀況，是一種文化倒退的行為，中國文化不是有這樣的特徵嗎？而這只有在一個文化倒退的國度才會讓這一種人有繼續存在空間，中國歷史呈現的特徵就是這樣。同時當時的台灣就是這樣的時代，學歷史的李敖就在這相似的文化—地理空間中優遊之。李敖對胡適的尊敬，其實也是經由此想企聞北大文風。胡適「但開風氣不為師」和李敖「文星時代」是多麼的相像。引介文化足以引領風潮，這對殖民地、文明初立的國家才有用，而五十年代中期的台灣正是這樣的歲月。李敖就在民國50幾年做民國10幾年的事，這是他最風光的時期，但這卻是在特殊時空下的特殊產物、特殊結果。1975年，李敖復出，文壇驚雷，但也這一響而已。自此後的李敖只在賣弄他的歷史知識、文星新知、北大想像，總結一句話，「白頭宮娥話天寶」。在台灣要衝破國民黨的層層藩籬以使民主、自由破繭而出的過程，李敖還有吃老本的條件，一旦毛毛蟲變蝴蝶之後，台灣未來的發展就一定走向和五四不同的路，從此自覺深染五四感覺的李敖對周遭的環境就沒有以往的熟悉，也沒有以往的影響力，當李敖主張的民主、自由誕生後，李敖還有什麼口號來「引領」社會？除了這兩句，思想家的李敖沒有什麼「思想」，李敖的現實價值就消失了。李敖回到考據的李敖，李敖回到抗議的李敖，他仍然對這一個社會仍具有他「異議之聲」的作用，但這又怎麼樣，只要有媒體，這作用依然存在，李敖、吳宗憲其實並無差異。李敖今天的處境不是他的可憐，是過去一代台灣知識份子的悲哀、國民黨的可惡。沒有國民黨，就不會出現過去一代台灣知識份子無路追求近代思潮的悲哀，李敖也可以自他的北大夢中早日驚醒。其實民主化的台灣在相當程度上是實現北大的理想，德先生、賽先生都可以在台灣的校園中看到，就這一個標準，台灣的大學處處是北大，如果李敖還在想北大，那台灣就有很多北大，不過，此時的李敖卻退卻了。李敖轉變的過程，說一句難聽的話，「葉公愛龍」。

李敖會敵視台獨是有例可尋的。在美麗島前夕的自由主義者余光中不是也扮演著這樣的角色。這一些人很強調自由，但這一自由是他界定的自由，一旦這自由脫離、違背他的認同，那偉大的信仰就不再是重要的。陳芳明曾給自由主義者余光中信中的一句「江南之於你，猶嘉南之於我」，就這一句清楚點出李敖式的民主意義。
李敖的今天，借用唐德剛對胡適的評語，「因為他不懂西方的社會科學，尤其是經濟學。」李敖沒學社會科學有什麼缺失？他無法以一種有系統的、完整的觀念分析事件，並依此提出他對事件的看法。因此他的分析是片段的，也很容易是任意的，而且他的分析判斷能力也不能傳授。李敖有很強的批判力，不過由此得到的卻是一種對事情的否定性答案，但否定的否定卻不一定是肯定，這意味著李敖無法對他批判的事物提出一項正面性、肯定的建議。所以和李敖在一起的人，會一直聽到哪一個不對，但李敖說如何做才對的事卻經常沒有應驗。社會科學訓練的人分析答案就不一樣，以經濟學的分析為例，他很明確指出人的行為特徵，並以此建立一套完整的思路與變數，所以依賴這一些方式，我們不僅可以批判一些事情的合理性，而且每一步驟都是有條有理，不僅批判者自己可以做，也可以教別人如此做，並因此得到相同的答案。所以經驗與分析技巧在此可以傳授，也可以檢證。這些是李敖所做不到的，我們看到李敖的精確批判，但是我們卻無法清楚領略李敖的思路為何會是如此，我想很多人看李敖的文章會有這樣的感受吧？經濟學不僅有上述的功能，而且他還可以推論若情況有怎樣改變的話，情形將變化。也就是事情分析不僅告訴人原因在哪裡，也可以進行預測。這樣預測的結果有其嚴謹性，不僅這一個分析者可以得到如此的答案，換另外一個分析者，使用相同的工具、分析技巧，也會預測出現相同的答案。這就是李敖所做不到的地方。李敖他自己不僅無法做到上述的條件，甚至再（repeat）分析相同的事情，卻運用不同的分析變數，不同的分析標準，因而有不同的答案。這種分析相同事情，卻出現不同答案時，經濟學者認為是前提假設不同所致。但在李敖來說卻認為不是，是權衡的差別，是重點不同，甚至是眼光不同。已經逐漸偏向用玄學來代替科學的傾向，這一個傾向是李敖所要的，因為這樣才表示他的不同、差異與卓爾不群。實則是因為這一點點的神秘讓李敖論點不用也不能被人檢驗，保持李敖的自尊，也讓李敖可以不用求進步。這樣的情形就使得李敖的說法就個別來說可能是正確的，但就是不能以全體的角度觀照。就李敖前後期的觀點一起分析，就會呈現出混亂、標準不一的現象。胡適因為沒有接觸社會科學，所以他無法在現代學術界成一代宗師。不過他比李敖好，因為他相當程度自知自己介入政治的底線，所以他至少可以吾道一以貫之，這卻是李敖所做不到的。李敖依然才氣洋溢，但如此呈現的才子李敖只能在傳統文化中被欣賞，在競爭激烈的社會中，他顯然無法勝任，所以也無法被重用。

李敖文章的論證技巧不誠實，這一個問題卻一直沒被正視的原因之一是他對自己的定位模糊化。李敖收集資料的能力是一流的，他有辦法找到、整理一些資料讓人嘆為觀止，使得李敖論證歷史紮實，因此對他的論點的依據可信度會有加分的效應，不過他經常將真與假的論點混在一起，像某一些記者夾述夾評的現象，讓人誤以為記者的評論就是現象，就是報導一樣，讓人產生辨識上的困難。這是李敖文章的特色。李敖文章經常出現似是而非的現象，甚至李敖有時為辯護自己的論點，掩飾一部份的資料，誇張對某一些資料的解釋，以順遂自己的目標，你不能說他錯，但你總覺得他在思考上似有漏洞。他的對，對的很真，讓你無法判斷他的假是否成立，也沒有時間和能力去找資料證實你的判斷，因為對社會大眾來說，李敖這一些功夫不是他的本業，也不是他的職業，更不具生財的價值，因此也就看看就算了。李敖有這些毛病，竟能讓他縱橫台灣數十年，因為他定位模糊又難纏。李敖一直以思想家自居，否認自己是學者。他傳播一些觀念，也借用一些思想家、學者的論點來支持他的論點，以發揮他的影響力，所以李敖這一號人物在台灣的思想傳播有其地位，但因其文章內文的真實問題有虛假問題，所以用學者嚴謹的學術角度來說，李敖的文章是不值得看的，而李敖也不承認自己是學者，所以學者也認為沒有必要花精神在他的文章上。就算要用這一個角度分析李敖的文章，又因為李敖難纏，一旦招惹他，又要經常鬧新聞、上法院，得不償失。這一些條件使的李敖以思想家自居竟沒有遇到別人正面挑戰。

以往國民黨交我們「共產黨兇狠、不講信義」，所以不可以和共產黨和談。現在以舊國民黨為主的泛藍軍要和中國和談，原來的共產黨本質依舊不變，我們竟也會接受國民黨政策180度的大轉變，而國民黨對這樣的轉變也沒有清楚的說帖，請問到底哪一個國民黨的說法是正確的？

以往國民黨教我們「覆巢底下無完卵」，所以要支持政府，反攻大陸。現在以舊國民黨為主的泛藍軍要和中國和談，成為中國一國兩制的一部份，展現「覆巢底下有完卵」，我們當中很多人竟然也矇矇懂懂的接受。

我們都知道父親有權勢，對兒女的事業有很大的幫忙。我們當中有很多人不僅這樣認為，也這樣在做，沒有顯赫父母的人，還要東認爹、西認娘，建立這樣的庇蔭。但連戰、宋楚瑜，許多泛藍軍的下一代，都跑到美國去創業、就業，我們竟然不會追究中間的奇怪現象。如果我們的作法是正確的，那麼連戰、宋楚瑜是呆瓜。如果連戰、宋楚瑜的作法是正確的，那為什麼我們看到這種人際關係的運用竟然對職業、就業和創業會有那麼大的幫忙？我們為何不追究中間的矛盾？

泛藍軍、國民黨及其權貴子弟統治、雄霸台灣政壇六十年的事蹟，是一連串矛盾的總和。泛藍軍、國民黨對個別事蹟提出的理由，彷彿是正確的，但都經不起人們對事實的推理和驗證。而他們堆積一大堆的問題與矛盾，台灣人民竟然還不追究原因，還一味的聽他們在編造故事，請問這個民族的腦袋在幹什麼？而這一民族腦袋的代表—知識份子、學者，你們在研究室、工作場合、生活中是在做什麼事情呢？知識份子理應就他們所知，替這一個社會的發展提出他們的看法，指出社會的矛盾，指引人們走向更好的未來，請問台灣的知識份子，你們做了什麼？高明見事件是一個不需要爭吵的問題，有爭吵，只證明這個社會的人沒有腦袋，多吵一天，是替這一個知識份子怠惰的行徑，多一天的證據。

我前面指出是專家的意見. 所謂專家的意見,是屬於客觀領域, 意即:
我們可以站在他們的肩膀上. 舉個例, 每年非洲國家因為AIDS
要死數十萬人, 而大部分對AIDS 的研究,應該都是西方國家做的. 如果今天,
西方國家像非洲提供對付AIDS 的科技,非洲國家應該說[嘿, 等一下,
我們自己還沒精心研究過呢!]嗎?

幾個月前,這個SARS 在中國也是一樣--中國沒有理由拒絕客觀的知識. 而且,
像SARS, 也不必等到都研究透澈, 才能採取行動.發現他的毒害,就要啟動各種
現有的有效防治措施, 至於快速檢驗, 甚至疫苗, 都可以後來跟上.

中國漢學者, 特別是台港的右派, 有種執著, 就是: 拿掉儒教(儒學教義), 中國人
就不算中國人了. 所以,他們不但必要精研,而且要找出出路.
開出民主是他們的用語 《註》. 至於台灣呢, 我想,我們沒有這種負擔--
既然選擇民主, 和它不相容的儒教,當然可以捨棄.

TO Henry 兄
你說台灣受中國儒家文化影響，這一點我贊成，我在文化論壇，自省一欄說也提出很多。但我始終覺得高深繁瑣的儒家文化與儒學研究，對台灣現實社會，可能影響不會很大。同時我本人目前所關注的問題，也不在這一方面，所以你提到的問題，可能無法和你進行深入的、專業性的對話，對不起。
你說：「台灣話說：只要肯當牛, 不怕沒犁拖.一項，儒家思想就像那個犁,，台灣人不問，只顧拖著走而滿足。」我覺得描述的很深刻，如果你將儒家文化、上尊下卑關係、專制文化結合在一起討論，應該會有更深入的心得。在中國人的文化機制裡面，邊疆就是下位，台灣就是下位，台灣就應該自卑，是庶出、非正統，僅適宜當奴才。我覺得台灣人應該自中國文化中解放出來。

談到『標準』,前一陣子和另一題『台灣文化的危機』的echo 也談到我們有照單全收的各種
『典範』,卻沒有經營自己的『台灣典範』, 即使到阿扁政府,還事霧煞煞. 這『典範』
(Paradiam) 大慨就是南兄這裡所說的『標準』.

要知道什麼是典範,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去看(對很多人來講,可能順手就拿得到的)
[商業周刊]刊頭的[公孫策]專欄. 它每篇總會舉一兩個以上的『中國典範』. 我們看看
人家怎樣精心地把中國典範懸掛在一本看似純商業性雜誌的入口上. 其實, 我們自己的
言談中也處處出現『中國典範』. 選戰來了, 中國的[三國演義]的典範又赤裸裸地會般上來.

台獨中也有舉『日本典範』來應付中國典範, 同樣令人感到很疏離. 現在又有韓國的,越南的,
當然西方的一直存在. 問題是沒有台灣化或現代化. 我們會說這是[多元化].
但這種沒有整合的多元化, 帶有分化,不穩定的因素--正是對上主張單元,反多元化的人的指控--
恐怕不見得有多元化的好處. 比如, 我們和中國對立了, 人家要惡意操弄 (echo 說的「文化戰」), 是很容易的. 又好像等著別人收割, 比如有韓國偶像建立在台灣, 他們要經營韓國慨念的市場, 就像順水推舟, 桌上拿柑, 如入無人(無『台灣典範』)之地.

撇開理論. 我想最簡單, 科學, 而每個人都能做到的--不管好不好看,順不順口--就是:指涉台灣. 就像[在台灣的ROC], 不好聽, 拗口, 不像個國名, 但若一定要提 ROC, 就這樣提, 不厭其煩.時間一久, 我們會發現, 或別人會指出其中的矛盾, 自然我們就會想辦法用集體智慧來解決.

指涉當然也有比較自然,微妙的, 像這期的台文通訊裡的一篇文, 說台灣的米果(koe2), 我們對外國人就說台灣的 koe2, 而不要說成 Rice cake, 這樣他們就會來了解台灣來的東西.

我們一般認為的忠實黨員都是些外省人、國民黨黨工，不過這個圖騰決和蕭萬長、趙守博連不在一起，雖然他們也當過國民黨的組織工作會主任，掌管國民黨的組織體系。所以所謂忠實黨員某種程度是指外省人。我們會有這樣的圖騰思維，其實就是因為國民黨本身具有強烈的外來性格，才會讓我們覺得他和台灣人的風格不一樣。

一個外來風格如此強烈的政黨竟是台灣第一大黨，其間得問題值得分辨。我們如果將國民黨的「忠貞黨員」放在台灣的時空下，就會出現很多的疑問。如果忠貞黨員的風格都是外來人，為何他會是台灣第一大政黨呢？這個外來人口只佔台灣15％而已。扒梳最後的結果就會找出這一個政黨獨佔台灣很多政、經資源，使得很多人願意為分享這些資源而加入國民黨。我們可以說這些人不對，貪利而不義，但就政黨獨佔這些資源按照法律來看，本身就是不合正義、不合理。所以這樣的組織機構本身就是一個犯法團體，那樣的犯法團體中的「忠貞黨員」，到底有何人格可言，我想這樣的忠貞和我們想像的忠貞，關係沒有那麼大吧？上述的國民黨員還有一大堆軍公教、高中、大專生是被強迫入黨，這其中的威脅利誘所產生的法律問題，尚且沒有被深入追究。

我們以某一些固定的模式去想像某一些人，而當這些人的行為被冠以道德忠善的評價後，我們也隨之有崇拜的心理，而這顯然是錯誤的。以往我們一直接受國民黨的「神像崇拜」，中國及國民黨的諸神有著令人為之神儀目眩的功績，是所有台灣人無法企盼的偉大。也因此產生台灣人的自卑。但我們忘卻他們也是人，為何別人的成就會讓我們推崇，而我們這些人就沒有令人尊敬的事蹟呢？其實就算中國人封吳儀為鐵娘子一般，那意義在哪裡呢？我們並沒有深入去討論，也就從他的封號，想像他的風格。而這是錯誤的。

我們周遭的人，只要他曾是軍公教人員，年紀超過65歲以上，大概都是國民黨員，做為國民黨的一份子，他也按照國民黨的規定，照繳黨費，照開小組會議，在這過程中，不管他喜不喜歡國民黨或兩蔣，他們也這樣過了一生，沒有也不敢批評兩蔣，忠實的執行國民黨交下的任務，請問他們是不是忠貞的國民黨員？今天當關中說起「忠貞黨員」，我們一方面興起對「忠貞黨員」的尊敬，因為他用了「忠貞」二字，也由「忠貞黨員」想像他們具有的神聖意義，因此也就從內心覺得他們的偉大，並先在自己的內心說服自己，「給他們的交代」是很重要的。但我們從來不會將這一個偉大的形容詞，「忠貞」和我們周遭的親人聯繫在一起，更不會將「忠貞黨員」和我們親密的人做聯想。所以我們的親人就不是「忠貞黨員」，他也就沒有「偉大」，不夠「神聖」，自然國民黨也就不需要對他「有交代」。這種偉大的神蹟不會落在我們身上，使我們對著國民黨的統治階級有著神像的崇拜（這裡請注意，不能解釋是外省人的崇拜，而是對統治階級及其型構的英雄崇拜，因為「忠貞黨員」是一種概念，不是一個活生生的個人或群體），形成一種庸俗—台灣這組概念，和神性—中國那組概念的對立，此中的中國是一個變化的概念，相對於本省人，這個中國代表著1949年和老蔣從中國來的那一群人。相對於2300萬台灣人，這個中國是他們夢寐以求的神州大陸，即令是他們的死敵中國共產黨，也是偉大的令他們難以企及。

這種庸俗與神性的對立，是前現代社會的文明表徵之一，本省台灣人就是陷在這樣的結構而不能自拔，自卑而不敢對抗。不過現代社會卻又恰恰要打破這樣的型態，去除人神對立，進入「凡人皆平等」的階段。因為只有這樣的社會，動員才能全面而徹底，無論是經濟，及經濟帶來的社會、政治動員才可以充分而自動。因為「諸神既滅」，那就萬家生佛，人人都是主人，要為主人的利益，主動做事，這樣的民主才能自想像的雲端上冉冉而降下凡間。我們看這一次的抗SARS事件，由SARS恐懼的形成，人民的反映，政府的對策，全民的配合。這種政策的貫徹著重在人民的主動配合，而不是肅殺的嚴刑峻罰。但國民黨所建構的政治文化，卻和上述有著很嚴重的對立。一方面他造神，另一方面他進行詆毀。我們看從媒體對本省人與外省人的鏡頭、取像的用意，從戲劇語言角色的分配，泛綠軍與泛藍軍的對立用詞，甚至相對於台灣與中國的差異等，都出現不一致的、有等第差別的形容詞。也由這樣的差別，建立了他們心中的神與他們心中的奴。像港劇的國語配音，比較粗俗的人、語言就用台語，而比較高等級的人，即令他是壞蛋，也用北京話，型構語言上的上下位關係。本省人就和鄉村、賣麵攤、流汗、粗重的工作結合，外省人就和白領階級、企業、高樓大廈合一，形成一種職業和工作內容的上下位關係。有一次新聞在報導行政部門的金融法案被立法部門卡住，必須赴立法委員的宴會才有化解過關的機會，結果他的旁白沒有錯，但是影像的內容都是民進黨、泛綠軍的立委，讓人聯想是泛綠軍在修理行政部門，這根本是錯誤的導向。而中國和台灣的對立上，中國對台灣的打壓，多指責台灣的不對。北京與台灣官員的表現，則以嚴厲的角度檢驗台灣的官員，甚至製造矛盾的新聞。而對中國的官吏，卻用。讚美與捧場的語言。這樣的對立，從生活中，建立外省人的優越性，而這種外省人優越性並不是所有外省人，而是權貴子弟及其高級扈傭。從國際經濟上，建構中國經濟繁榮的假象與期待，然而受此假象傷害的是台灣商人，台灣的勞工大眾，獲利的卻是中國。而外省權貴在這對立中位移，以爭取自己最大的利益，而他們的歸屬，既不是海峽的這邊，也不是神遊的中國，而是美國，一個最不負責任的落腳地選擇。

國民黨的對立分列是一種前近代的民族對立，也是一種複合式的對立。上述的對立以民族差異為主，是以1949年來台的這一群人為其武力基礎所建構，從文化、語言和尊嚴的全面二分處理。另一方面在統治階級中，又劃分能夠西化和不能西化的兩股勢力，能夠商業化與不能商業化等。精簡的說，他是以兩蔣為核心，洋化為主軸的權力領導核心，往外一層層的遞沿、對立和壓迫，然後以民族特徵做為另一個型態的對立與壓迫。這樣的結構不是以階級對立、職業對立，而是犧牲一群大族人的自尊、自信來成就另一族人的自尊與自信，犧牲這一個社會的存在價值、文化與歷史，讓一群洋派人士得以縱橫台灣政壇。而這一群洋派人士卻以其西洋學歷，進行中國式的權力運作，以滿足個人的權力慾望、經濟利益，並累積讓後代子孫移民的能力。

宋友會對宋楚瑜的伏地崇拜是一個新住民內部對立剝削的例子。宋楚瑜會得到宋友會的支持，從觀察台灣政治發展的軌跡來看，基本上是一個很難理解的現象。因為除了1999年，他抗拒李登輝前總統的凍省以外，他一直不是台面上新住民英雄的代表。在2000大選時，重要的外省大老也是分裂，新住民的圖騰是國民黨，不是親民黨，這些都指出宋友會的「須知」如果不是宋楚瑜自己的人要進行的一項造神運動，就可能是台灣新住民在孤海上追尋的浮木心態。那樣的心態也就是我在「台支人追尋母親之旅」一文中，所闡釋的過程。當宋楚瑜無力替新住民重新獲取台灣政權時，他這個活佛的地位也就會被新的活佛取代，此時神性英雄馬上換人。這樣的心態確實是前現代社會的神蹟—庸俗關係的重構，甚至是加強。讓上面複合式關係維持才符合中國文化、國民黨精神的內在運轉機制。

宋楚瑜和宋友會的關係並不是台灣社會的孤例，本省人對李登輝、陳水扁的崇拜也是相同心態的展現。因為大家都在中國文化—國民黨建構的機制下長大、接受教育，我們這些人的反應有基本的模式，只是程度差異而已。不過在這種程度差異下，確有基本精神上的差異。台灣本來就沒有像中國這樣的近代人造神（孫中山、蔣中正等），因此要當上台灣人的崇拜對象，很容易被來自四方的對抗力量所抵銷，這些力量要做的工作就是加上許多的道德、能力條件，將被崇拜的對象中止在登上神壇之前。所以能登上神壇，必須先經過各種試煉，即令像李登輝這種「神性」傾向、成就貢獻極大、又是足以抗衡中國人造神的台灣人，仍舊受到來自泛綠陣營的各種指控（例如黑金總後台等），而檢調單位的綿密細查李登輝的貪污證據，也正考驗著支持者的理性。這些比諸新住民之於宋楚瑜將財產、子女送往國外，又意圖將台灣送給中國，斷送支持者享有民主、自由生活的舉止，台灣人內在的理性顯然高於宋友會那一般人。在上述的比較，反應一個更深層的問題，何以新住民對宋楚瑜的關係，是庸俗者必須承受許多的人間限制，而登上神壇的神蹟者，卻可以享有許多考核、稽查的豁免權。這種上鬆下嚴的機制，不就是前現代社會的特徵，也是中國文化—國民黨的倫理思維架構。最服膺國民黨信條，熱愛三民主義、國民黨、中華民國、中國的人是這個機制的基層人員，那些老兵。而深信國民黨那一套，以偉大中國人自居的台灣人，也被編在這一層中，因為依國民黨劃分等級，他們本來就是這種等級。這個劃分越往上推，他的三民主義、國民黨、中華民國、中國的成分越低，直到蔣中正，他的老婆乾脆定居國外，還依舊得到國民黨的崇拜，而孫中山的後代則根本和國民黨、台灣沒有關係。反觀台灣人之於李登輝，必須接受比一般人更嚴格的條件在審查，而且這樣的審查無時或止，也許到李登輝去世之後，都還在嚴審重批中。現代社會不應有神，因此對李登輝進行造神運動是不對的。不過比較新住民—宋楚瑜和台灣人—李登輝這兩組關係，在嚴批下的李登輝，更像是我們心中的神，是一種道德典範、能力超乎一般人的人。

這樣的複合式對立所產生的複合式犧牲並沒有意義，因為那些洋派人士在西方所學，並沒有主動的用在台灣社會，而是逐步的、因應社會需要所做的政策調整，那樣的調整因為有客觀的環境，所以比較會成功。但是當環境成熟後，只要有能力吸收西洋知識的人，都會知道要怎麼做，並不需要留學。進用洋派人士主在能見微知著，先社會發展而預擬規劃，但這樣的效果並沒有產生，也就是說那些擁有西方學歷的人並沒有發揮他們應有的功用。就民族對立的角度也呈現鉅額浪費。因為既然要學習現代社會，日本是現代國家，中國又有從日本學習現代的歷程，所以當國民黨政府移居台灣時，當時台灣的600萬人民都受過日本教育，等於送給國民黨600萬傑出的留學生（這是吳濁流的卓見，不敢掠美）。所謂傑出是指這一群人對日文的瞭解，就如同中國人對中文的瞭解那麼透徹，使用的精鍊度也頗深入，而且在日本人50年的現代化教育後，這一群人比從中國來的那一群人，甚至是那一群人中的留學菁英，都還深刻瞭解何謂現代化國家，因為他們就是現代化國家的國民。這一群人在民族對立的結構下被犧牲，被強迫自卑，被從現代國家活生生、強硬的被拉回前現代國家的神蹟—庸俗關係。造成社會、文化與政治的強烈倒退。

公理、正義與集體的長期利益，使得我們必須調整。我們要建立一個公平的現代社會，不要延續已經成形的前現代社會，是調整需要成本。現在台灣社會的紛紛擾擾就是那種調整成本。如果我們因循苟且，那麼，我們付出的成本會更大。因為尊嚴與自信並不需要經由歧視別人來獲得，而有尊嚴與自信的民族，他們的社會活力強，文化發展可以經由自己文化自由舒展，不需再藉由別人的語言與文化型態，才能發展出新文化與新經驗，而那一種「新」，對他本人並沒有貼身的感受和深層的生命召喚。今天有自信的民族已經有自信，但他們卻不斷的移出這個社會，造成這個社會的失血。另一方面，我們要重視的是讓那些被歧視的民族恢復自信，以增進我們社會的發展。這是被歧視人民的基本權力，在現代國家中，不應該有人被無端的歧視，更何況是有系統、以國家機器為後盾的大規模、多方面歧視。尤有甚者，歧視的架構中，竟然有聯絡外國人以對抗本國人，實在欺人太甚。尤其令人可恨的是，聯絡以前他要別族痛恨的敵人，來修理以前讓他得好處的民族，這樣的現象發生在20世紀，已經令人髮指，更且發生在21世紀！

在一個沒有公理、不具正義的社會，很難產生禍福與共的感覺，也就很難有與社會共榮的心。台灣社會會發生那麼多失調的問題，是因為這一群人對這一個土地與社會沒有感情，不想投入心血所致。同時，台灣的統治階層以中國為圖像，做為他奮鬥的目標，也以這樣的圖像強迫被統治人民接受。因而這一個社會的人對這一塊土地沒有愛心，對社會也不想投入。這樣的發展並不符合我們大家長期利益。

改革尚未成功，前程依舊崎嶇。李登輝前總統的民主改革，只是讓台灣的政治由前現代封建殖民社會躍進現代社會而已。對於社會、文化與自信、自省、自我認知覺醒方面，依舊闕如。我們會看到泛藍軍許多荒謬而不可思議的舉措，舉國家利益奉獻給別國而臉不紅、氣不喘。國民在面對自己國家、社會與自己利益選擇時，竟然會糾葛數千年前祖先的祖居地、會貪婪的希望所有族裔子孫應該同居一國的想法，甚至每天含辛茹苦賺取一些蠅頭小利以為生，卻為了統一，慷慨的願意降低自己生活水準，回到數十年前而不顧，而他們擁護的人早已將資產兒女移往國外卻不為意，顯現這種國民性格的不成熟。陳水扁的2000年政黨輪替，只是台灣政治發展上的偶然幸運而已，沒有社會意義，也沒有文化意義。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不僅脊續李前總統「未完成的革命」，也要超越政治，將我們的社會、文化從前現代社會的封建、殖民思維拉回現代國家、現代社會，建構現代文化。而要完成這樣的過程，就必須批判、反省國民黨給予我們的中國文化與專制想法，從國民黨虛構的現代國家走向真正的實在的、實證的、踏實的、人間的現代國家。

泛綠、泛藍尖銳論戰內容的反省與理論化，是建構「台灣人現代化學」的開始！

你提的典範問題，若要解釋成標準可以，但他和標準頗有差異。我很難用精確的語言表達，需要多一點時間去沈思、細辨，才能和你深入對談。可惜我短期內要封筆。對不起。

我認為做為主人的意識很重要。台灣人沒有這種主人意識，才會讓不愛台灣的人任意踐踏台灣人的尊嚴。也因為不認為自己是主人，所以沒有自己的偏好與利益，經常被別人炫耀的語言所欺騙。你和echo兄談到的『台灣典範』,，其前提必須確立是誰角度的『台灣典範』，這很重要！也就是主人意識。

台灣人要擺脫中國人的糾纏，是一項很艱難而長期的工作。中國文化的特徵就是模糊，在黑與白之間創造許許多多的中間色，甚至將紅的、綠的也可以說成黑的或白的，中國文化中「指鹿為馬」的荒謬並不止於趙高，所以我們必須花費很多的精神去破解這樣的迷障。中國人做學問的方式就是盡量不要清楚。因為一旦清楚就很容易被抓漏洞，被看破手腳，因此也就被人認為沒有價值、水準。中國人的處理事情的方式是對明確的事情盡量予以模糊化。所謂中庸是「中不偏，庸不易」，他的解釋比他不解釋更糟，因為更讓人不懂。也因為如此，才會讓人白首窮經，認為餘韻無窮。類似的狀況在中國文化中所見多有。如果我們不嫌誇張的說，中國文化不是一個教人頭腦清楚的文化。台灣很不幸和中國關係密切，因此也就身陷其間，訓練出來的人多是一些頭腦不清楚的人，他們當然無法分辨事實真相。所以要讓國民瞭解真相，就必須不斷的搓破中國人所散佈出來模糊語詞、強詞奪理的東西，這很麻煩。但卻是必須做的事情。

其次，我們國民的民族性含有做事不踏實和很容易原諒別人的缺失。所謂不踏實就是對很多事情不用心追根究底，凡事差不多就好。用之於現況分析，就是對別人講的話只要有部分正確，就認為「那應該是正確的」但不幸的是，社會上「差一點就差很多」，尤其在別人有意欺瞞下，那樣的差不多就是「差之毫釐，失之千里」。那種「差不多」心態實際上可以用經濟學分析，因為確實查證要花費成本，而且有時候那樣的成本很高，但他的利益並不大，所以很多人就乾脆不查證。偶有猜中，則誇稱：「見微知著」。實際上這樣的「見微知著」是花費很高的成本才擁有的，是曾經歷許多失敗和苦痛，換來寶貴的人生經驗。要不就是冒著許多猜測失敗而帶來的損失，所做的大膽臆測。但我們卻多不強調這種成本，但推崇這樣的結果。就算一如上述，有人眼光如炬，鐵口神斷，對嚴謹的人來說，那還是「假設」，算不成正確。但他卻是我們崇拜的對象。

這種不踏實「求真」的態度，充斥在我們的生活，就容易出現凡事「差不多」的態度，判斷事情差不多就好。做事情也就差不多就好，因為社會要求差不多的態度，做的太「頂真」（「龜毛」的另一種講法），既花費成本，又討人厭。這樣的社會所展現的風格就是一大堆「差不多」的現象：

中央民意代表三十幾年不改選，他依舊是民意代表，這樣的民意代表可以連選五任的總統，而我們也不以為矛盾。

蔣中正總統下令戒嚴二十幾年，既不改選民意代表，也不推行憲政，甚至以白色恐怖統治，我們依舊推崇他「憲政之父」、「民主長城」。

國民黨一方面推崇兩蔣，一方面全面投共。

謝啟大出身法官，一方面攻擊台灣法界黑暗，一方面將自己的前途投向法界更黑暗的中國，他的支持者不以為奇。

這樣的問題很多，卻被人視為正常，難怪會讓很多頭腦清楚的人覺得不可思議（白樂崎就這麼認為），而且一個頭腦清楚的人在這樣的社會呆久了，也會頭腦不清楚。

中國人在表達事情的方式有一種特質，就是在特定條件下，他的說法成立，但總觀來說，卻成為詭辯。用經濟學的說法，叫做「部分均衡成立，但全面均衡不成立」。例如「共產黨不好。李登輝年輕的時候和共產黨有關係，所以李登輝不好。」這種命題如果成立，那蔣經國年輕的時候不就是共產黨員嗎？為何蔣經國會是他們崇拜、懷念的對象？面對這樣的問題，他們就顧左右而言他，或者再加一些條件，來證明蔣經國天縱英明，不在這個命題內。就算將這一個條件放的更寬，那現在和共產黨你儂我儂的泛藍軍，不就更爛嗎？中國人對這樣的說法是不接受的，他會說，統一比台獨重要。如果統一那麼重要，那李登輝以前和中國不是有密談和平統一的密使問題嗎？那李登輝應該有其值得尊敬的地方，但這種說法會被中國人反對，以前抖出密使問題，猛批密使問題的，就是在台中國人代表的新黨立委。在這委曲多變的循環論證過程中，中國人會堅持每一個過程都是正確的，而且是至高無上的精明決策，在中國人的字典中，從沒有「誠心自動認錯」這六個字，只有在不斷的、至高無上的正確決策中，尋找下一個至高無上的正確決策！所以用結構的、推理的角度去分析中國人的處事行徑，只能用「正常的聰明瘋子」形容。他沒有精神分裂的問題，所以他正常；他很巧妙的找出一些精巧的理由替自己的行為辯解，所以他聰明；他的行為前後矛盾，只有瘋子才做得出來。

台灣人的行徑逐漸被中國化，但更差的，卻是被奴化。理論上，台灣人和中國人是站在對立面，頭腦清楚的人會很清楚的明白別人在胡搞，而站在對立面的人更會看清楚對立者的缺失，但台灣人沒有。因為我們長期浸淫在中國文化中，浸淫在國民黨權貴為其自私的行為，所做的詭辯中，逐漸接受他們的邏輯。也以他們所定位的邏輯在思考。他表現的地方有二：一是不斷相信他們的謊言，一是不斷由這樣的謊言中，相信屬於自我的一切，都是低人一等，因為我們有「身為台灣人的原罪」。國民黨那套經常矛盾的說詞是很容易被人搓破，所以必須訓練他的人民「寬容」、、「得饒人處且饒人」、「體會領袖的苦心」、面對思想禁區時的卑微崇敬的心態。在這不斷寬容、原諒的過程中，原本分析事理的理性逐漸被道德的感性所取代，變成頭腦不清楚，卻自認為道德高尚。另一方面，由於思維和「體諒」的條件皆由國民黨所認定，因此也被訓練成制約反應的否定自我的價值。因為許多問題是國民黨一方主動的爭取自己的利益所產生的矛盾，所以他的對立面若要採行寬容的態度，就必須讓出自己的利益。而這種讓出的行為必須被合理化才能持久，就會出現自願性被壓迫的價值體系，「在台灣沒出路，要反攻大陸才有出路。」（反攻大陸是犧牲自己現有的利益，去完成統治者的美夢。）「台灣的東西不用保留，這個在中國很多」、「台語是方言，學國語才有出路」、「台灣土地貧瘠，中國物產豐富」、「台灣的希望在中國」等等。這種從自我否定過程中，來堅定自己的信仰是正確的過程，就是台灣人自我奴化、自我價值否定的過程。

被一位挪威籍老師的回答震撼得不能自已∼

她說【父母親是什麼樣的人∼她的孩子就是什麼樣的人！】........為此和伊激辯多時∼∼∼

她說【沒有辦法∼我了解你的感受！........但我們接到太多的的實務證實,父母是毒犯或酗酒病症∼
孩子真的長大後也離不開是煙毒犯和酗酒患者！∼主要在於孩子能仿同學習的只有這些！才會造成悲苦
命運一再重現！】..............

當時不能接受是因為受中國人口號教育影響【人定勝天】【事在人為】.............ㄆ啦∼ㄆ啦∼

再從尼采反宗教的觀點看【上帝已死】......才發現新生嬰兒能學的∼仿同的∼真的就在父母自身﹖
不知不覺∼我們將自己的驕傲∼怯懦∼無能無助學自父母身上。。。再傳遞給子孫﹖生生不息﹖

因此,當我看到外省好兄弟的父母在【媽類個ㄅㄧ∼李等毀.......ㄆ啦∼ㄆ啦∼】........
我又看到好友每屆選舉焦慮難安﹖............對台灣人總統莫名其妙的不信任與不安全感﹖
不知不覺從父母親的觀點∼【成就了【兒女】奴才∼跟隨【父母】主子永遠的幸福快樂與憂愁焦慮﹖】

當然∼【統派媒體圈圍】的思惟系統............正是延續其無知父母的恐懼而阻怯獨立生存發展﹖

所以【悲觀的反省中國】..............奴才∼【將有驚人天價出現﹖】

從2000年總統大選後，泛藍軍所呈現的前現代社會的封建性，一定會令所有研究社會科學的人，興趣盎然！從馬克斯、共產主義的劃分，共產主義文化是比西方資本主義文化更前進的一種文化，而西方資本主義則是比封建社會更前進的文化。國民黨所強調、承襲的文化，他們認為他們的三民主義是比封建社會更前進，而且要對西方資本主義的缺失進行改良，是一種比西方資本主義更好的主義。這樣的論點一直是國民黨的信念，可惜都沒有人深入討論。國民黨到台灣來，經由蔣經國的改造，他已經是不折不扣的列寧式政黨，他要實踐的東西，也是所謂的改良式的、比西方資本主義更好的三民主義。但真的好嗎？過去，由於國民黨一直是執政黨，許多事情都因她們握有豐富的資源，將她們包裝的美麗、雍容與華貴。讓我們沒有機會去檢定他的說法。但在2000年總統大選後，交出一些重要的政治資源後，我們就反省、發現許多有趣的現象。例如，連戰在百萬黨員直選下，得票率竟然高達99%，連戰批評陳水扁的語言，讓人覺得，連戰可能不知道「今夕是何年」的問題；宋楚瑜的「宋友會須知」，那種比毛澤東語錄還毛澤東的說法。還有今日連戰的「板蕩識忠臣」的說法。我們不得不懷疑，國民黨內部的文化，基本上是建立在封建私人從屬關係中發展出來，所有比別人地位低落的人，都必須用奴才、小人的心態對待他的主子，而且這一種主從關係一旦建立起來，就會超越國家、公務的關係。形成「一日為奴才，終身為奴才」的特性。連戰駕馭下的國民黨就是以這樣奴才的方式對應於連戰。整個黨機器的運作，都是以讓連戰當選總統為最高要務，至於要達成這一個要務，無論怎樣損失政黨、個人的利益都要去做。在2000年以後的國民黨作風，不就這樣的嗎？親民黨的「宋進總統府」，也以這樣的精神在運作。「宋友會須知」只是將這種上下主僕的絕對關係，明目張膽的寫出來而已。我們在看連戰在對蔣家的人，公開場合所呈現的卑微順從的態度，就像高級奴才去遇到主人一樣的綿綿深意，將這樣的文化由上到下的串連在一起，就是一種主僕、主奴關係的文化。他和現代化社會無關，是中國傳統社會關係以現代政黨的外貌包裝起來而已。Party（政黨），在此並無現代社會的意義，只是傳統社會情義、利益的結合體而已。由這一個party所控制的機構，政府，也以這樣的主奴關係在界定組織體系內部的上下從屬關係。是一種將非正式、私關係的聯繫脈絡，架在公關係的權利（力）、義務之上。因此連戰一日當上主管，他的部屬就必須終身以奴才的關係和他互動，而且這一個奴才也必須只認他這一個主才可以。也從這一個角度，我們才可以清楚掌握國民黨經常強調的正統、法統與道統的關係。從時間承續來看，越古老的越正統，地位越尊上，循著這一個尊上關係，第一個承接下來的，就是「嫡長子」地位，就有權力去號令同輩份的人。在同輩間，形成主僕、上下的關係。這就是為何連戰要替蔣孝勇的孫子慶滿月，目的在爭得傳承位置。蔣宋美齡去世，原本連戰說不再出國，卻又出國，這是替過世的「舊王」發喪，同時宣告「新王」承續的正統性。透過這樣的解說，我們才能瞭解國民黨體系的內在倫理關係，也可以清楚瞭解這一個政黨所呈現的本質問題。是舊社會倫理維繫的團體，與現代的政黨倫理、現代社會的契約關係，完全不同。

那是中國的產物。國民黨的內在利益體系運作，誠如前言，既然不是現代社會的契約關係，那麼利益傳遞也就不是交易，而是賞賜。和上下從屬關係密切，而非平等互惠。也透過恩賞，讓原本應該是有現代意義的組織，私人關係化。這樣的軌跡在講求權力、責任的官方互動關係上，也是鑿痕畢現。許多互動都是建立在默契、私誼上，沒有這樣的關係，純以公務互動，經常會吃鱉、寸步難行。至於以後會不會出問題，那就純然看關係，關係不好，出了問題就自己承擔。但關係良好，就以慣例方式處理。其間很難釐出一個判定的標準，就是這種責任不清楚，更加重了下位單位必須對上位單位畢恭畢敬，更強化主僕關係。這樣的關係，即使用最具中國特色的儒家文化來指稱、分析，也有辱儒家。至少儒家文化也強調公私之分、「大夫無私交」在界定個人與國家、社會的關係。像國民黨那樣公然將個人的利益、尊嚴放置在公務、國家利益之上，令人乍舌。我們甚至可以說國民黨那一套運作文化，其實是中國文化中的常民文化，凡是講不清楚，而用雙方的默契在進行社會運作。只是這一套文化在中國文化中很早就被批判，想不到，兩千多年以後，國民黨還樂此不疲。

將「領公家薪水做事」的現代文明與封建社會的「家國天下」相混淆。家國天下是皇帝以其個人能力建立一個帝國，「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濱，莫非王土」，君王與國家的關係，某種程度接近現在的資本家與私人企業的關係。但是資本家與員工的關係還是一種契約、交換的關係，員工提供勞務，公司則以前才購買勞力，兩者因交易關係存在而互動，因交易關係消失，而回復平等的互動。傳統的家國天下並不等同於現代社會。現代國家是公務人員對國家效忠，對人民盡忠。他領的薪水是來自人民的薪水，他和長官的關係是因為公務互動，也因為公務而界定權利義務的關係。我們很難相信有人會將現代公務人員以私誼關係相界定，有私人政黨領袖敢講出「板蕩是忠臣」的話。這是接受過現代教育的人所不會講出的幼稚語言，，更何況他還是留學美國名校（不敢說出那一個學校的名稱，不然有辱李遠哲院長）的政治學博士，還不是一般與政府運作、權力責任無關的理工博士。這讓人懷疑他的博士學位，甚至是學士學位是怎麼拿到的？更令人不解的是他還是我們國家長期以來的高級公務人員，並且當過台灣的行政院長，那他在以往從政經驗中，是如何看待他的屬下？然而最最悲哀的是他還要競選台灣的總統，有機會成為這一個國家的領航人！不過，這就是國民黨文化，甚至是共產黨文化。對他們來說，所謂「必也正名乎」的正名，不僅僅是確定品牌，更且是確定雙方的權力從屬關係，這種關係從公務關係貫徹到私誼方面。我們從連戰替蔣孝勇的孫子慶祝滿月，國民黨黨國大老全員動員的狀況就可以知道。一日為奴，終身為奴。不僅如此，而且還可以世代貫徹。將這種互動關係往前推，以往國民黨掌政時間，他們經由私誼間的私相收受，不知道偷渡多少國家利益，做出多少法律不明文規定的禁制行為。就我們來說，「黨庫通國庫」是不可以容忍的事情，但在他們的觀念中，這並沒有什麼不對。連公務人員都可以用私人關係在挪用，公家東西更不用說了。程建人代表會被連戰斥責，並非特例。連戰在英國不也是用這樣在態度斥責台灣的駐英代表處嗎？對國民黨來說，「黨國不分」不是一句斥責國民黨的話。對國民黨來說，「黨國不分」才是常態，「黨國要分」就不正常。

更精準的說，國民黨是一種利益攫取集團，不是政黨。擁有政權並不是在實踐理想，而是一種職業、增進個人利潤的機會。也因為是這樣，將國民黨內部的利益抽離，這一個集團自然就土崩瓦解，潰不成軍了。

這種說法是不合理的，能力條件也就算了，反正能力有很多種，何以見得這些抵銷力量是在加上道德條件的試煉，而使得通過者即是”道德較受試煉者”？

我也可以說由於中國有花心力造神，台灣則無，因而台灣人比中國人更不理性，更容易崇拜偶像。

所謂的「因為此人受道德質疑─此人仍能受崇拜─所以此人道德確有水準」這樣的三段式論證有問題。對於所謂「崇拜者」而言，質疑直接等同於惡意攻擊，更可以轉化為崇拜者對被崇拜者的悲情訴求。同樣的論證若用於法論功，李洪志只怕就比李登輝更有道德了。

今天我到地檢署採訪新瑞都案，實際看到了李登輝支持群眾，跟他們很多人聊了天，現場李登輝支持者的主張便是「李登輝為國家很辛苦，法院最好對李登輝尊重點，要不然我們就不客氣了」，很多人根本連新瑞都案到底是什麼都不清楚就來了，這便是一個很實際的例子。

＜＜即令像李登輝這種「神性」傾向、成就貢獻極大、又是足以抗衡中國人造神的台灣人，仍舊受到來自泛綠陣營的各種指控（例如黑金總後台等），而檢調單位的綿密細查李登輝的貪污證據，也正考驗著支持者的理性。這些比諸新住民之於宋楚瑜將財產、子女送往國外，又意圖將台灣送給中國，斷送支持者享有民主、自由生活的舉止，台灣人內在的理性顯然高於宋友會那一般人。＞＞

宋楚瑜是否意圖將台灣送給中國？這需要證據以證明。何況宋友完全認為李要將台灣送給日本，李友完全認為宋要將台灣送給中國，而彼此都完全認為對方抹黑，又哪一邊比較理性？

有「貪污調查」考驗「支持者的理性」可以推論出「所以支持者的支持是比較有理性的支持」？這邏輯有點特別。何況貪污調查事實上是在「考驗」支持者的「支持度」，而非考驗支持者的理性。

是否我們只要攻擊一個人支持的事物，而他仍能繼續支持，就表示他「比較有理性」？請先弄清楚「理性」這個字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本身是個新聞工作者，「真實」跟「正確」也是我很在意的，感覺到南兄批評起泛藍確是言此犀利令人擊節而讚，但為綠營護起航來時卻恐怕有些語焉不詳了，以上是個人淺見。

二、 你說：「我也可以說由於中國有花心力造神，台灣則無，因而台灣人比中國人更不理性，更容易崇拜偶像。」
我的答覆是：造神絕不是理性行為，所以，你仔細檢定你這一段話，邏輯上可能很有問題。

三、 你說： 「所謂的「因為此人受道德質疑─此人仍能受崇拜─所以此人道德確有水準」這樣的三段式論證有問題。對於所謂「崇拜者」而言，質疑直接等同於惡意攻擊，更可以轉化為崇拜者對被崇拜者的悲情訴求。同樣的論證若用於法論功，李洪志只怕就比李登輝更有道德了。」
我的答覆是：你提的那一種論證、說法，在我的文章中不成立。李登輝本人的私德、執政的缺失目前還受到各方面的檢討，並沒有一天停止。他今天之所以沒有被判罪，不是人民的信仰、崇拜，而是檢調單位無法證明他犯罪的事實，是事實上的清白，不是信仰、悲情訴求，讓我們繼續支持他，這一點你弄錯了。泛藍軍用完全不合社會行情的標準在修理李登輝，作為一個記者，難道你看不出來嗎？你在此提到的新瑞都案例，在此不成立，因為我是用理性的角度討論李登輝，不是崇拜者。同時，你文中所提的支持群眾的講法也沒有錯。「「李登輝為國家很辛苦，法院最好對李登輝尊重點，要不然我們就不客氣了」」是「尊重點」，群眾並沒有要求法官、檢察官偏袒李登輝。同時，李登輝是以證人身份出庭，是協助調查的身份，不是有犯罪嫌疑者，不是被告，當然要客氣點。你看戴東麗檢察官的質問內容，你就應該瞭解群眾的反應是正確的。戴東麗檢察官詢問證人的資料很多都是一些報紙看來的，而目前台灣報紙幾乎清一色亂搞，對李登輝採行敵對態度，戴東麗大量採用這些資料，有故意入人於罪的明顯嫌疑。李登輝的生氣、質疑當然是合理的。
四、 你說：「宋楚瑜是否意圖將台灣送給中國？這需要證據以證明。」
我的答覆是：你在報社，透過聯合報的知識庫，查一查宋楚瑜在2000年的一場與唐德剛的對話，就可以清楚他的動機。至於李登輝要將台灣送給日本，那也請你提證據，以你的職業與智慧，理論上應該會先檢定資料的合理性才對。

五、 你說： 「有「貪污調查」考驗「支持者的理性」可以推論出「所以支持者的支持是比較有理性的支持」？這邏輯有點特別。何況貪污調查事實上是在「考驗」支持者的「支持度」，而非考驗支持者的理性。是否我們只要攻擊一個人支持的事物，而他仍能繼續支持，就表示他「比較有理性」？請先弄清楚「理性」這個字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的答覆是：你先去弄清楚你的邏輯。
我的本文意思是：李登輝的成就那麼大，都還在被考驗、檢定，支持者在檢驗失敗後，是否會支持他，還在試煉著支持者的理性。但是新住民呢？宋楚瑜將子女財產移到國外，而和中國統一一定對台灣有嚴重傷害，而這樣的傷害對他子女無損，卻對他的支持者有大害，但這一群人還是支持他，可見他的支持者的理性有問題。像新住民這樣無悔的、無私的支持宋楚瑜，就因為宋楚瑜已經登上這些新住民的神壇上了。

中國人的悲哀在於沒有自己。中國文化所強調的特色有二：做聖人及為別人奮鬥。但他們都沒有自己。所謂做聖人就是強調修身養性，以成為一個人人尊敬的人。這些在基本邏輯上並沒有錯，問題在於學作的聖人並不是按照每一個人天生的本質去發展，而是一個框框架架，叫別人去模仿、學習。學做聖人成功，等於宣示將自己的本性磨光了，此時的你已經不是原來的你，這樣的聖人，生命的目的則是依聖人之道，齊家、治國、平天下，他所呈現的生命目標也是別人所畫好的框框去填畫補充，而不是就自己想要的方式表現出來。就這一個角度來說，他是將一個活生生的個體嵌入一個已成形的磨子去凝塑。這樣塑造的國家，每一個人的特質都一樣，每一個人的行為方式也一樣，他其實就是一個生物機器人的世界！

做為聖人的另一個重要工作，要對祖先有交代、歷史有交代、對。。。，也就是這樣的聖人，或要成為這樣的聖人，他生命的目的之一不是在發展自我，而在別人給予的責任與評價。你的奮鬥價值是要以別人的期待在決定，這樣奮鬥以後，你所得到的價值是別人的肯定，至於這一個肯定是否對自己有價值，那就不重要了。當然我們也有權力要求別人，因為我們是我們子孫的祖先，我們可以要求我們的子孫完成我們對他們的期待。這樣的邏輯推演，就會得到一個很好笑的答案：我們為我們的祖先願望在奮鬥，我們的子孫為我們的願望在奮鬥。我們大家的願望若要達成，必須仰賴別人的努力，而不是自己的努力！

社會努力下的成果，全由上位者負責取用。個人在社會中的位置也出現上述那樣的矛盾。底下奮鬥的目標是由上位者決定，所以一個人的努力是要讓自己的家族有榮光，家族的奮鬥是讓地方有榮光，地方奮鬥的目標則是讓縣、省、中央有榮光，這就是我們所謂個人努力的社會意義。榮光本身是有價值判斷的，所以中央決定的價值判斷讓省去實踐，省的價值判斷則由縣去實踐，依此類推，每一個下階層的鬥目標都是由上階層決定。請問：省、縣、地方、家族自己奮鬥的目標又是什麼呢？至於中央，則由相對少數人的意識型態去完成別人給的目標。中國傳統文化的聖王之道，中國共產黨號稱要建設一個共產主義的世界，請問哪一個目標是自己定的呢？沒有。

他們在做什麼呢？一個有數千年歷史的國家，他整個歷史、整個國家宣揚的存在目標，竟然不是根據歷史發展，追尋新的目標，而是大家向後看，討論祖先要我們做什麼事情，所有的奮鬥只問是否達成祖先的期待、做相同的事，想相同的事，成為相同的人，真是可怕！一個擁有十餘億人民的國家，他的人民沒有自己的意志，也不能決定自己的生活目標，只由上層幾個人決定一個國家全體人民的生命價值，只也由上層這一群人決定國民奮鬥的方向，這樣國家的國民也真悲哀！

＞＞＞＞解釋（何以見得這些抵銷力量是在加上道德條件的試煉，而使得通過者即是”道德較受試煉者”？）這句話。

通過道德試練的當然是道德較高的，這的確是邏輯問題不用懷疑。我的意思是你何以見得這些抵銷力量中有道德試練？所謂的抵銷力量事實上並不能被肯定的定義，它隨著不同人的認定而不同。

＞＞造神絕不是理性行為，所以，你仔細檢定你這一段話，邏輯上可能很有問題。＜＜

你的回應恐怕才有一些邏輯問題了。中國造神是使用資源去設計的行為，花了時間跟心力，一個人被折磨了很久才屈服，跟一個人一被折磨就屈服，後者意志力較衰弱；同樣的，一個人被造神活動催眠很久才有狂熱崇拜，與一個人一被煽動就有狂熱崇拜，後者較不理性。閣下要證明崇李者有其理性，可以從很多方面著手，例如李登輝的確碰觸到台灣人沉埋心中的痛苦或想法等等。可是閣下並沒有，只講了一句用來混淆字詞概念的話來魚目混珠，誰說造神是理性行為了？我說的是中國造神是一個龐大而長久的壓迫力。我想你的造神也許是指宋友會的造神意識，宋友會成員亦是過去造神的受害者，這並非潛意識的代代傳承，它的起點是被設計的。

＞＞你提的那一種論證、說法，在我的文章中不成立。李登輝本人的私德、執政的缺失目前還受到各方面的檢討，並沒有一天停止。他今天之所以沒有被判罪，不是人民的信仰、崇拜，而是檢調單位無法證明他犯罪的事實，是事實上的清白，不是信仰、悲情訴求，讓我們繼續支持他，這一點你弄錯了。＜＜

這還是一樣

假如：李登輝被判有罪，李友就不支持他，那麼李友就是有理性。

目前：李登輝沒被判罪，李友支持他。

所以：李友有理性。

這在邏輯裡面叫做什麼？—希望你學過—你是用一個假述句（李登輝被判有罪，李友會不支持他，那麼李友就是有理性）反過來論證結果，在邏輯上這是不成立的。往後會有持續不斷的理性試煉，不能證明李友有理性，只有當李友通過試煉的時候才能證明。

我說閣下的「因為此人受道德質疑─此人仍能受崇拜─所以此人道德確有水準」邏輯上是不正確的，這一點閣下並沒有反駁，那表示閣下的確承認這點您是錯的嘍？我的論證「對於所謂「崇拜者」而言，質疑直接等同於惡意攻擊，更可以轉化為崇拜者對被崇拜者的悲情訴求。」的確是我錯了，我應該註明這只是用來反駁閣下論證的反例，我並不打算把它適用於任何事件，甚至我也不認為它適用於法輪功事件。我下一段說「新瑞都支持者就是實際例子」這句話用得太過輕率。

＞＞泛藍軍用完全不合社會行情的標準在修理李登輝，作為一個記者，難道你看不出來嗎？＜＜

社會行情？你經商嗎？

這不用你向我哭訴，我很清楚李登輝受媒體委屈，很多媒體就像編劇一樣的平空臆測內容，什麼「李登輝跟劉泰英默契十足，頻頻用眼神交流」之類的鬼話。不過我必須建議你把話題拉回重心，「因為此人受道德質疑─此人仍能受崇拜─所以此人道德確有水準」此論點是否正確，這才是我主要的質疑。我好像沒有說過「李登輝受到媒體公平對待」這樣的話，我不知你跟我抱怨這個幹嘛。

＞＞「李登輝為國家很辛苦，法院最好對李登輝尊重點，要不然我們就不客氣了」是「尊重點」，群眾並沒有要求法官、檢察官偏袒李登輝。＜＜

遺憾的是，在網路上很難把講話的語氣表現出來，我很清楚我聽到的語氣中包含的意義並不僅止於「尊重點」，當然你完全可以認定我是因為意識形態強烈才有這種偏頗認定，又或者認為我聽力有問題什麼的，這絕對是你可以的合理懷疑，我怎麼可能說服你呢？

＞＞至於李登輝要將台灣送給日本，那也請你提證據，以你的職業與智慧，理論上應該會先檢定資料的合理性才對。＜＜

請不要只看自己在意的部分然後斷章取義，我說的是：「何況宋友完全認為李要將台灣送給日本」，你要我提「李登輝要將台灣送給日本」證據？所以說，我就是宋友嘍，我還可還真慘，到了大陸網站，被人指責是台獨份子，意圖分裂國土，到了這裡，倒變成宋友了。

＞＞我的本文意思是：李登輝的成就那麼大，都還在被考驗、檢定，支持者在檢驗失敗後，是否會支持他，還在試煉著支持者的理性。但是新住民呢？宋楚瑜將子女財產移到國外，而和中國統一一定對台灣有嚴重傷害，而這樣的傷害對他子女無損，卻對他的支持者有大害，但這一群人還是支持他，可見他的支持者的理性有問題。像新住民這樣無悔的、無私的支持宋楚瑜，就因為宋楚瑜已經登上這些新住民的神壇上了。＜＜

宋楚瑜的「成就」一樣很大，「能力」一樣很強，不然上次大選也沒有那麼多票。你的意思是宋友明明也同意「中國統一一定對台灣有嚴重傷害」，卻還是硬要支持主張「兩岸統一」的宋楚瑜？遺憾的是，宋友似乎並不認為「中國統一一定對台灣有嚴重傷害」。我想你的意思是，綠營明知宋楚瑜會對台灣造成傷害而橘營卻支持宋楚瑜，所以橘營很不理性是吧？

＞＞我對你們在台灣，從事這一行的工作伙伴一個良心建議：報導文章要記住「真實」跟「正確」，評論文章要注意標準一致、社會行情。不要經常貽笑大方，讓「海國論壇」與「與媒體對抗」的網路英雄，每天為了要訂正這些記者的錯誤，忙得不能做更有生產力的工作。＜＜

這還是留給您閣下吧，幸運的是，作為一位新聞工作者，我倒沒有責任要花時間來訂正網路英雄們的錯誤，以致於還算有點時間去做些有生產力的工作。

想來也好笑，怎麼會有人用「網路英雄」這名詞呢？沒注意到「網路英雄」根本是一個嚴重的諷刺嗎？。

所以增加檢定的過程，增加登上神壇的難度，當然比那種都沒有檢定過程更嚴格，這一點沒有疑問吧？除非你能告訴我台灣這樣的檢定是無意義的檢度，否則會質疑這樣的語句，會讓人覺得邏輯訓練有問題。在前文，我沒有回應你這一個問題，是認為你對這樣的語句應該沒有疑問才對。其次，我回應你的第二個命題，我的答案是：通過道德與能力試煉的，當然比不通過的好，這沒有疑義。難道貪污的宋楚瑜比清白的宋楚瑜好？

你在回文二提出道德方面的試煉，現在新瑞都案、國安密帳、拉法葉回扣案會被媒體牽扯到李登輝，不就在質疑他是否收受回扣嗎？泛綠軍至今還在罵李登輝是黑金總後台，難道不是嗎？這難道不是道德試煉嗎？
至於你說定義如何？那請你舉例。

你的問題（二）
請仔細看我的文章，再來質疑我的文章。台灣至今還沒有人造神，因為李登輝還在被檢定，但是中國已經有人造神，這一點要分清楚。中國人是否被折磨很久才屈服，我不知道，但台灣至今尚無人造神。有人造神跟沒有人造神的水準，應該可以獨立判斷，不需要答案吧！你再看一下我的文章結構，李登輝是和宋楚瑜對稱出現，李登輝的事例是和宋楚瑜的宋友會須知事例對稱出現。做為記者，你應該知道宋友會須知在寫什麼吧？從那些「須知」呈現的膜拜忠誠可以「毛澤東語錄」、文化大革命的口號相比？哪一個比較理性呢？再者，宋楚瑜為何能成為新的人造神？你可以看我在聯合論壇，「獨白 評論」的「台支人追尋「母親」之旅」（NO:219_5）。
你說：「我說的是中國造神是一個龐大而長久的壓迫力」，那是本文才出現。至於人造神孫中山、蔣中正，那和台灣關係密切，和中國關係不密切。我沒有說人造神毛澤東。所以「中國造神是一個龐大而長久的壓迫力」的論點在此不成立。
你說：「我想你的造神也許是指宋友會的造神意識，宋友會成員亦是過去造神的受害者，這並非潛意識的代代傳承，它的起點是被設計的。」宋楚瑜何時有這樣的地位，不也是在當省長、甚至是在當省長後期，有抗李的行為才被一些反李偏統的人崇拜，換言之，大家都在民主時代，有相同接受資訊的自由，李登輝掌權、被崇拜的時間遠比宋楚瑜長，但是支持者的反應竟有這樣的差別，這必須要有解釋的。不要將宋友會的時間拉的太長。

你說
「假如：李登輝被判有罪，李友就不支持他，那麼李友就是有理性。
目前：李登輝沒被判罪，李友支持他。
所以：李友有理性。
這在邏輯裡面叫做什麼？—希望你學過—你是用一個假述句（李登輝被判有罪，李友會不支持他，那麼李友就是有理性）反過來論證結果，在邏輯上這是不成立的。往後會有持續不斷的理性試煉，不能證明李友有理性，只有當李友通過試煉的時候才能證明。」
但是你要注意：你的本文有一段話：「質疑直接等同於惡意攻擊，更可以轉化為崇拜者對被崇拜者的悲情訴求。」但目前我們沒有看到李登輝進行悲情訴求，所以你說的論點不成立，（有關這一點，你在回文有提到。）也因為這一點，所以，我們對他的支持依舊是理性。再者，我們對李登輝的支持，都是李登輝到目前都沒有錯，所以這樣的支持也沒有問題。證明理性的標準可以從你的角度，「因為李犯罪，支持者唾棄他」來證明支持者理性。也可以從李登輝不斷的被質疑，卻一一被證明無罪，從而由此證明，在嚴格標準下檢定的李登輝沒有罪，所以支持他的人是對的。而這個「對」也含有對當事者事實行為的檢測所下的道德肯定，這樣的支持也可以叫理性。對李登輝來說，到目前為止，他還沒有犯罪的事實。

你說：「我說閣下的「因為此人受道德質疑─此人仍能受崇拜─所以此人道德確有水準」邏輯上是不正確的，這一點閣下並沒有反駁，那表示閣下的確承認這點您是錯的嘍？」我那時的回文是：「你提的那一種論證、說法，在我的文章中不成立。」請看清楚。先看清楚別人的文章，再來栽贓。
「這一點閣下並沒有反駁，那表示閣下的確承認這點您是錯的嘍？」

你說：「「泛藍軍用完全不合社會行情的標準在修理李登輝，作為一個記者，難道你看不出來嗎？」，社會行情？你經商嗎？」
不需要問我的行業。我也僅就你說的回你。「因為此人受道德質疑─此人仍能受崇拜─所以此人道德確有水準」此論點是否正確，這才是我主要的質疑。

你的推論本身有問題。你漏掉一段重要的過程，
此人受道德質疑
此人經過嚴格檢定都沒出問題
此人道德確有水準
此人仍能受崇拜
你漏掉一段
此人經過嚴格檢定都沒出問題
這一段很重要，因為他涉及到支持李登輝的人的理性問題，是本文的重點。
也將
「此人道德確有水準」和「此人仍能受崇拜」
顛倒，是因為他「道德確有水準」，才出現「此人仍能受崇拜」。將這兩個順序顛倒，變成「此人仍能受崇拜」，才「道德確有水準」，是倒果為因，是在強調支持者的不理性。就本文主題來說，你在此犯的錯誤算很大。
再者，
你說：「＞＞至於李登輝要將台灣送給日本，那也請你提證據，以你的職業與智慧，理論上應該會先檢定資料的合理性才對。＜＜」
我把你的原句貼出來：
「宋楚瑜是否意圖將台灣送給中國？這需要證據以證明。何況宋友完全認為李要將台灣送給日本，李友完全認為宋要將台灣送給中國，而彼此都完全認為對方抹黑，又哪一邊比較理性？」
當「李友完全認為宋要將台灣送給中國」，你的文章是：「這需要證據以證明」。當「宋友完全認為李要將台灣送給日本」，你的態度又怎樣？沒有提到要證據證明，記者應該注意平衡吧？。你現在的回文「所以說，我就是宋友嘍，我還可還真慘，到了大陸網站，被人指責是台獨份子，意圖分裂國土，到了這裡，倒變成宋友了。」你還是沒有答案。至於你到中國網站如何，根本不用提，無涉及本文。

你說：「宋楚瑜的「成就」一樣很大，「能力」一樣很強，不然上次大選也沒有那麼多票。」
我對你的建議是：回去仔細讀那篇文章。
其次，「宋楚瑜的「成就」一樣很大，「能力」一樣很強，不然上次大選也沒有那麼多票。」，最近中國發生一件事情，有村長選舉的候選人，在投票時，公然說只要有人投票給他，就給多少錢，他也當眾發錢，最後他當選，中國政府要治他罪，他說他是仗義疏財。
本例子謹供參考。

有關宋友會的心態，我的確不清楚，謝謝提醒。不過我還是要問一個問題：統一那麼好，怎麼他們不移民到中國，他們的故鄉去？他們所有反獨的論點，都可以適用在譴責連宋的小孩，連勝文、宋鎮遠的身上。甚至可以用在孫中山、蔣中正的後代。

你的最後一個問題。我的答覆是：「你對「網路英雄」這名詞不喜歡，那是你的感受，我不干預。你是否很有生產力？我也不需要知道，但是你們記者同仁經常製造新聞，是製造，不是採訪，這個我知道。可以生產出來的東西不一定是好的，例如噪音，而謊話更差，至於將謊話放在媒體上則更慘。當媒體被認定是社會亂象的三大主因時，那就。。。」

我們之間的差別，的確含有道德水準上的差異。

＞＞而檢調單位的綿密細查李登輝的貪污證據，也正考驗著支持者的理性。

我說過了，被考驗不代表有理性，只有當通過時才算。而你的理性假說建構於「假如李登輝被判罪，李友會理性的拒絕再崇拜」

現在我可肯定閣下真的沒學過邏輯，我指的可不是李敖、殷海光掛在嘴上的「邏輯」，我指的是真正的邏輯，被歸類為數學的那個。

說”新瑞都案等是道德試煉，李登輝由於涉入這些事件（試煉）而使得道德更高”，我還會以為你是反諷，當我發現你認真這麼認為時，真令我肅然起敬。所謂道德試煉，是你不確定有沒有某項道德，施與某項試煉而通過者即有，且比之前更高，而政治人物的道德操守，卻不是如此。照你這麼說，一個人只要涉入越多的法律案件（道德試煉），而都沒被判罪，他的道德倒比沒涉入前更高了。

捲入國安密帳案的李登輝會比沒捲入之前的李登輝好嗎？不過照你的說法，顯然由於目前還沒被定有罪，所以道德反而比捲入之前更高嘍。

＞＞此人受道德質疑
＞＞此人經過嚴格檢定都沒出問題
＞＞此人道德確有水準
＞＞此人仍能受崇拜

此人經過嚴格檢定都沒出問題？這幾件案子都才爆發沒多久，就已經受”嚴格檢定”了，且沒出問題了。想來這份”嚴格檢定”必是由閣下操親自刀吧？

在下不是唸新聞出身的，退伍後胡亂找工作找到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報社當了記者，做了一個月，現由於薪水太少正考慮轉行當書店店員，所以自己說自己是新聞工作者也有覺得有些吹牛皮，不過這當然不是重點，重點是閣下老是拿媒體如何如何來打擾話題，彷彿我是新聞同業工會理事長一樣。我已經講過我知道媒體對李登輝偏頗，而我並未對媒體有進一步論述是因這不是目前我要討論的，你有興趣可自行開一篇”就教於法天，關於媒體亂象之質疑”，至於這一版裡你關於媒體的評論，可以用一句話形容：「和意識型態很強烈的人對談，邏輯經常沒有用。因為他們經常自說自話。」難道我說我是新聞工作者引發了你的悲情意識嗎？

＞＞當「李友完全認為宋要將台灣送給中國」，你的文章是：「這需要證據以證明」。當「宋友完全認為李要將台灣送給日本」，你的態度又怎樣？

閣下可以多耍點花槍沒關係。「李友完全認為宋要將台灣送給中國」李友要有證據，「宋友完全認為李要將台灣送給日本」宋友當然也要有證據。而「這些比諸新住民之於宋楚瑜將財產、子女送往國外，又意圖將台灣送給中國，斷送支持者享有民主、自由生活的舉止」這段話是你講的，你的認定，因此你就是李友，我當然找你要證據。閣下的確也給我證據線索了，可惜聯合報記者我一個也不認識，無法去求證，或許你寄email給我？

＞＞我們之間的差別，的確含有道德水準上的差異。

這句話看了實在令我啞然失笑，不要像個受傷的小鬼一樣隨便惡意攻擊，成熟點吧。看來又是一個「躲在小圈圈裡的王」

荒謬的「歧視」。國民黨及其權貴在台灣建立的歧視體制本身就是複製於中國文化，那一種中央政權對地方勢力的瞧不起與蔑視的態度。我們從現在中國北京人士對其周遭非首都人民所採取的態度與心理反應就可以清楚，那樣的根還沒斷絕。國民黨及其權貴只是另一種例子而已。這種「自我歧視」以對自我民族歧視來獲取心理證明，自己不是那一種「較低劣」民族，進而讓自己觀念中好像和高等民族是同一類人物。這樣的想法與作法在實際上是以自我剝削的方式，削減自己實際的利益來滿足內心的缺憾。由於實際的損失可以從內在心理得到補償，所以很多人不會覺得他的行為是錯誤。但這樣的行徑並沒有終止，因為自身民族身份是天生不變的，所以除非修改這種自我歧視的心理，否則人們就必須不斷的以付出實質的代價來滿足心中的渴望。這就像家中安裝第四台，不管有沒有看電視，一定要付費，除非不裝，否則付費的行為不會終止。但更深層的討論，就算有人願意以那樣的行徑來達成心理自我改造的過程，但他的身份依舊不變，仍是被「正統」優勢民族所歧視，所以來自內心的滿足是主觀且很難喧之於口，甚至不說還有那麼一點「隱藏」的價值與滿足。說出口後，卻很容易引發別人的歧視，這樣的歧視不只來自「正統」民族原本內心的優越感，所產生的「被統治民族就是被統治民族，再怎麼改還是被統治民族。」也來自同民族的卑視，「明明一口台灣國語，還學人家外省人，發捲舌音，笑死人了。」而且這樣的評語並不只來自堅持自我民族尊嚴者會批評，連同樣有自我歧視心理的同民族人，也會看不起。如果那樣自我歧視的人，他的內心用意潛於心而不說，他的實質犧牲基本上意義不大。所以會呈現出一種自虐行為。這並不是說他們會痛苦，因為一旦習慣了，就好。而是說這樣的「原罪」將成為他一生中心理內在的遺憾，也許他說不出來，但他的行徑就是在呈現那樣的心理。

類似前述的故事，在許多日治時代，台灣籍文學前輩的小說中多曾出現，但那不奇怪，畢竟強烈的殖民體制本身就會呈現那樣的意理。在種族歧視強烈的社會也會出現，像在美國許多描述黑人心理的小說，也呈現這樣的現象。在台灣，在一個國民黨強調大家都是漢民族的國度中，那樣的現象竟也存在，那樣的訊息就可以看出國民黨無形的文化殖民體制，和日治時代、美國的種族歧視社會，有著強烈相似的社會本質。

台灣觀念上的「統治民族」也有這樣的問題。我們來看在台中國人的內心世界。國民黨以歧視體制建立他的黨國，某種程度是來自征服者與被征服者的心理反應，同時也含有中國文化那種京官、天子腳下人民對其他地區人民的歧視。然而相對於台灣人民，他們的行徑可能是對的，但相對於真正的中國、京城，他們又有強烈的自卑，必須以自我的剝削來滿足內心的缺憾。所以兩岸一通，許多在台中國人的內心防線就崩潰，他們的「投資中國」行為可以稱做是尋求獲利機會，也可以說是衣錦還鄉，當然也可稱做是回到心中的上國、京城。另一群逃往美國的在台中國人、台灣人，也和他們呈現相同的行徑。只是中國近代的百年失敗，讓他們發現新的上國、京城是美國，用移民美國來滿足他內心的失落。這些行為以不同的方式表現出相同意義的行徑，究其原因，應該是一種對自我、土地不認同的文化行為。所以他們每到一個他們認為不夠「京城」的地方，就會出現對當地人民的歧視，對自我現況的不安與不準備安家落戶的心理準備。中國東晉的僑姓、郡姓就這一個問題的反應。許多跟隨國民黨的外省人因為這一群人既歧視這樣的社會中的其他人，又不能脫離這一個社會，同時也不是這一個社會的強勢民族，更且不認同這一個社會所處的土地，因此他們隨時有一種「將被人趕走」的感覺。一旦有人發出類似的聲音，他們就會有歇斯底里的反應。顯現出他們生活在「歧視」所產生的自尊中，又必須以和這一個社會訊息隔絕才能有充分安全感的條件下，出現生活與生命中的強烈矛盾。

我覺得南兄一直要建立台灣主體意識的用心值得肯定。但是這些言論看起來覺得粗糙。

我覺得秦始皇是偉大有貢獻的，一點，他統一文字。使的中國不論朝代遞嬗，我們都認為他是同一個民族國家興替。一兩千年來，中國無論在科技文明生活水平完全領先歐亞，居世界頂尖，直到工業革命才完全改觀。例子就不多舉了，造紙、火藥、、、、、。

中華文化中也包含了一流的東西，一兩千年就有陰陽，大化流行的易經思想。養生的道家，跟解決煩惱的佛教。這些東西都是在世界上佔有一席之地。

我的觀點是，文化上，一流的東西要學習。政治上沒必要歸屬。這是非常清楚的劃分。Im Chinese in culture.But not Chinese in politics.學習Plato，Aristotle難道我們會自認為是希臘人?去法國學做菜就自認為是法國人?

文化的東西，表達在食衣住行育樂上，都是屬於層次比較粗糙的東西。

價值觀的建立，對生死的處理面對、、、、等等。我不覺得台灣有什麼東西能夠端上檯面，有可以取得世界認同的文化。

所以去中國化、建立台灣主體文化的東西是虛幻的。老實說，芸芸眾生每天為了生活都心力交瘁了，會有多少人去留心這種東西?

建立台灣和中共的分野就只有兩個。一是事實，二是經濟差距。

如同以前黨化教育，解救大陸同胞，台灣代表整個大陸。這種神話，年輕人越來越不信這套，世代交替，慢慢可以解決這種問題。

貧富差距太大，加上自由與專制的差距，沒有多少台灣人會希望被中共統治。大陸經濟要像我們一樣，至少要比我們花上三五倍的時間。經濟是利用地球資源來做產出，大陸十四億人口就要耗掉多少資源，所以他們的成長是有限的。

但是當代盛行對文化的定義﹐是包括見諸於日常生活的平民文化(ordinary culture)﹐。

評論或檢視一國文化﹐要先看其背景。臺灣近代的統治階層是日本人和中國人﹐
而目前臺灣這個國家還處於掙扎出世狀態。此外﹐臺灣早期本土的知識份子在228 時代
已被一掃而空;之後臺灣屬於思想箝制社會﹐任何所謂高級文化﹐多半是配合御用規格﹐
或無關痛癢的小品﹐自然是乏善可陳。

在這種情況下﹐若問臺灣的非中國牌高級文化有何入流之處﹐會不會問得太早一點﹖
若說臺灣的平民文化太「粗糙」(奇怪﹐我發現這用詞很流行耶)﹐這說法是不是本身就很粗糙﹐
而且老古董﹖

臺灣是由多個族群組合﹐其文化質素屬於海洋開放多變類型﹐也受過幾個強勢文化的衝擊和壓制。而今臺灣社會才剛危顫地踏入自由時代﹐各式文化(包括必須重新定義的高級文化)才剛開始
要平等發展。若單以語言來分類﹐包括客家語文化､原住語文化､中語文化､臺語文化､日語文化､
英語文化等等﹐都屬於臺灣文化的一環﹐這樣的多元性也正塑造著臺灣文化的獨特風格。

無論是音樂､美術､文學､食藝､語言､舞蹈､戲劇.....﹐臺灣文化正在走的路﹐在本質上是去掉單一壟斷﹐
這樣的文化觀是民主社會的特質。

我認為南嘉生所說的去中國化﹐指的正是去掉單一壟斷(包括對文化定義的壟斷)。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為什麼會有讀者提出所謂五千年的火藥發明舊事､和易經
來證明什麼是「一輩子」(!!!) 的事?

重要的是學習後建立「自己的主體文化」這是每個文化圈，每個人的自然行為傾向。
建立「自己的主體文化」，首要認同自己文化，再則要有信心建立它。

比如有臺灣人某甲，學了一道法國菜作法，認為這道菜加入些醬油味道較好，吃得開心；
先別笑我們這位臺灣人某甲！我有一法國友人是醬油迷，他家的法國菜有醬油味是常事。
在上述的行為過程中臺灣人某甲學習了一點「文化上，一流的東西」（法國菜也是文化上一流的東西吧），
我的法國友人也學到了一點醬缸的文化（不是柏楊說的那種），於是這兩人發展出了「自己的文化」。
再套 鳳墀 一句話：「我不覺得台灣有什麼東西能夠端上檯面，有可以取得世界認同的文化。」
這句話大概也有不少臺灣人同意，所以我們這位臺灣人某甲雖然吃得開心，卻必也羞赧的說：
「歹勢啦，味不純...」；我的法國友人對他的「味不純」卻很得意，和臺灣人某甲態度相反，
他只差沒去申請菜譜專利！
這兩人在「自己文化」的認同態度上最大的差別是「信心」：法國人有他們宏麗的文化史，支持他的自信；
臺灣人﹖很敦厚，知道我們至今從課本上學來的不是自己的文化，所以臺灣人談到文化這個題目大多沒信心
而且少興趣。

國民黨政權所謂的中華文化或可比喻為那些老去的達官貴人們記憶中或想像中盛開的牡丹，他們來到臺灣，
還老是說牡丹美牡丹好，也逼迫沒見過牡丹的臺灣人只準說牡丹美牡丹好，大家都知道臺灣不長牡丹，
都沒見過牡丹，卻仍老是說牡丹美牡丹好...。
這樣的病態「文化認同」最該反對！這就是「去中國化」吧。

臺灣有自己的一葉蘭，有自己的百合花..，都「能夠端上檯面」（已數次在德國花巿見到荷蘭花商供售Formosa 一葉蘭）。看看本版Ti esti 開的那欄「純臺文詩練劍之島」就有不少文字優雅意境美好
的好詩文，誠如Ti esti 上文所言：目前臺灣這個國家還處於掙扎出世狀態。我們更要愛惜栽培
臺灣文化中的一葉蘭，百合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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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學作中國菜,就需要說:I am Chinese in culture 嗎? This doesnt sound right to me.

晚近的DNA研究，指出我們自稱漢人的台灣人，其實大部分的血緣來自越族，或甚至原住的平埔族。獨派政客於是如獲至寶,大作反統的文章。但詭異的是，在談到政治本身，他們又很自然地稱「咱漢人」以別於原住民（凸顯自己是”中原的”政治優越）。注意，漢文化是父系文化，但平埔族則為母系。如果我們的「漢人」確是由平埔族漢化，如沈建德所論述，那按這種血緣論述，我們是應該說自己是（原住的）平埔族才是。我的意思是，即使妳願不厭其煩把政治和文化分開指稱，但你的出發點，恐怕仍是政治的。

談主體性，和「一流」、「拿上台面」何干？好像說，我們要自己當主人，有人卻說：[誰知道妳自己是不是主人呢？我們能服伺一流，體面的主人就行了]。（何況，中國文化在世界算是一流嗎？只要去世界各地的中國城看看！）

文化是人類為了在自然環境存活得好過一點，而一起發展出來的種種生活方式。台灣海島風土（或中國人歧視說的”小國島民”。沒錯呀！），和中國中原的大陸性文化主體，當然會有區隔，和溫帶歐美或日本文化也會有。比如，我發現我們的建築建材，生鏽、老化得很厲害（因為氣候的濕熱，而我們的維護科技，很可能也是引自歐美），時間稍久，外觀就很難看（看那一條條垂掛的,難以刷洗的深褐色鐵繡），走樣，不像同一建築作落在曼哈頓那樣”一流體面”。以我建築外行人看來，似乎我們就應該發展自己的一套適合亞熱海洋氣候的建材科技。好讓建築能越濕熱，越經海風，越是出色美觀！是不是這樣？這個，現代的世界所謂「一流文化」的菜單上，可能就找不到了吧？^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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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墀 這句說的對：「文化上，一流的東西要學習」。

這類話總是錯不了,但大致上,說了就等於沒說. ^_^

就文化一辭而言，是抽象度相當高的字語。因為定義上不夠清楚，討論起來就會出現各唱各的調，各吹各的號。大家以為是在講一樣的東西，其實大家都在說不同的東西。

文化，我的範圍，美感呈現、處世價值。

一個人為何要生存於世界上，要做些什麼?如何安身立命?一連串思維或生活經驗下所產生的思維和態度所形成的文明。

滿足基本的食衣住行，會有所不足，便會追求較精緻的東西。這種現象，中外皆然。例如文藝復興運動是由些商人支持的一樣。

不管是什麼東西，只要經過長時間還沒有被時間淘汰的，就有他的價值。就如錢穆曾說他從來不看時間沒有超過一百年的書。一兩千年文明發展，那麼長的時間，出現多少流行?如今仍存的有多少?像這類尚存的東西，無論是哲學思維還是物品，大部分的東西都算是上品，都有值得學習認識的必要。

對於南兄這段

解決前述問題，要的是文化改造和自強。如何解決前面的心理問題，我不認為民主社會就可以完成，因為還有文化問題。既然在台灣，觀念上的「統治民族」與「被統治民族」都呈現這樣的特徵，就顯示那樣的觀念對整個社會是傷害的，沒有一個民族得到好處。那是一個由文化影響產生的社會現象，光只靠建立民主社會的社會制度改變是無法解決的，必須進行文化改造。說的更具體一點，就是對中國文化進行批判、革命，甚至丟棄！也許有人認為這樣「去中國化」是激進或太激進。但相對於一個人用一生的心力，面對他心中的「奴隸枷鎖」在服侍或抗衡，那樣的激進行為一點都不過份！那是我們需要的。

滿清末年中國人對於外來科技所表現的閉關和自大而造成的苦難，多讀些歷史應該是很清楚吧!如今居然想用狹隘的民族意識(建立台灣人的主體性就是種民族意識)來尋求進步和脫離「奴隸枷鎖」。這種方向根本完全錯誤。

也許還要多多定義去中國化的內容。碰過太多的人，四書五經沒讀過大談打倒孔家店，儒家迂腐。佛經道藏老莊沒看過一本，大喊迷信。趙翼詩寫的好，矮子看戲何曾見，都是隨人說短長。

不過如果這位英國人的這些話是在美國還未擺脫英國的政治與文化壟斷之前說的﹐
那麼應該可稱之為「守舊官腔文化論」。

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看以下這篇文章*。個人認為臺灣的現代化受惠於日本美國歐洲。
若有意思考臺灣文化的走向﹐不妨就此文去對照美國「去英國化」的幾條途徑﹐
也許就可以理解所謂「去中國化」的意義和可能內容是什麼。

這麼說來, 我的[說了等於沒說](Talking without speaking?) 也是美感處處囉?! 呵呵!^_*

如果你聽有人說他從來不看時間沒有超過一百年的書, 你會相信嗎?

亞理斯多得對人”下的一個定義是：沒有翅膀的兩足動物（wingless biped）。

請問，我們對”人”比較能掌握，還是”沒有翅膀的兩足動物”？對後者，顯然我們又需要搞清楚”翅膀”和”兩足動物”是什麼。所以，定義並不見得讓事情變得清楚。定義常常是古典理性主義者為了建立理論系統而需要。我們不是在做這個。事實上，這個已經很落伍了(隨著理性主義)。

在華語論壇中，我的經驗是：出現要求定義時，大多數時候是有人準備導入無解、清談、不了了之。^_*

以我看,「去中國化」主要是在去中國權威（以台灣為”主”嘛）。我想可以方便的就舉這裡為例：我們論述時，應盡量避免中國權威的引句。比如高舉「去中國化」的這位欄主，就常以中國權威來justify自己的論點。這就很不恰當，尤其是在關鍵性、表率性的論點。

假如我們相信理性的話，那麼真話本身，平平實實，甚至難聽，也有絕大的權威性。假如是假話，卻藉中國權威來justify，欲蓋彌彰，那就和以往的爛政權沒有差別。

在未來很長的時間內，我們必須再度承認我們是別人文化的殖民地。當我說要學習「如何用西方觀念來觀察自己的社會」時，一定會有很多人會攻擊我說我們本身就有自己文化特色，不要用西方的眼光看自己，這樣我們永遠是有缺點的。我自己曾經是、現在也可能是這樣觀念的支持者。但是我逐漸已經在放棄「我」本位的角度，卻同時也在建立「我」本位的想法。這段話什麼意思呢？從「放棄」來看，我們必須發現、承認西方文化有其相當強烈的優點，表現在外的方式是我們大量接受、引用西方的事物、制度和觀念在處理我們周遭的事物，如果他不好，或是他沒有用，我們是不需要學’用西方的觀念、文化、制度和事物的。然而在我們頻繁引用西方的觀念、文化、制度和事物（以下我統稱西方體，以簡化我的文字使用。）時，我們也發現我們正逐漸消失自我。我們對外在的感覺是透過別人的東西，所謂的西方體，去感受，而不是透過自己本身的知覺。「我」在我的生命中逐漸沒有價值，取代的是學自外面的西方體，形成所謂的banana，然而banana的心卻不是白的，而是黃的。也就是我們沒有辦法充分體悟西方文化，只是跟別人跑、說、想而已。這樣發展的人生，其意義是相當受質疑的。但是在我逐漸弄通我所學習的、由西方社會發展出來得社會科學時，我發現西方文化發展的根苗根本不是在繁複的「理論」、「西方體」，而在「自我」對外在發展的感受和想法。「理論」、「西方體」是「末」，自己的想法、感受才是「本」。重而以自己的感受再重新去體悟我所接觸的「西方體」。此時西方體中的很多東西就不再像以前那麼的陌生、外來、外在，而是生活的一部分，是自己決定做事順序的一種思考邏輯、反應。也就是在建立「我」本位的想法。此時的西方觀念，就更深入的角度來說，已經不是西方的，而是一種觀念，這一種觀念是「我們」知道的，我們要用「我」的方式去瞭解他，也要用「我」的意志去決定要不要用他。

就最近的未來，我們會是西方文化的追隨者，這是不可避免的。沒有人願意當別人文化的跟屁蟲，也沒有人願意在相對較差的社會制度下生活。但如果兩者皆無法避免時，我們要怎麼樣選擇。我選擇前者。就像電視機的技術，我可以直接引進新技術以馬上享受較新的生活品質，當然也可以堅持nationalism，要完全自己發明、設計和生產，問題是我們能忍受那麼長的時間嗎？就算我有那種偉大的時間和情操，等我享受到完全國產的電視機時，西方的電視機不知道又進步到什麼程度，那時，我是要選擇再等待，還是走另一條引進技術的路呢？從這一個角度，我可以說在最近的未來，我們會是西方文化的追隨者。至於以後能不能擺脫，那不是取決於我們單方面的意願，還包括西方文化的發展速度。

其實對我們來說，做為別人文化的追隨者也不可恥。過去幾千年來，我們一直在做中國北方民族優勢文化的追隨者而不自知。我們透過所謂的「同是漢民族」的概念，讓我們學習中國漢族文化，心中沒有nationalism的強烈排斥感而已。我們在學習中國文化，真的沒有產生隔閡感嗎？舉例來說，孟子曰：「於我心有戚戚焉」。那個「戚戚」有甚麼意思呢？實際上我們都在強記。我在舊「台灣意識聯合論壇」的「反省」一欄就曾深入討論到有關文學用字和我們文化的關係。我的結論是：我們是囫圇吞棗的吸收中國文學，他已經內化在我們日常生活的反應中，但他不應該說是與我們的生活貼身共存在一起。（就像我在用「囫圇吞棗」這句成語，我寫得很輕鬆，但是我依舊不敢說對「囫圇」有精準的瞭解。）我們都可以當中國文化的跟屁蟲，為何不能成為西方文化的追隨者呢？

更進一步的說，三民主義本身就是西方深染西方文化的產物，有一部分古典西方文化的產物，有一點點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想法，但他的本質是中國文化的東西。中國共產黨更赤裸裸的學習、以西方文化為尊。今天我們透過中國，包括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去瞭解西方文化，其實是一種霧裡看花的狀況。在我們的內心也是以脆弱的倚賴心態在處理事情。我們想既然同是漢人、漢文化，他們甚至是我們的母國、上國，那麼學習他們就不是學習西方，而是一種以「中國要走的路」在前進。但我們忘卻更深層的自主性特質。假如我們是所謂的中國人，我們也可以走自己的路，根據中國人的講法，「舜何人也？禹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為何要經由孫中山、三民主義、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去走這一條「中國的路」呢？從更高的另一個角度來看，既然都是人，那我們為何要經過中國的角度看世界，不能從自己的角度去看世界呢？就像禪宗三祖見二祖時，希望二祖能幫他解除束縛，二祖說：「誰綁住你了啊？」是啊！誰綁住我們？是我們綁祝我們，是我們自己將自己的命運交由別人來決定我們的生與死。我們這樣的抉擇不是因為我們笨，而是我們沒有做自己主人的決心和勇氣。既然要學別人，為何要透過別人去學，而不能自己努力的學自己想要的東西呢？

文化反省很多是來自政治改革。如果沒有政治解嚴，說真的，我們很難去瞭解舊的中國文化到底對整個台灣社會運作有何深刻意義。李登輝前總統的寧靜革命、和平革命，基本上是一個長時間傳統中國政治、社會勢力和新興本土的政治、社會勢力對抗的過程。每一次的主流、非主流勢力對抗，其實都牽動整個國民黨勢力的運作。這個勢力包括政治方面，也包括文化、社會方面的勢力。每一次的對抗都讓我們見到明、暗各股黨國勢力的脈動。也經由這樣的對抗過程，讓我們更瞭解中國文化的深層意義。這些鬥爭的是是非非，相當程度上擺脫了國民黨交給我們的中國文化的偉大傳統，我不知道別人看到什麼？但依我個人所見所聞，我感覺到的是「貪婪」與「沒有是非」。如果民主是對的，那麼國會怎麼可以不改選呢？當非主流派強調國民黨內部總統選舉必須民主時，這一群人以往在面對蔣經國時，又講了什麼話呢？這一切的一切，讓我感覺到中國文化的聖君賢相，基本上只有假象的意義而已。中國文化依附於政治運作下，只是一幅龐大的謊言結構而已。在這樣的狀況下，讓我深入反省到底繼續信奉中國文化的意義在哪裡呢？從國民黨的主流、非主流對抗，到新黨自國民黨出走，泛藍軍保守勢力結合各個他的外圍勢力圍剿李登輝、本土勢力，到宋楚瑜在一些外省人、新住民心中的特殊地位等，讓我突然醒悟，原來中國文化是圍繞著權力和圖騰在運轉。從權力展現出來的都是「真」，從圖騰展現出來都是「假」。中國人在奪權方面可以做出許多卑鄙無恥的行徑，但是面對社會大眾，又以一個聖君、賢相的假面出現，以使他的下屬有一個遵從的圖騰形象，下面的人則往往對圖騰的信仰比對自己的眼睛看到、耳朵聽到的還相信。就是這一套文明，讓中國文明的發展呈現強烈的停滯發展的徵向。我們看到以新黨、泛藍軍保守勢力所掌握的媒體，就具有強烈的雙重性格。他們是權力和圖騰的中介者。在權力掌握在他們手中的兩蔣時代，媒體扮演著替權力掌握者的遮羞布功能。當權力被敵對的李登輝和本土勢力掌握。媒體就一方面必須扮演著奪權工具，所以許多捏造、偏頗、不道德的行為都敢做，但另一方面，他又必須顧慮到道德面，所以他總是掛著偽善的面孔面對世人。注意看，他們許多話都有道德、價值判斷在裡面，彷彿是一個道德完善的人在責備別人一般，但是將他們的批評放在時間長河下去觀察，卻又不然，他們對李登輝、陳水扁是一個標準，對蔣中正、蔣經國又是另一個標準。即令同樣是泛藍軍領袖，他們對連戰和宋楚瑜也是雙重標準。甚至於將他們責備別人的語言用在他們身上，他們本身行徑也有嚴重瑕疵。深深解透這樣的關係，才會讓人驚覺，原來中國文化是那麼的「政治」！一個要求下層社會沒有自我，上層社會沒有道德的文化。

從文化創造的角度，不介入政治，甚至不介入政治現象討論，對我們來說是最佳的資源配置。說誇張一點，我們是文化交替過程中的寵兒。我們多少都接受、深受過國民黨教育（我不知道你貴庚、芳齡、馬齒、幾會（鶴佬語）。。。，也就不知道你接受荼毒的時間有多長），也經歷過李登輝先生長達十二年的民主改革，在經歷過陳水扁的政黨輪替，這樣的過程讓我們瞭解到東方文明的特質，也在逐步民主化的過程中，反省我們以往學習、適應的政治、文化和社會問題。我覺得每一次的政治衝突，我們其實都可以深入去反省為何會出現這樣的狀況。也經過這樣的反省，瞭解到自身生命、行為的價值，並進而可以解構許多文化上，各種現象的意義。

民主是人民當家作主。人民既然有權力決定自己前途，自然對自己的利益會斤斤計較，希望建立一個對自己較為妥適的環境，以利自己發展。因此他所處的現況如果不能給他更大的滿足，他當然會想到要以改為更好的環境。以台灣目前的狀況來說，如果統一的利益大於獨立，人民自然會主張統一，如果維持現況的利益高於統一，自然已維持現況為努力方向。若獨立才能爭取更多的利益，人們自然希望獨立。以台灣目前的現況來說，他上面沒有一個比台北的中央政府更高的權力機制，人口也很明確是2300萬，與中國的關係也處在極為明確的分立現象。處在這樣的狀況下，他們的選擇具有相當高的自主性，甚至說是絕對的自主性。

獨立，本身就是一種主人意願的表示。一個國家獨立，就像一個家庭的小孩長大，各自成家一樣自然。更何況台灣現在追尋的獨立，只是貼近事實的一種表示而已。很多人對獨立很恐慌，不對！獨立是前述三種選項的一種，如何選擇只是個人利益評估的結果而已。沒有所謂的對不起祖先，也沒有所謂的對不起國家的問題。

獨立之所以和統一、維持現況不是站在同一個位置上，是因為統治者的有意促成。台灣現在許多的分析、判斷，如果簡化成數學符號去分析，就會發現他的偏頗性，屬於統一、中國和漢民族，具有選擇的相對優越性，反之救被批判為激進、危險，這是統治者有意的行為，但他卻是不民主、公平的。將個人的選擇黏貼在某一套架構、邏輯或函數中，並且從這一個架構、邏輯或函數推論出個人選擇的對與錯，是很多人思考的方式，也是很多國家、政府要人民的思考方式。只要控制住那一套架構、邏輯或函數，就控制住人民的選擇。然而做為一個有獨立思考的個體（這應該是教育的重要目標之一），我們思維上所黏貼的那一套架構、邏輯或函數，到底如何形成，有沒有需要批判？那一套外在所給予的架構、邏輯或函數，基本上應該含有給予者的利益與考量，但是那樣的考量卻不一定符合人民所需要。而且，就算那一定是符合人民所需要，難道就應該毫無自主的接受嗎？前者「那一定是符合人民所需要」在彰顯類似神意，可以無所不能。那就意味人的力量可以取代萬能的神，決定人民的命運。這將形成另一種型態的命定主義，也間接否定「民主」的「主」，因為此時的「主」，是由一個人造的神所取代。人民只是形式上的主人，實際上卻不是。台灣目前所建立的社會，相當程度就是以這樣的邏輯做基礎，表面上，他要建立的是民主社會，實際上卻建立以三民主義為體系的框框架架，也只允許人民在這一個匡框架架下做決定，這決不是民主。但更重要的是，他也決定這一個社會的發展目標，等於是決定人民的前途。後者「難道就應該毫無自主的接受嗎？」強調一種對命定主義的反省，要求追求自我生命的掙脫過程。掙脫的過程很容易出現困擾，因為他脫離原來發展軌跡、慣性，必須自己對未知的前途下決定，也承擔下決定的所有利益與痛苦。不過民主的精義，不就在此嗎？「主」既是自主權，也當是成為主人那種傲然風骨。從個體的滿足與感覺來說，命定與非命定，最大的差別點，應該在對選擇滿足及其後果的承受問題。命定是一連串的不選擇或依據某一套未經批判的邏輯在選擇，而他確知如此他的利益會最大。非命定則是一連串的選擇，但是他對未來發展，沒有一個明確的信念，一定會如何。這樣的差別固然和個人的偏好有關，無法判定哪一個比較好，民主時代，並不意味著人民必須自己選擇人生，他也可以經由「不選擇」來表現他的選擇。也就是說民主比非比民主好的地方就是他涵蓋非民主的選項。從而我們也從命定與非命定論點，得出民主允許你選擇命定與非命定的前途，但是非民主卻只能有命定的未來。在由此推論前述的論證，我們依賴統治者、政府設定的那一套架構、邏輯或函數在選擇人生，我們可以批判，也可以不批判，然而這樣的選擇權就握在人們的自我選項中，這就是民主。

民主的個體基礎，必先考量個體選擇的自由性。許多外國人想不通，為何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那麼大的差異性，整天生活在這樣環境中的台灣人民，竟然還有人會支持統一。連帶的，連宋已經將自己的子女、財產移往國外，竟還競選台灣總統，也竟然有那麼多的選票，到底問題在哪裡？我想，問題的核心在統治者以非民主的方式，已經讓我們的內心決定一套架構、邏輯或函數，並且由此決定我們的選擇。那一套東西和外國人不同，所以外國人不懂。我們回溯一個民主國家國民應有的選擇能力，不得不說台灣的教育真的問題很大，由於不公瓶、不自由的教育體制，讓我們的選擇基本上有其形式，卻在無限多的限制條件下，被迫要選擇國民黨給我們的答案，甚至在教育一開始，就已經設定好「函數」體制，只有那樣的選擇，才能在國民黨體制中留存，其他將會被淘汰、壓迫，成為社會的棄嬰與邊緣人。這樣的體制，自然對國民黨、泛藍軍有著優勢，這樣的選擇，某種程度是不公平的，我們並不是說選擇國民黨不對，而是選擇一開始就是讓選擇者在不公平的條件下進行思維。因此要建立台灣成為一個民主社會的公民，就要重建人民的選擇自由，也是從這一個過程中，從新建構台灣社會運作的軌跡。

這樣的發展路徑，可以說是重建國民的一套架構、邏輯或函數，某種程度也可以說，他也在進行類似國民黨以往的思想改造。然而，因為改造後的國民，不一定對現在的政府會有偏袒，因而具有相對公平性。也因為他是從批判的過程發展而來，要左右他的想法，首先必須進行接受人民許多批判，因此他所進行的說服工作，對被說服者來說，也就有相對自主性。這樣的工程是一種建立獨立思考的過程，其中或許會有一些價值判斷的成分，然而，由於批判過程的不可控制性，自然無法掌握在批判後，人們會有的選擇，因此也相對提高人民的自主性，降低先驗的價值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