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長青

在中國大陸居住的時候，從來都感覺台灣是個陌生而帶神秘、違禁色彩的地方；和台灣的心理距離則好像比西方還遙遠。來到海外以後，雖然得到了許多關於台灣的資訊，但對台灣的遙遠和陌生感依舊。即使在上個月底剛到臺北時，聽到溫腔柔調的臺式女音﹕“我們已經抵達臺北桃源中正機場”時，仍產生一種非常奇怪的感覺，腦中閃出在大陸時讀過的《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等等關於國共內戰、統戰的支離破碎的畫面，耳邊甚至響起了《南征北戰》電影裡國軍的廣播﹕“把共軍全部消滅在山東境內。”總之，台灣是個和宣傳攻勢、意識形態緊緊地連在一起的，既熟悉，又非常陌生的地方。
這是我第三次到台灣。第一次是1989年底，應政治大學國關中心邀請參加一個研討會，同時參觀台灣；第二次是2000年，應英文《臺北時報》邀請觀看當年的總統大選；這次是應群策會邀請參加一個題為“兩岸交流與國家安全”的研討會，並應台灣北社、南社、中社、東社四個學者團體邀請在臺北、台中、高雄和台東做題為“認識中共政權，珍惜台灣民主”的演講。我本來對“群策會”並不清楚，是由於幾個月前香港立法委員劉慧卿因在群策會上發言，表示支持台灣人民的自決權而遭中共中宣部下文件進行媒體圍剿，她的辦公室外甚至遭到流氓潑糞，才知道群策會是由台灣前總統李登輝任董事長的民間團體，旨在進一步推動台灣的民主化進程。
參加這次研討會的多為台灣學者，外籍人士中有兩位日本學者，寫過多部關於中國專著的美國學者譚若思（Ross Terrill），幾年前以《即將崩潰的中國》引起矚目的章家敦（Gordon Chang）夫婦，旅美政論家林保華夫婦，我和妻子。會議主要由台灣學者主講，直到最後一天下午，才由外籍學者在李登輝主持的圓桌會議上各自做大約十分鐘的發言。我講的內容主要是兩點﹕權利和真實。
首先，作為一個沒有參加過、也不準備參加任何政治團體的獨立撰稿人，我對台灣的前途不預設立場，我認為統一、獨立都不是終極價值， 對我來說，終極價值是台灣人民的選擇權利。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民有權利選擇自己的政府、自己的領袖、自己的生活方式， 包括自己的國號和憲法；這個選擇權利只屬於台灣人民，而不屬於台灣以外的任何地區的任何其他人。我這個價值觀沒有任何新奇之處，尊重人民的自決權在西方文明社會是常識；無論西方左派、右派在政見上有多麼大的分歧，但在認同民族自決權的問題上，就像認同民主選舉制度一樣，毫無異議。而且左派在這個問題上，支持民族自決的呼聲更高。
其次，我認為台灣問題的根本，不是什麼統、獨問題，而是一個走向真實化的問題。1989年我去台灣那次，看到牆上掛的如一片大桑葉般的地圖根本不認識，經解釋才知道那是中華民國地圖。當時我就是堅定反共、支持台灣的，但卻無論如何無法接受那張地圖；中華民國自己都不是聯合國成員了，卻把兩個聯合國成員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蒙古人民共和國）都納入自己的版圖，一本正經地掛著。當時還見到了真的穿著馬褂、留著長鬍子的“萬年國代”（由於邊遠省份的國大代表找不到替換者，所以那些人就永遠代表黑龍江呵、蒙古呵、甘肅呵等等）。這些做法即使不是笑話，也是自欺欺人的。
李登輝先生的改革，首先革掉了那張虛假的大地圖，走到了“中華民國在台灣”這一步；然後凍結了徒有虛名的福建省（福建省明明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台灣只有台澎金馬幾個島嶼，怎麼能算擁有整個福建省呢？）。現在台灣面臨進一步走向真實的問題。目前台灣的中華民國，是1912年在中國大陸建立的，當時下轄35省，還不包括台灣；中華民國的憲法，是蔣介石政府1946年在南京時建立的，它和台灣今天的現實已經明顯名不副實。
台灣總統候選人連戰先生說，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那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什麼？你不能說聯合國的一個常任理事國不是國吧？你也不能說擁有13億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台灣的一個省吧？同時，連戰先生當然也不能認同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否則你怎麼能選總統呢？連台灣省長也不能選呵，應該等北京像對董建華那樣命名呵。所以，“只有一個中國，那就是中華民國”的說法，既不能自圓其說，也明顯是自欺，卻不能欺人的說法。台灣目前的真實是什麼？海峽兩岸是一邊一國﹕一個獨裁專制，一個民主制度。這是如同“皇帝的新衣”一樣明擺著的事實、真實。《皇帝新衣》的故事之所以偉大，就是因為在這個世界上，無數人們眼睜睜看著的事實，就是誰都不敢說出口。但只要不真實，不活在真實中，而是追求虛幻、虛假的意識形態，就遲早會受到現實的懲罰。
至於台灣的前途是什麼？毫無疑問，應該交給台灣人民自決；這是全世界文明社會共同認知的價值。但是在中國人社會，卻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你一說支持台灣人民自決，人們就說你支持台獨。這不就等於是說，支持統一者，就是反對人民的自決權嗎？這不等於是宣告，只要公投、只要讓人民自己選擇，多數台灣人就會選擇獨立了嗎？統派的朋友們不應該這麼沒有自信心呵，自決權裡面既包括獨立，當然也包括統一呵。在一個有多元聲音的、自由的台灣，應該相信，只要你的訴求有道理，符合真正的民意，你是有機會贏得多數的嘛，否則民主制度就無法運作了。大選還沒開始，如果統派陣營就否定“台灣人民自決權”的價值，對自決沒有信心，那怎麼會有勝選的希望呢？
幾個月前劉慧卿因表示支持台灣人民的自決權而遭媒體圍剿，這次我也因為發表支持台灣人民自決權的言論而遭暴力攻擊。至於事件本身，台灣媒體已有不少報道，海外讀者通過網絡大概也看到一些，所以不再贅述。但有一點只有少數媒體提到，那就是暴力事件的主角、台灣“愛國同心會”會長周慶峻是20多年前從廣東游水逃到香港，後到台灣的“反共義士”，他曾在國民黨資助下帶隊到漢城，聲援從中國劫機到南韓的另一“反共義士”卓長仁等。卓長仁由於在台灣進行綁票、撕票、圖財害命，已經被處決。在對我施暴的幾個人中，有一個操標準北京腔的人，在警察局的案底顯示，他曾因打人、咬人兩次被捕。什麼東西才咬人呢？
周慶峻等人，在台灣被認為是“極少數的極（急）統派”。這些急統派中有人曾在集會上打出中共的五星紅旗，並高喊“胡錦濤萬歲”。我在台灣和洛杉磯的演講中，有聽眾提問，那些當年的“反共義士”怎麼變化這麼大？我回答，他們從來就沒有變化；無論當年他們反共是真是假，他們都不是從真正的民主價值出發。反共絕不等於追求民主；民主的根基是視人的自由、人的權利、人的尊嚴為最高價值、最高原則；人是根本，而不是國家、土地這些抽象的概念和任何一種意識形態。卓長仁可以綁票殺人，周慶峻們可以舉起滴著千萬中國人鮮血的五星紅旗，反對台灣人民追求自由的自決權。他們叫“愛國同心會”，對他們來說，“國”是高於“人”的價值。這就是為什麼海外也有不少非常反共的華人，他們可以同樣同仇敵愾地反對台灣人民的自決權；他們自己選擇逃離獨裁專制的中國，卻不能容忍台灣人民自由選擇。這些人和追求民主毫無關係，他們從來都活在和共產黨同樣的思維、同樣的意識形態中。
雖然我在台灣遇到了這個小插曲，但它絲毫也沒有改變我對自由的台灣的美好印象。在臺北街頭，有人可以打出五星紅旗，高喊“胡錦濤萬歲”，不受到任何懲罰；而在北京，23歲的女學生劉荻卻因為在網上發表點自由言論，就被投進監獄一年多，最近更有網絡作家杜導斌因言獲罪被捕。相比之下，更凸顯自由、民主的台灣的可貴。
由於這次有機會從北到南，走訪了台灣的主要城市，更對台灣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全方位的發展而深有感觸。台灣在政治上的自由，前面已經講過，也是人所共知的；在經濟上，我的感覺是，其整體的水準顯得比美國還高。據朋友介紹，台灣的貧富差別不大，幾乎沒有什麼窮人。各種公共設施普遍比美國更現代化，設備多是日本產，比美國的更精、更靜、更淨。在飲食方面，普遍西化、日化、健康化；從高級餐廳到街頭小吃，其衛生程度，普遍高於我所瞭解的所有華人社區。台灣最令我感慨的是其整體社會道德水準。無論在商店、市場、街頭，人們普遍誠實、禮貌，憨厚得顯得有點笨拙；除了那幾個操大陸口音、對我施暴的流氓之外，完全見不到油腔滑調、吹牛撒謊的那類經過共產黨文化洗禮的人。
離開台灣以後，我們到香港停留了一個星期。被中共接管了六年的香港，其市容，社會秩序，人的文明、禮貌程度，街道、餐廳的衛生程度等等，不僅遠比台灣差，而且全部都比15年前我們第一次到香港時差很多很多；更聽到無數關於中國國內的坑懵拐騙故事。這種反差使我更加倍感台灣的難得。那是一塊唯一倖存的，使用中文的淨土，但願她別被對岸的獨裁暴力和道德淪喪的洪水、泥潭所吞噬！
2003年11月17日於紐約
原載《觀察》

這跟李登輝的台灣要變成正常國家的論點，有相同的意思。

台灣派應該不要被北京的詞語所迷惑。

因為北京已經迷惑了

部分美國人，
全部的投降派媒體，
部分的台灣派媒體，
投降派政黨則是欣然接受，
部分台灣派政黨黨員，

哪有台獨一詞呢？這是一個謊言。

北京說的反對台獨(這句話有被形容為負面意思了)
是不對了。

北京的意思是反對台灣自決，不過他敢這樣說嗎？